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

国民心理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一国国民之间者也。盖个人集合而成社会，个人心理亦集合而成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有表现于一时代之间者，如商质周文，霸王皓，各以时代而异。其表现于一地方之间者，如郑淫卫乱，唐俭秦强。古人著为国风。近世学说，谓人之性质。常受地理上之影响。大陆之民，抱伟大之思想。岛国之民，富进取之性质。山国之民，气宇严重。泽国之民，性情伶俐。是皆以地域而殊者。进而求之，则社会心理，有表现于一人种之间者，如条顿人种之头脑冷静，腊丁人种之性情轻躁，犹太人种强于宗教之感情，印度亚地安人种偏于厌世之主义皆是。其现于一国民之间者，如法国国民，万事皆有以国家经营之倾向；英国国民，则多恃个人之活动以处理之；德国国民，凡事必先求其理解，决定其事物之利害得失而后实行；英国国民，则实行为先，而后为理论上之解释。此外如法、意等国，富于美术的情操；英、德、美诸国，则勤于业务。各国国民，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质，彼此不能强同，是即所谓国民心理。而吾中国之国民心理，则又吾辈之所亟欲自知者也。

一国之国民心理，必赖他国之比较而后得，而尤以映射于他国人之眼帘者为最足注意。欧美人之评论吾国民者，其说滋多。有谓强于忍耐力者，有谓富于保守性者，有谓乏科学的智识者，有谓无发明之才能者，有目为残忍者，有称为和平者，有讥其不知爱国者，有美其长于自治者，有笑其固陋而不能开发富源者，有赞其勤俭而以为善于贮蓄者，虽毁誉不同，要皆各有见地，各具理由。而其较为确切而概括者，则莫如“现实的国民”一语。盖吾国民之心理，常注重于现在之事实，而于事物之原理，则常忽略之而不顾也。

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于伦理、宗教、学术、技艺上均可得其证明。我国伦理，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日用实行之事，亦既详明而周至。遵而行之，可以齐家，可以治国。然君权之成立，只认为天命之所归；家庭之构成，偏重于男姓之系统。举如此类，其原理若可解若不可解。古昔贤哲，大都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盖深知吾国民善为事实上之措置，而不善为原理上之探索也。佛教之本旨，具广大之愿力，含幽妙之哲理，而施之吾国，则为因果报应之说，祈祷祛禳之仪，全注目于实地上之应用。科学之中，历学、算术发达甚早。若合朔置闰之法，句股方田之术，于应用上已无缺憾。而公转自转之说明，几何代数之推演，亘数千年之久，始由欧洲输入者，亦以重事实而忽原理之故耳。他如农桑、畜牧、兵事、外交、本草、医学以及堪舆、人相诸技术，寻绎旧闻，常有经验独到之处，足与近世学理互相印证，而考其说明之理由，则皆穿凿附会，不可究诘。盖吾国人对于事物原理之观念，大都为一种特别之归纳法所误。此特别之归纳法者，即“五行生克之理”。凡一切事物，其原理不明者，辄弃置之而以五行生克为其归宿之点。此实吾国人忽于推理之由，亦即吾国人疏于推理之证也。

今试从政体上以考察吾国民之心理。稽诸载籍，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若民为贵君为轻，若得乎邱民为天子，于民主立宪之原理，未尝不露其端倪。然数千年来，潜伏于君主专制政体之下。此等理想，消磨于若有若无之间。而史家之批评，儒生之论议，人民之倾向，专注重于君主之仁暴问题。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盖全从事实上立论也。故君主而仁焉，则专制可也，世袭可也；如其暴焉，则怨毒归之，而为事实上之革命。美国、法国之革命，皆以理想为之先驱。革命以后，政体遂变。我国之革命，自汤武以来，无虑数十次，仅于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国民政治上之思想，数千年绝无改革。此亦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之证焉。

至此次革命，固以原理为动机，然特少数之先觉者怀抱此理想耳。就大多数国民之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仍依据于事实，而非根本于原理。盖事实问题者，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而吾国民对于共和政体之观念，乃歆于事实上之所谓利，非动于原理上之所谓是也。盖我国民既惩于甲午、庚子以来之失败，又受日俄战役之激刺，就事实上之比较，知专制之终于覆国，立宪之可以兴邦。又以他国已往之事实推测之，则立宪政体之成立，非革命流血不为功。故武汉发难，全国响应。我国民之推翻专制创立共和者，固欲于事实上维持国家之势力，非欲于原理上主张天赋之人权。是以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间有非共和的行动，受反对党之责难者，一般论者辄以“国家为前提”之一语抵制反对党，袒助现政府，意即但求事实上之利，则于共和之原理如何，不妨暂置之勿论。是亦国民心理之易于窥见者也。

今民国成立将一稔矣。觇共和政治之现状，则其表示吾国民心理者，尤彰彰焉。论者每谓现今吾民国政治上，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与美、法诸共和国之政治颇异其趣。而予则以谓此等现象，殆国民心理之所构成，颇足以资研究。夫兵马与法律之两权常互为消长。非兵马服从于法律，则法律服从于兵马，其势然也。然兵马之权，事实上之权；法律之权，原理上之权。国民之重视原理者，固以法律上之解决为正当。而在重视事实之国民，则觉兵马权之所解决者，较法律权之所解决，更为真确。至立法、行政二权，又随兵马权与法律权而相为消长。盖兵马服从命令，统属于政府（间有统属于议院者，如英国格林威尔时代，然非常例）；法律根据学理，发生于议院。法律常拘束政府，缩其便宜处事之范围。兵马常蔑视议院，试其破坏蹂躏之手段。故二者常处于相对之地位。欧洲之国家学者，谓政府为事实权之所在，议院为理想权之所在。盖一拥调遣兵马之权，一握制定法律之权也。欧洲共和政体之发生，渊源于希腊。希腊共和国之立法权所以强大者，以希腊人民之天性好析理，又有析理之力。其各都市皆有著名之创法家，如梭伦（Solon）、来喀瓦士（Lykourgos）辈，并一国之民生政治而改铸之，为国法上之大改革。吾中华现实的国民，适与希腊之析理的国民性质相反。故虽同一共和政体而立法行政之间，其权力轻重乃大异。橘逾淮而为枳，物犹如是，况政体乎？

夫一国之政体，必适应乎一国之人心。故虽同一共和国，而其间不少差异。古昔罗马之共和国，其实权在为议官之贵族；亚美利加中西班牙人种之共和国，皆戴武人为首领，且使得随意创定宪法或废止之。是固不能以法、美等共和国比而同之也。吾中华现实的国民，自不能以纯粹理想的共和政体移殖于其间，而所谓中华民国之共和政体者，殆不能离事实而趋于理想。此非记者愤世嫉俗之言，乃度势衡情，而以是为适应乎人心之政体。盖国家本由事实发生，力征经营以构成之，本非理想界上之物。哲学者谓国家以民约为起原，法学者谓国家为法律的组织。民主立宪之说，即以是推演而来。是盖欲以事实的国家，移为理想的国家，其意非不甚美。然非存立于国家以内者，悉为理想的高等之人民；范围于国家以外者，更为理想的和平之世界。则理想之势力，决不足以敌事实之势力。盖内忧外患之来，不能持理想上之势力以解决之，则国家统治之权能，不能不以事实上之势力充之也。

虽然，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事实之进步，必以理想为之前导。吾国人蔑视理想，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数千年来进步之迟缓，概由于此。但自欧洲学术输入以后，觉原理上之应用尤宏，国民心理，未始不因以渐变。近年以来，理想上之进步已渐著。惟事实之进步，犹不能如理想之速耳。彼哲学者、法学者所持之共和原理，在事实上本不能一蹴而就。今日吾民国之共和政体，其不能满于哲学者、法学者之意，诚无足怪。吾国民苟自审其政体上之缺陷，采欧人千余年来发明之原理，而以现实的心理陶铸之，则今日之所谓原理者，他日未必不著为事实。柏拉图曰：“共和之统治，归于哲学者。”吾愿柏拉图之不我欺也。

（原载1912年《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