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文化产业人才政策理论

2.3.1 文化产业带动就业论

伯克曼基金会研究员Cathy Brick wood在《信息社会中的文化政策与就业》中，以欧盟为例对文化政策进行了详细探讨，指出：就业政策实际上就是文化政策。他认为，文化产业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它应该被纳入到欧盟的“全面就业战略”中去，应考虑“如何最有效地把就业问题考虑进去”。同时，就业培训是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所面临的关键性领域。

Andy C.Pratt（1997）在构建文化产业体系时，主张把文化产业分成四个部门，即内容创意（初始生产、委托制作等）、生产输入（生产设施的制作）、再生产（再生产和集中发行）和消费（权属消费的交换地点），其中第四部门主要包括家用电器、广播电视产品、书籍、报纸和文具的零售活动，以及艺术活动、图书馆和档案活动、博物馆活动、历史遗址及建筑的保存等。Pratt统计了1984—1991年英国的就业数据，第一部门增长了3.7%，第四部门增长了15.6%，而第二和第三部门分别下降了19.4%和3.5%；而这期间伦敦的就业情况则是，第一部门增长了7.8%，第四部门增长了15.6%，第二和第三部门则分别下降了53.9%和64.0%。Pratt（1997）对英国的实证研究表明，1991年英国文化产业发展带动的就业人数近百万，占到英国当年总就业人数的4.5%。在他的后续研究中，他补充了1991—1996年的数据，这期间英国的文化产业就业第一部门增长了38%，第二部门增长了2%，第三部门持平，第四部门则下降了10%。英国的文化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都市区。该地区的就业人数大概是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在1991年和1996年文化产业就业人口占英国的比例分别是39.5%和41.5%。

Peter H（2000）指出，就业数据并不是简单地上浮或者下降，它表明文化产业就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一方面，整个文化产业就业是高速增长的，这种增长是以内容创意和生产为主的第一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同时，文化产业就业也存在外溢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生产设施的制作和集中发行这两个部门。这种外溢也表明，文化产业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和全球市场相连，而不再仅仅是与本国的其他经济部门相连。

Allen J.Scott（1997）的研究数据显示，1992年美国的文化产业有超过50%的就业位于都市区，尤其集中在一些较大的都市区内。当然，这个集中的比例是随成品文化内涵的增长而增长的。比如“鞋类”部门由于包括了一些标准化制作的产品，仅仅只有11.6%的就业集中在大都市区；而“电影制作与发行”部门，其就业则有96.8%的比例集中在大都市区。在美国，尽管其文化产业就业不均衡地分布在40个都市区，但最为集中的则是纽约和洛杉矶。其中，洛杉矶1993年文化产业就业数值超过了美国1992年文化产业就业数值的四分之一。在洛杉矶的文化经济中，电影制作业与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服装和其他纺织品行业，其他如主题公园和旅游服务、内部装饰和设计、音乐唱片和多媒体生产，都以较高的速度在增长。Allen J.Scott（2004）指出：当文化产业只占国家经济制度的适度比例时，它们对就业和收入会产生相当大的贡献。目前，文化经济在许多国家占收入和就业的较大份额。同样的道理，这也为决策者提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机会。尽管大多数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能仍将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发生，但是低中等收入国家也能够通过很多方式参与新的文化经济。即使是老旧的、经济不景气的工业区也偶尔可以通过精心策划的文化举措找到它们的发展机会。在任何情况下，目前现代生活中经济和文化之间正在加速融合，它带来的是城市和区域的重新排列，并为决策者提供新的机会，以提高地方收入、就业和社会福利水平。

澳大利亚的数据是根据澳大利亚地理学者Chris Gibson（2002）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整理而得。他认为在澳大利亚，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来统计文化产业就业，一般很容易低估实际情况。首先，创意者的收入与每一年的财政收入二者并不一致；其次，创业者的就业时期可能恰好不在人口普查期内；最后，如在澳大利亚，创意人员通常会有别的收入来源，很有可能在人口普查中被登记的是与文化产业无关的一项职业。Gibson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对全国近26000户的家庭调查统计指出，文化产业部门中的实际就业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存在较大的出入。按照调查统计，2000—2001年估计250万澳大利亚人从事有偿或无偿的文化产业工作。按照这一数值估计，澳大利亚1996年文化产业就业量至少占到总就业人数的20%以上。在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就业则明显表现出不均衡态势：各个州的文化产业就业高度首位地集中于都市区，而各个州的首府城市的就业、投资和产业集聚则远远高于非都市区。其中，悉尼的文化产业就业是新南威尔士的非都市区的两倍。在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就业则呈现明显的首位分布，悉尼是全澳大利亚文化产业就业的首位城市，几乎占到全国文化产业就业量的30%。而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中就业比例占绝对优势的职业是设计师（14.7%）、艺术教师（教音乐、舞蹈等，12.8%）和新闻工作者（8.8%）。

Dominic Power（2003）指出，在北欧的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四个国家中，除了国家首都之外，这四国内的其他大城市同样具有较高数量的文化产业就业量，其就业既拥有较高的区位熵，也显示出较高的增长率。在北欧四国，文化产业各部门没有固定的增长模式，并且存在一定差异，在某些部门显得相当显著。比如音乐产业，丹麦和瑞典1997—1999年之间的增长都高于平均增长，但是挪威则出现了明显下降，芬兰则落后于北欧平均增长水平。在挪威的各个部门中，企业大小混合的程度相对稳定（例如所有公司规模或增大或减小）；而在丹麦，就业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企业数量的下降。1997—1999年期间，就业上升13.71%，企业数量下降3.24%。与丹麦趋向于大公司的特点相反，瑞典则显示出相反的趋势，企业数量在1997—1999年期间上升了12.23%，而就业则上升了9.62%。Power预计，未来文化产业的生产活动由中小型企业支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Dominic Power（2002）还采取Pratt的体系分类法分析瑞典的数据，数据显示，1994—1999年期间，瑞典的文化产业就业第一部门是高速增长的，增速达到了61.97%，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分别下降了6.59%和0.62%，第四部门则上升了3.95%。

另外，荷兰学者Robert C.Kloosterman（2004）统计了1993至2001年荷兰文化产业的9个部门：出版、建筑服务、广告、影视制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表演艺术、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图书馆博物馆和自然保护的就业数据。在荷兰，文化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支这四个城市，这四个城市的就业量占到了荷兰的四分之一。此外，他还指出荷兰文化产业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快于其他部门，这样可以极大地拉动整体就业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的增长。

文化产业创造就业的水平成为欧盟评定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欧洲委员会（1998）在《文化、文化产业和就业》中指出，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投资，文化领域的消费也不应被看作简单的消费，而应被看作一种中长期投资，这种投资不仅能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公共税收，而且有利于长期就业，并进一步促进社会稳定，增强区域和地方的活力。欧盟统计署EUROSTAT（2007）关于文化产业就业的统计指出：在欧盟27国有近500万人在文化产业就职，占2005年欧盟就业总人数的2.4%。其中各国因经济、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不同，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比例也不同，其中罗马尼亚为1.1%，葡萄牙1.4%，波兰1.7%，法国2%，德国2.8%，英国3.1%，瑞典3.5%，芬兰3.3%，荷兰以3.8%的比例雄踞榜首。这项调查还评选出了最“现代”的欧盟国家是荷兰。虽然荷兰文化产业的绝对从业人数只有30.6万（德国为100万，英国87万，法国48.8万，意达利46.4万，西班牙39万），但从2002年至2005年荷兰文化产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欧盟的平均速度，其从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23%，超过法国的12.4%和德国的8%。

Peter L.Higgs、Stuart Cunningham和Janet D.Pagan（2007）指出，创意产业的国家路径规划（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Mapping Project, CINMP）开发了三种路径来衡量创意劳动力——创意产业中的创意职业、其他行业中的创意职业以及支持创意产业的支持职业的总就业人数。他们使用文化创意产业方法和来自澳大利亚2001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的数据，估计有近30万人在创意产业的企业就业，占澳大利亚总劳动力的3.7%。这些人中的45%即134450人，被雇用或工作在特定的创意职业（Creative Occupations, COs），在专业的创意产业公司工作。余下的165466人，受聘于支持、管理或销售岗位。然而，很多人都受聘在经济其他部分的特定创意职业。使用文化创意产业方法，Higgs Peter L等人估计有额外的137017人，从事与专业创意产业相同的创意职业，但他们通常受聘于与创意产业不相关的其他行业，如金融、政府、教育和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共有创意劳动力就业的三种模式。总体来说，创意劳动力43.7万人，占2001年澳大利亚劳动力的5.4%。创意职业的就业占三种就业模式总人数的62%，它几乎与创意产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分布是同样的。专业创意产业的就业占三种创意产业就业模式总就业的69%。2001年澳大利亚的总就业收益约7%是通过创意三种就业模式产生的。创意三种就业模式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估计为47657美元，比澳大利亚平均水平高出34%。

Alan Freeman（2007）指出，创意产业就业几乎完全在私营部门，三分之一位于英国大东南（Greater South East, GSE）地区。大东南地区的私营部门就业与大东南地区公共部门就业以及之外的所有就业相比，从2001年至2004年每年下跌。Alan Freeman将创意就业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创意产业员工、创意产业的自由职业人士和创造性的不在创意产业工作的员工。有可能单靠这些部分之一承担下降，因此，这种下降是创意个体就业方式更多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全体人员包括在内的创意就业的一般下降，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整个英国的创意产业就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在伦敦以外的创造性的不在创意产业工作的工作者显著增加。创意就业的结构在伦敦城内和伦敦以外的地方显著不同。伦敦以外的地方，所有创意工作者的52%——80.8万人不在创意产业工作。伦敦城内的比例只有31%，劳动力就业占主导地位，英国的创意劳动力就业的45%是在伦敦。

Ann Markusen等人（2008）将创意工作者分为两种：文化产业的就业者和那些从事属于文化职业的人。文化产业雇用许多工作不涉及创造性的任务的工作者，而文化职业包括许多自由职业而不是指定的任何特定行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使用这两种就业指标比较了波士顿大都市区和美国创意经济的规模与性质。对于职业的比较，包括了创意阶层和国家艺术捐赠（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NEA）的艺术劳动力的估计。创造就业的估算结果相差很大，从不到1%的全国劳动力到近50%的全国劳动力。文化产业的就业高于文化职业，因为前者包括所有工作者，不管他们是直接或间接生产了文化内容。比较的结果为决策者展示了一群文化生产者对区域经济整体是多么的重要，这样的估计对定义的选择是多么的敏感。Ann Markusen等人还分析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文化艺术企业与就业情况，指出：2006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确定了超过54.8万个以艺术为中心的企业，国家雇用了290万员工。这相当于所有企业的4.3%和D&B数据库中的所有员工的2.2%。波士顿大都市区是雇用了73003个员工的13777个艺术相关企业的所在地。由小型企业组成的视觉艺术和摄影部门占以艺术为中心的企业的34.0%，而仅占22.0%的艺术就业。相反，较大规模的博物馆和收藏馆占企业的2.6%，却占就业的7.9%。在最近的两年间，设计和出版等更加商业化的文化产业部门，以及视觉艺术和摄影、电影、广播和电视已经比博物馆、表演艺术、艺术学校等占主导地位的非营利组织具备了更高的就业增长率。

Peter Higgs、Stuart Cunningham和Hasan Bakhshi（2008）也排除了那些表面上是创意的，但在创意产业中就业率很低的职业。使用这种定义，排除了在DCMS的计算中包括的14组数据 ——包括公共关系人员，信息和通信技术管理人员和印刷人员——但添加了5组新的数据，包括建筑和机械制图者、软件专业人员和图书馆管理员。他们计算出的创意经济占英国总就业超过7%，与官方的估计一致：在2001年，创意就业近1.9万人，占英国就业的7.1%，非常接近DCMS采用不同的方法、定义和数据测定的同一时期的经济估计水平。此外，Peter Higgs、Stuart Cunningham和Hasan Bakhshi还根据对英国创意产业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从长远来看，创意就业增长强劲。

人口普查和劳动力调查（Labour Force Survey, LFS）的数据表明，从1981年至2006年英国创意产业就业每年增长3.3%，而英国经济增速仅为0.8%。创意产业内的“专家”——创意工作者——具有最高的增长率，自1981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了6.2%。然而，自2001年以来整体增长放缓至1.0%，仅低于同期英国劳动力1.2%的年增长率。

2．创意收入高于平均水平。

创新收入平均比2006年英国整体经济收入高出约37%。但2001年以来每年增长2.5%，与总劳动人口的3.5%相比增长速度较低。在2006年创意职业产生超过40亿英镑的薪酬及工资，而支持创意产业的人员获得额外的168亿英镑。总的来说，创意工作者获得英国所有收入的9.6%。他们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软件、电脑游戏和电子出版就业——特别是支持工作者收入最多。

3．更多的创意人才在创意产业外围工作，而不是在创意产业核心工作。

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创意就业产生于创意产业本身之外，这是不成比例的。这与其他NESTA的研究发现一致。创意产业总体劳动力（这个数字包括支持创意产业的人员）的35%是被非创意部门所雇用。

Dominic Power和Tobias Nielsén（2010）指出，大多数最大的文化和创意产业就业集群具有比平均水平更高的集中度。文化创意产业和大市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总是如此。尽管许多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是排名较前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所在地，但一些最大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却存在就业滞后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就业人数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就业增长是一个普遍增长的扩增版本：如果就业上升，则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就业会上升得更快，反之亦然。一般模式是国家的整体就业人数的增加等于或好于创意和文化产业，而整体的负增长率是与创意文化产业较高水平的下降相联系的。小国往往比大国更加关注文化创意产业。

2.3.2 佛罗里达的创意资本理论

人才是创意经济时代城市竞争优势的来源，人才资源是把创意思想转化成新商业商品的关键要素。因此，创意城市的优势在于能够吸引人才，是否有足够的创意人才是创意城市的标志之一。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中写道：“经济力量将不再取决于自然资源、制造业水平、军事实力或是科学技术。未来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势必会对未来几十年的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会重塑了一个新世界。因此，今天的竞争力核心在于一个国家动员、吸引和留住创造型人才的能力。不论是制造业的佼佼者还是科学技术的前沿先锋，国际经济中任何一个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都要依赖于这种能力。”

2002年，Florida提出了创意型城市必须具备“3T”要素，即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宽容（Tolerance），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影响，是创意城市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美国的社会阶层构造发生了主要变化，除了劳动者阶层（working class）、服务阶层（service class）以外，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在悄然兴起，他还将创意阶层分成“具有特别创造力的核心”（super creative core）和“创造性的专门职业人员”（creative professionals）两个组成部分。他认为，创意阶层是指所有需要创意的职业，包括科学家、工程师、诗人、艺术家、设计师、卫生及法律从业者、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者。根据这个定义，Florida推测，2002年美国的创意阶层人数达到了3000万，占劳动力市场的30%。创意部门创造的财富占全美国财富的47%，而工业创造的财富占23%，服务业创造的财富占30%。创意阶层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创意阶层具有创意与创造力。Florida认为，那些属于创意阶层的人虽然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经常会有创新的想法，发明新技术，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第二，创意阶层的成员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能力。比如说，尊重个性，竞争与实力主义优先，喜欢开放与多样的城市社会环境，具有重新修改规则、发现表面离散的事物间共同联系的能力，等等。第三，创意阶层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取向。Florida认为，创意阶层在选择工作时，除了关注工资以外，还特别重视工作的意义、工作的灵活性与安定性、同事间的关系、技术要求以及公司所在城市等其他因素。在业余文化生活方面，他们喜欢参与型的体育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攀岩、潜水、滑雪等。创意阶层在工作与业余生活方面的价值取向会对城市和社区产生深刻影响。

Florida的创意资本理论认为，未来国家经济的发展核心动力是创造型人才，即创意人才，这是因为有创意的地方，就必定会有技术的创新与经济的增长。因此，是否具有能够吸引、留住创意人才，并充分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将成为未来国家在竞争中是否能取胜的焦点。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长期的经济优势焦点集中在吸引、创造和激励创意人才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竞争。为此，他建立了“全球创意力指数”，把创意力和竞争力紧紧联系起来。

Florida的创意资本理论还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具有创意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意人才。这个理论看起来比较简单，也很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却非常容易遭到忽视。正如Florida所说，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难以置信的创意力，它是人类发展和适应环境的产物。因此，创意资本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人类在许多方面和领域都极具可以转变为价值的创意潜能，但是这种创意潜能的激发和利用，需要政府、企业和个人多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Florida认为点燃创意人才内心的创意之火，需要宽容的环境，即需要一个能够接受不同层次的人并主动拥抱这些差异的城市。他认为只有宽容的城市才能够激发更多人才的创意能力，获取更多的流动资本。他还指出，那些“在技术、才能和宽容”的程度上排在前列的城市已经吸引了大批创意阶层的成员，并且形成了自我促进的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创意阶层”也发展了艺术、音乐、夜生活，并且创建了新的名胜，比如伦敦的切尔西（伦敦的自治城市，是文艺界人士的聚居地），纽约的“硅港”。美国国家管理者协会也声称“创新产业，非营利机构和独立艺术家都是一个成功的地区居住环境不可缺少的部分”。

此外，Florida指出，创意阶层具有高度流动性，并且这种流动性完全取决于城市的某些品质。Florida采用了高科技指标、发明指标、人才指标、同性恋指标、“波西米亚”指标和种族融合指标来测量城市的多样性，并运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城市多样性吸引创意阶层集聚的假说。在创意经济社会里，社会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以及休闲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多样化，足以满足创意阶层的多样性文化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创意经济中最重要的元素——文化，具有共享性、多样性和包容性。加拿大的学者也发现在北美那些创意阶层趋之若鹜的城市多是开放度、宽容度和多样化高的地区，这些城市休闲和文化接触机会较多。根据Florida的观点，一个开放的环境对于创意阶层来说，其独特的技能能够为当地人所接纳。

在创意经济时代，创意文化本身就有多样性特征，而且创意文化的多样性总以闲暇、消费的形式出现。其原因就在于创意阶层的休闲消费文化正是基于文化的多样性和宽容性，或者说开放性间接催生了潜在的创意能力。创意阶层主要通过释放自我和塑造自我来建构他们的休闲消费方式和维护他们的身份。Florida发现，创意阶层的休闲消费活动具有明显的体验特征。他们对休闲娱乐活动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更具体验性精神享受的特征，如有趣的音乐、画展、戏剧、电影等，还包括充满活力、形式多样的夜生活。创意阶层渴望参与，真实地体验现实世界，希望通过不同的社会互动、消费等行为或活动来实现个人价值。在业余文化生活方面，与棒球、篮球等竞技性体育运动相比，创意阶层更加喜欢积极主动、参与性强的体育运动，如自行车、攀岩、潜水、滑雪等运动。他们渴望刺激，想融入真实的现实生活，希望能够满足自己高品质、多层面的体验需求。

Florida在他提出的著名的创意经济发展“3T”理论的“3T”（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中又增加了一个“T”（即Territorial assets，地域资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4T”理论。而Glaeser提出的“3S”（Skill、Sun、Sprawl）理论也强调地点质量（quality of place）对于创意阶层的重要意义，如阳光地带（sunbelt）是吸引创意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Florida把创意人才定义为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个人，他在“3T”模型中采用一个地区拥有学士以上学历的居民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反映该地区创意产业人力资源状况。他在实际计算创意人才指数时采用了美国劳工统计局2001年的职业和就业统计数据。Florida采用学历作为评价指标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技能主要是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获得的。这种计算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会高估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院校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会忽略没有完成大学学业的创意人才所作出的贡献。Florida和Tinagli在对美国创意指数进行扩展和完善的基础上，结合欧洲的实际情况，建立了欧洲创意人才指数。欧洲创意人才指数包括三个方面：（1）创意阶层指数，即创意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欧洲国家数据以及美国劳工部的相关统计数据测算；（2）人力资本指数，即25～64岁人群中拥有学士或以上学历的人数比例，该指数的测算采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欧洲国家统计数据；（3）科技人才指数，即每千名劳动者中科研人员与工程师的数量，测算采用欧盟委员会的相关统计数据。欧洲创意人才指数是对以上三个指数的综合，每个指数的取值范围是0～15。Florida和Tinagli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意阶层指数较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指数和科技人才指数也相应较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Florida（2006）运用美国331个主要城市与地区的数据，研究了大学对“3T”的影响。他的分析中引入了人才流失（流入）指数用来衡量地区吸引和留住大学毕业生的能力；用大学创意指数衡量大学和地区创意阶层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表明，大学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创意港湾，它不仅仅促进商业化的技术创新的产生，而且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也就是说大学在第一个“T”（Technology）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许多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经常会忽视大学对其他两个“T”，即在产生、吸引、鼓励人才和形成包容、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大学要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光靠其自身的能力是不够的，而必须要融入地区的创意生态系统中。大学和政府必须一起努力，共同协作、相互支持，发挥它们各自在包括技术、人才、包容在内的创意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Florida（2006）认为，大学对于促进研究成果的产生、教育学生，甚至对商业化的技术创新、新公司的创立的旧模式，都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以创意和知识为资本的时代。大学及其管理机构必须认真对待人才和城市包容度，使得它们和科学技术一起发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早在2004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Edward Glaeser就指出，Florida的创意资本理论同传统的人力资源理论别无二致。这一观点也赢得了路易斯维尔大学教授Stephen Rausch和Cynthia Negrey的支持。他们认为Florida在创意资本概念里提到的城市开放度只是文化要素之一，而文化是经济发展研究中的常量，因此一个城市的创意人才吸引策略只是“表面的”方法而已，而并非要改变一个城市的文化。两位学者引用霍金斯的观点——创造发明本身和“成功的创造发明”有关联但显然是两个问题。商业的成功要求专利获得和知识产权保护，但同时也要求充分考虑市场成本。所以创意本身未必会带来经济成功。这是对Florida 3T理论最概括和直接的批评。此外，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创意阶层与传统的人力资本之间有较大的重叠部分。Hansen&Niedomysl（2009）的研究表明，创意阶层与人力资本（依据获得的教育水平）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度可达0.94；另外，在芬兰、丹麦、挪威也发现了这种高度的相关性（相关度分别为0.96、0.84和0.854）。这种高度的相关性导致了人们对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究竟是否真的在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有很大拓展产生怀疑。Glaeser（2005）认为，假如创意阶层是人力资本的一个拓展，那么将这两个变量包括在同一回归方程中，这两个变量都应该有相同的符号和显著性。利用Florida的数据，他实证发现成人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份额对区域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创意核心群体”却在统计上不显著；而且这两个变量相关度达到0.75。其他研究，比如Rausch、Negrey（2006）和Wojan等（2007），都发现用创意阶层衡量的人力资本与传统的用教育程度衡量的人力资本非常相近（有时稍微好些，但有时更糟）。

2008年初，英国学者Nick Clifton发表在Swedish Society for Anthropology andGeography的The Creative Class in the UK:An Initial Analysis 一文对Florida的概念进一步深化，将创意阶层的概念细分为创意核心人才和创意职业者。前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学术与教育执业人士。后者指的是与创意核心人才相关的职业人，比如经理人、财经、法律界人士。基于这一分类方法，Nick Clifton发现，2001年，英国的创意阶层就已占劳动力人口的37.3%，高于同期美国的30%。在创意产业发达地区，创意阶层所占劳动力比例高达64.9%，而在创意产业落后地区，创意阶层仅占当地劳动力人口的24.1%。不过Nick Clifton也发现，在特定的创意城市，创意阶层中的创意核心人才、创意职业人才、波西米亚比例分配与创意阶层总规模并没有多少关联。对比显示，多样化指标和波西米亚指标均与创意阶层居住指数呈正相关。这说明英国创意阶层喜欢居住在高波西米亚指数和文化多样化的城市，其中波西米亚指标对创意阶层居住指数的影响最为突出。

创意类大学毕业生是典型的既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拥有一定创意能力的群体。Comunian等（2010）基于2006—2007年英国高等教育统计数据，从就业的角度研究了创意类大学毕业生（波西米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他们分别使用了Probit回归和多项式logit估计对创意工作获得者的特征和波西米亚毕业生获得工作的种类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发现，波西米亚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也遇到了困难，主要反映在工资和工作种类上，能进入创意产业从事创意工作的毕业生比例较低，且较多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