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高端服务业创新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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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国制造业回归与“再工业化”战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意识到新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实体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于2010年提出了“新经济战略”,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美国旨在实现实体经济回归,重新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也就是美国所谓的“再工业化”战略“再工业化”是针对工业化进程完成以来出现的过度“去工业化”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节等问题,逐步形成的一种回归实体经济的纠正机制,通过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回归实体经济是对“去工业化”下社会资本过度脱离实体产业的反思,重新审视制造业的价值,但并非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再工业化”将通过不断吸收、运用高新技术成果,发展先进制造业,以重构实体经济。。“再工业化”的核心并非通过国家干预、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简单复辟,而是要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联动融合协同发展。“再工业化”战略的中期目标是要促进创新,重振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扩大出口;而远期目标则是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结构调整,强化制造业优势,以“再工业化”作为占据世界高端制造业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使主导“新型制造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环保、能源、交通乃至所有经济领域迅速发展。为此,美国制定了各种政策举措促使制造业“回流”,先后出台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文件,以期使美国制造业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美国制造业对GDP和就业率的影响虽然不及服务业,但制造业的影响力已经初步显现。扑克财经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在1953年占GDP的比重为28.3%,提供了32%的就业岗位,而到2009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下降至12%和9%。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制造业产出显著下滑,但“再工业化”战略产生了许多高端技术,并因此创造了就业机会。美国政府鼓励制造业回流,并促使部分高端制造业回归,由此来发挥美国自身的比较优势,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比2009年,2014年全年制造业增加值上升21.5%,与同期GDP的涨幅大体相当,不过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并未增长。相比之下,第三产业中金融服务业以及专业性服务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继续低于金融服务业以及专业性服务行业。2014年美国GDP增长为2.43%,其中制造业贡献的增长仅为0.2%,而金融服务业以及专业性服务贡献为0.96%。关于就业方面,在2009—2014年期间,美国制造业、金融和服务业就业人数分别增长4%和13.8%。美国就业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失业率回落到2008年初的5%左右,新增就业岗位大幅度增加,出口明显增长,可以说“再工业化”总体上初见成效。从更长的周期中观察,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而2014年制造业总就业人数降至1220万,仅占总就业份额的8.8%。以上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小幅增长远未达到扭转趋势的水平。总之,短期来看,“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美国制造业发展状况暂时虽不及金融和专业服务,但竞争优势正在逐步恢复。

美国对制造业的投入虽然没有明显提高,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现却很突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6%,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7%,二者的比重基本上是1∶1;“再工业化”以来,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但截至2014年也只有2.88%,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达到12%。事实证明,美国对制造业的投资十分精准。尽管制造业在宏观层面上的比重并没有显著提升,但在微观生产效率、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已经逐步显现。在本轮制造业结构性复苏过程中,美国走的最快也最稳,表现出的抗冲击能力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

综上所述,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之后,美国对制造业的投入及制造业对促进GDP增长和提高就业率方面都有所改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有关数据显示,美国排名从2010年的第四名上升到2013年的第三名,而在2016年,又升至第二名。这种趋势表明美国正在持续提高它的制造业竞争力,而且有望在2020年之前取代中国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确实在发生。其中,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为享受美国工人更高技能带来的收益,高端制造业正在选择逐步回归,而中低端制造业则继续在海外寻找成本洼地。这与美国政府的当初设想基本一致,即为重振美国制造业,通过对实体经济进行主动干预,利用财政支持、贸易保护等手段重塑制造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高端实体制造业,以此来降低失业率,寻求美国经济复苏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