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而笃行

冯友兰先生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国大学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而进行思想上的探索与研究，而且在行动上和实践上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而身体力行。无论是作为教授、教授委员会的成员，还是作为哲学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大学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所做的事情不可计数。这里仅举出几件重要的事，以凸显冯先生为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所成就的事功，以及他为清华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一件事是协助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为争取清华大学的独立而辛勤奔波。

1928年夏天，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先生为清华校长。上任伊始，罗先生就把在燕京大学任职的冯友兰先生和杨振声先生邀请到清华，杨先生被聘为教务长，冯先生则被聘为哲学系教授兼校秘书长，加入了领导班子。

罗家伦先生任清华的校长后，首先实施的是“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四大化”的教育方针。当时清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改制问题：一是由清华学校升级为清华大学；二是摆脱美国驻中国的公使实际控制的校董会；三是将清华的管辖权由外交部而转移到教育部。在当时争取清华权益的斗争中，清华教授会推举冯友兰先生代表学校，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清华学校之间奔走，争取清华的改制和独立。“在罗家伦的领导下，经过清华师生的斗争，得到国民政府支持，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原来隶属外交部改属教育部。原来的董事会被废除，权力交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就这样，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大学在清华园里诞生了。”

第二件事是反对教育部长三番五次的训令，维护了清华大学的“学术独立”与学术尊严。

1940年6月10日，因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规定，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反驳教育部的三度训令。冯友兰先生执笔所写的信函，其主要内容是：首先，反对把大学作为教育部的一个司。大学是一个“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包罗万象”的机构，所设课程不可也不必相同，更不可整齐划一。其次，教育部是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当然有权考察学校教学和研究成绩之大小、优劣，但是它并没有规定如何教学和研究的职能。再次，作为行政机构的教育部，其行政当局常有进退；而作为百年树人的大学的政策设施则是“宜常不宜变的”，因此，若是大学的课程内容还要听命于教育部，朝令夕改，教学和研究将无法进行，学生也难于安心学习。又次，师尊而道严、道严而师尊，教授所教课程及内容如果必须经教育部指定，那么教授在学生心目中地位连教育部一个科员都不如，教授不能也不愿自展其才，学生也会轻视教授。最后，教育部的一些职员原是在学校中平平之一般教授，现在却“忽然周智于万物”，在教学和科研中指手画脚。除这五点令人不可理喻之外，冯先生还强调，学校的一切设施均有成规，历经多年也是行之有效的，似不必轻易更张。

第三件事是执掌清华大学文学院，为“清华学派”（特别是“清华哲学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冯友兰先生执掌清华文学院18年，以其特有的干才，使得该院名师云集、群星璀璨的一批学术精英，以及部分年轻的讲师和助教，上下和谐、和睦，形成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一个特有的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学术重镇，被誉为“清华学派”（“清华哲学学派”）。今有学者就明确指出：“从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来看，冯先生在西南联大是决策管理层的最重要成员之一，教学研究层的最显要教授之一，公共交往层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还有学者特别指出：“冯先生任清华文学院院长达18年，经历了南迁和复校等一系列复杂的事情。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还是联合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他能把那么多的名教授团结起来，是需要非凡的行政才干。我听钟璞说过，冯先生提倡不但会治学，而且还会做事，不但有文才，而且有干才。我觉得冯先生自己在行政方面的能力就很强，不是只会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做学问，他能够带动整个单位乃至整个学校的发展。”

此外，还有几件事也值得一提：1931年，冯先生未接受河南省政府之邀请，回河南任河南中山大学（即原中州大学）校长之职。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清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1932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先生致信冯友兰先生，邀请他出任高等教育司司长，冯先生也是回信辞谢。因为他对于当时“非做官之时”的形势有清楚的认识，并且还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定位。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冯先生实践了蔡元培老校长求学“不做官”的教育理想，也表明了他一心想为清华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心愿。

1930年夏天罗家伦校长辞职，1948年年底梅贻琦校长离校，清华大学曾经两度陷入“群龙无首”的危难之中。冯友兰先生受教授会议推举，先后两次代理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校务，以其极大的热情和特有的才干，使得清华大学运作如常。

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中，为了调停学生复课和撤换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的矛盾，在教授会上，冯先生和査良钊先生联合提出了一个和解议决案，使得这一矛盾顺利解决。尽管事后，冯先生受到了双方的指责，而且也有灰心失望之情绪，但是他自认为是“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清华大学是冯先生一生所最为称心如意的地方。他之所以钟情于清华，那是因为清华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当然清华也是他一生的福地。冯先生与清华同呼吸、共命运：冯先生为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为清华大学乃至中国的学术独立而贡献了聪明才智，而清华大学也成就了冯先生的丰功伟业——一代伟大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和教育家。冯先生为自己能够在风华正茂的中青年时期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出过力而倍感荣幸，而清华大学则为有冯先生这样为学校的发展鞠躬尽瘁、奋斗不止而且在功、德、言三方面都成就非凡的仁人志士而自豪。

最后用冯先生1987年11月16日接受访问时所说的一段话作结，他说：“我有一个想法，清华由游美学务处发展到现在，其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的过程。清华校史不仅有一校的意义，而且反映了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出过一些力，觉得很是荣幸的。我在清华的几十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