绪论

本书是我承担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研究》的结题成果。作为一项课题研究，研究时间紧迫、研究对象明确、问题意识强烈、当代价值突出等已成为一些共同的特征，本项目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的。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缘起。

中国古代诏策奏疏是历代王朝重大决策的载体，直接见证着王朝的兴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汉代作为诏策奏疏的定型期，在古代诏策奏疏史上最具代表性。清代姚鼐认为：“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刘勰《文心雕龙》指出：“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此二论分别对汉代诏策、奏疏的地位进行了概括，成为诏策奏疏史上的公论。因而，汉代诏策奏疏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的汉代，除了催生出了“一代之文学”——汉赋之外，因为长期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还产生了很多以军事为议题的诏策奏疏。作为“非常之世”的“非常之策”是如何产生的？包括了哪些内容？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蕴含着哪些军事思想？与同时代主流文体——汉赋及其他文体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都值得深思。一方面，文学研究者指出：“对于奏议与诏令、文、赋、颂、箴、铭、赞、诗等文体的关系，仍可深入作文章，特别是奏议与某一时期的历史、档案、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选拔制度、民族关系、社会风气、士人心态、公文写作等的关系，可做的题目很多，所以大有可为。”另一方面，军事思想研究者指出：“中国军事思想还具有精深辉煌的文化底蕴，其著作大多谈古论今，气势磅礴，笔不涉同，辞有异彩，其文学的美感，常常令人为之倾倒。”可见，从文学与军事双重角度对诏策奏疏进行观照意义重大。因此，研究汉代诏策奏疏中所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文化精神，以及其与同时期赋、颂、赞、箴、铭等文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学界对于诏策奏疏的研究近些年方兴未艾，然而，对于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的研究寥寥无几，迄今未有专著出现。由于汉代军事奏疏在汉代军事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出现了一些诸如对韩信《论楚汉得失疏》（《汉中对》）、晁错《上书言兵事》（《言兵事疏》）等军事奏疏名篇的研究，大都以单篇论文或“军事思想史”类著作中章节的形式存在。对于很多蕴含着深刻军事思想但又非名篇的奏疏，还缺乏深入研究，而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史，若不将其放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背景下来探讨，便不会有整体的、科学的认识和论断。因此，从帝王和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大臣之间互动的诏策奏疏来研究军事思想，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此一选题，鲜有人涉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研究状况，一方面说明目前学界对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的研究还缺乏整体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本书所进行的研究是研究者虽已涉及却未做出整体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与此同时，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的研究对于当今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的朝代，从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经“文景之治”到“武宣之世”达到鼎盛，不仅成功解决了诸侯纷争的内忧问题，还基本解决了外患问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国防与军队建设经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今强国兴军，推进军事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外，汉代军事奏疏中蕴含的汉民族形成过程中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对于激扬当代革命军人血性、凝魂聚气，意义重大。

然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重要文体，诏策奏疏长期以来并未能够与诗赋等文学样式一起成为研究者的宠儿，相反，曾受到相当的冷落。与从古至今蔚为大观的诗词集相比，清代以前产生的较有影响的汉代诏策奏疏辑录成果仅有宋林虙、楼昉《两汉诏令》，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和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对汉代诏策奏疏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呈递增趋势，然而相对于纯文学文体来说，仍倍显清寂，从而使诏策奏疏成为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领域。有关汉代诏策奏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学位论文和单篇论文方面，大都从汉代诏策或奏疏的文风、类型、艺术特点、文体特征、历史作用与地位等某一方面切入。王启才的专著《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从文学、文体学、美学与文化精神角度对汉代奏议进行了综合研究。然而，专门以汉代军事诏策或奏疏为研究对象的硕博论文或专著目前尚未出现。就军事诏策奏疏而言，除个别学者从军事思想史角度对奏疏名篇进行关注之外，大量蕴含着丰富军事思想的奏疏还未被纳入研究视野。

有鉴于此，本书以“汉代军事诏策奏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诏策奏疏的文本细读，来蠡测汉代诏策奏疏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文化精神，故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的本体研究。研究的资料来源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主，并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昭令》和《历代名臣奏议》等诏策奏疏辑本进行细致考察，归纳整理出259篇汉代军事诏策奏疏。在对汉代诏策奏疏的内涵进行界定，将其按特征的不同各分为四个时期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分类研究。将汉代军事诏策分为军事赏罚、军事命令和外交关系三大类，将汉代军事奏疏的议事范围分为人才任用、论功封赏、议战谏战、请战出使、安邦方略、守边策略、作战计谋、用兵之道、分析战况、民族关系十个方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的军事诏策奏疏，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并从诏策行文风格的差异探讨其与汉代外交的相互影响以及军事奏疏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

二是探索汉代军事奏疏中的军事思想与文化精神。本书从“非常之策”的决策角度来研究中国军事思想，将最高军事长官皇帝的“诏策”和群臣的“奏疏”作为研究对象，从战争观念、国防建设思想和军队建设思想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对于军事活动频繁的汉代，洋溢着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汉民族初创时期所特有的文化精神进行解读，即“重人命，俟时而动”的人本精神、“以义动兵”的伦理精神、“愿受长缨”的事功精神和“马革裹尸”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出这些汉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对于提升民族自信心、增强军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考察汉代军事诏策奏疏与同时期其他文体的关系。作为我国古代文体的成熟期，汉代帝王的诏策和大臣的奏疏写作直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写作方向。以汉武帝为例，其诏策对军事征伐的重视，直接促成了讨论军事征伐问题奏疏的产生。汉武帝还在《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中借颂瑞以自我肯定军事征伐政策的正确性，帝王的爱好必然会带来臣下的关注与倾向，因而，此时期诸文体与主流文体汉赋共同构成了代表这一时期的独特文学风尚。探讨诏策奏疏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揭示各类文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面貌的原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风与内容的变化。

从文学与军事交叉的角度对诏策奏疏进行阐释，尤其是对整个汉代所出现的军事诏策奏疏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尚无典型的成果可资借鉴。已有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为本论题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与现有研究成果相比，本书的创新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选题新颖。本书首次对汉代军事诏策、奏疏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现有的诏策、奏疏研究涉及军事方面的少之又少，即便涉及晁错、韩信等少数上奏者，也主要是从历史、文学或政治角度展开，并没有作为专门的军事诏策、奏疏进行研究。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难以展示出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的总体特征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

第二，当代跨学科的研究视野。本书首次把汉代军事诏策、奏疏置于文学、文化与军事学相交叉的学术视野中，分析、总结和阐释了汉代军事诏策、奏疏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并对军事诏策、奏疏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进行双向考察，从军事诏策、奏疏关注点考察汉代军事后勤、边防政策、用兵之道等状况，辨析功过得失，借古鉴今。

第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所谓传统，主要体现在文献梳理方面，比较、分类、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等，都是一些传统的研究方法。本书首次对汉代军事诏策、奏疏进行系统归纳整理，对259篇诏策奏疏，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进行统计归类，总结其类别、作用及产生原因；同时首次将汉代诏策奏疏和军事诏策奏疏分别进行阶段划分，对其不同阶段的特征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分阶段对比研究，把诏策行文与汉代外交的相互影响立体地呈现出来。所谓现代，主要体现在现代解释学方面，结合汉代社会的历史背景，深入挖掘诏策、奏疏中的军事思想及其中内在蕴含的文化精神。

第四，科学探索与人文追求相结合的价值取向。本书始终坚持从整体性出发，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和层次关注问题，把文献梳理与科学解读融为一体，对汉代文学进行整体观照，对文学史上非常重要但尚未深入研究的军事诏策、奏疏与汉赋互动影响下的汉代文学风尚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