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言

1.1 背景及意义

1.1.1 背景

近年来的国际形势给世人一个深刻的印象，考察当今国际格局变化离不开两大因素，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发展。正是这两大因素在塑造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从反面讲，就是世界现在有两大担心，一是美国的衰落，二是中国的崛起，这是可能引发世界不确定性的根源。由美国国内金融问题意外地引爆了一场波及整个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各大国际力量的重新洗牌；而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不断提升亚太在世界格局中的分量，使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加速东移。现在的国际社会处于新秩序浮现的拐点，同时中国也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问也在日益加深：作为在国际格局中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发展后的中国能够给世界什么样的贡献，给世界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些关注和质疑中，一个焦点就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从中国对朝鲜、缅甸及非洲的援助活动到中国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指导原则，都是西方国家指责的目标。更有甚者，有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攻击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活动助长了“腐败”，并将中国在非洲从事的援助活动与100多年前西方的殖民活动相提并论，称中国在“掠夺非洲”，是搞“新殖民主义”。除了对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活动的质疑，针对2010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水灾的人道主义援助，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罕见地高调批评中国的援助太少，呼吁“中国人应当承担起责任”，还有西方媒体把这件事情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联系起来，以突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些指责的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国际组织附加条件的“民主援助”不同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民生”援助政策，以西方国家为主的经济合作组织对援助国急需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不太关注（见图1.1），相反中国的“民生援助”高度关注与援助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设施（见图1.2），这些援助措施在非洲等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经贸+援助”的模式给非洲发展带来了动力，在非洲获得了一定认可。“它让一个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遗忘的大陆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以致西方人惊呼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思想威胁”。这种强烈的反差反映中国在国际社会行为的鲜明特征：随着中国的强大遭遇越来越大的困境。

图1.1 经合组织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各领域援助额比率

资料来源：OECD.Development Aid at A Glance Statistics by Region.2010.

图1.2 中国优惠贷款行业分布（截至2009年年底）

资料来源：中国的对外援助．人民日报，2011-04-22.

1.1.2 现实意义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在增大，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南非大学政治学教授德克就曾表示，中国援助非洲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最经典的国际关系案例。“西方各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捐助大国的崛起对于现有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代表了和西方差异较大的援助理念和方式，援助效果也非常显著，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由此拥有了有别于传统西方国家的另一可靠选择。”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行为的中国特色也被当作一个与国际社会主流不相容的负面因素不断被关注、被放大，各种“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甚至在对外援助领域也存在“中国援助威胁论”。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某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妖魔化’，也因为世界上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误解，再加上中国自身还未彻底澄清极左思想造成的影响，国内外都有把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世界对立的倾向”；另一方面是“中国还比较关注国内，不会洞察竞争对手和盟友的真实想法”。这给中国在当前以西方观念占主流的国际社会中的行动带来极大困扰。这种困扰说明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新兴大国中国行为模式的深入了解，习惯于强势地从自身角度理解中国的政策和行为，而忽略了这些政策和行为所特有的中国文化特征及其逻辑关系；也说明中国自身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欠缺有说服力的完整解释，没有形成中国的话语空间。这些受西方诟病的问题有很大部分正是中国接受西方国家观念的结果，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西方国家谴责中国在非洲的援助漠视人权、以获利为目标，殊不知这些正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后按照现代世界体系的行为规则和西方国家所提倡并力行的市场逻辑的结果。因而，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从中国文化的深度出发，以中国援助政策特征为突破口，作出一个既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解释，又有别于中国政府政策辩护的分析，更加全面、合理地理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逐步树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无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1.3 理论意义

“在世界事务中能够提出创造性的思想原则，并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将是一国能力的重要标志。”对外援助政策在中国外交政策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其独具的国际道义内涵，对外援助无疑将是中国在外交上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方面，成为中国今后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着力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所渗透的观念及价值取向能否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做贡献的先导，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根据美国学者多伊奇的研究，1914—1964年的50年间，大国在决定战争或扩大战争时，决策者对有关对方国家的能力和意图的估计，大约50%是错误的。国内外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不同理解视角恰恰反映了这一问题。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将中国以“不干涉内政”为特征的对外援助政策解读为只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其逻辑基础是西方“人性恶”的基督教观念，认为人是自利的，以追逐自身利益为目标，国家行为都是追求国家利益的，因此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为自身经济利益是从，殊不知这正是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接受西方的逻辑以市场规则行为的结果；国内则往往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解释，其逻辑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同的经历和任务，这决定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是“穷帮穷”，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这两种理论解释都没有能够揭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自身所蕴含的深层次内在逻辑，这无论是对国内深入理解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还是向国际社会有说服力地解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都是十分不利的。同时，“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体”。本书力图在这些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逐步归纳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核心要素，并对这些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一个宏观层次的分析框架，然后利用这一框架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本质性特征——政策取向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成机制进行研究，这样不但可以深入理解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其中具有稳定性的成分进行解释，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的民族特色及其成因作出完整分析，本书的理论意义和出发点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