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本栋，最近前线的大学校长

我之景仰萨校长，在我四十五岁时写的一句话里：“余生也晚，不得见校主与校长”。2010年深秋，夜读《大学校长林文庆》，唏嘘不已，感佩、感动，遂写就《“大”校长林文庆》。一卷读罢，一文作成，深知文庆校长遗教于我，也暗自庆幸有缘领受文庆校长遗教，并走进他的世界。得些心安。相比之下，萨校长便离得远了，景仰中也觉得欠了他一点什么。此番赖石慧霞学友呕沥追缅、殚竭执笔，刊布以《萨本栋传——民族危机中的大学校长》，可知晓校长生平行止、掌校艰辛、育人润物、书生报国，也觉校长遗泽于我，假这早该有的卷辑。击键作文，无力告慰校长于星宇，但盼续弦颂不辍之雅意。

——题记

厦门大学若非在立校十六年后由私立转为国立，便不会有一位校长叫萨本栋。三十五岁的物理学家萨本栋因此展示了其生命之传奇与悲情，也造就了一所大学的雄阔与俊朗。

可若非战祸，就不会有这样的萨本栋和这样的厦门大学。战火烧自东瀛。于这所大学和这片土地，这火如涅槃之火；于萨本栋，又像是天降之火，专为映衬其卓智、坚毅、伟岸。

1937年的厦门大学，多年惨淡经营，为免“贻误青年”而由校主移交于国民政府。校长之选，颇多周折。幸有清华园里的闽籍教授萨本栋，慨允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两年。只是两年。想来，他深知，论事，这残局般的厦门大学收拾不易；而于己，必定极大影响视为志业的学术研究。他还是愿意用一生中黄金般的两年时光，献给厦门大学，以报答他的故乡闽山闽水，以应和他所敬重的嘉庚先生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皈依。这是他的慈悲，他的仁义；更是厦门大学的福分、生机。定然无人预知，萨本栋的仁慈和厦门大学的“重生”，如此地戏剧性。无如，上苍执导的这一出剧，乃以玄黄天地为舞台，拿五千年华夏做背景，使几乎濒危的厦门大学成了观秋一叶。

1937年7月6日，北平城里，国立清华大学教授萨本栋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首任校长。第二天，北平城外，卢沟桥头“七七事变”继起。一介书生萨本栋遂而成为时间与空间上都离前线最近的大学校长，他的人生际遇和国族命运就此愈发紧密勾连。这或许是他的宿命。上天降此宿命于萨本栋，大抵是垂爱厦门大学，更是为这个百年苦难的民族多注入一缕刚健的力道。

闽都福州，榕荫下的朱紫坊，望族萨家俊才辈出、文武双全。斯文儒雅的萨本栋，骨子里定然有着家族的英武之气，以此演绎人生传奇。报道说，萨本栋“自奉到任令后，即于平津交通阻断之十一日夜，冒险离平赴京，接洽一切”。到首都南京后，他“罗致教授，俟稍就绪，即赴厦就职”。这哪是校长就职，简直就是将军临危受命、马不停蹄、犯难涉险的军人本色。国难当头，不避牺牲。这牺牲，包括他将娇妻、幼子留在炮火近处的北平城里。于厦门大学，国难足成外患，自身却又内忧重重，经费匮乏、教师别就。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萨本栋独力挽危亡中的厦门大学于将倾，今人如何能想象？他自己又如何能知晓，他之力挽，须得舍出身家性命，方可保厦门大学卓立于学林、昂然于狼烟？

1938年1月12日，相去卢沟桥事变半年，厦门大学师生渡海跨溪、翻山越岭，终于将校园安置于汀江之畔。比起“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促，不及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都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计数”，厦门大学之内迁，从容、完整，虽非毫发无损，大抵无伤元气。连私立时期的非正式员工开设的理发店也能随迁。遥想日夜兼程中的厦门大学，尚有一个理发师为师生修饰仪容，何等斯文气派？所谓文脉，所谓文明，竟也须着落于一把剃刀上。

物理学家萨本栋真有将军之机智，才能在受命半年内将整个学校内迁八百里。也只是内迁了八百里。比起云贵高原上素负盛名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这八百里真可谓“凌波微步”，轻巧、优雅。只这八百里，便堪堪避开了东瀛兵锋，斯文不堕、弦歌不辍。要说，第九战区与日军激战的江西高安、上高一带，距长汀还不足八百里。此时，武夷山脉为一坚实屏障。萨校长的心性与卓见是：“东南半壁的高等教育，还需要维持，所以决定不随潮流远徙。”他这何止是办学，实在是以办学而抗战。单举一具体事例即可知。1942年，奉教育部令，厦门大学收容自港、沪撤退的学生，“仅上海籍学生就收容84名”。今人著《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以此观照，萨本栋与他的厦门大学，岂非另一个版本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若没有了萨本栋与厦门大学的“长汀版本”“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大地上的史诗便是缺了半部。

校长在1941级学生的《开学词》中说，战时的厦门大学“要留在东南最偏远的福建省内，以免东南青年向隅；要设在交通比较通达的地点，以便利闽浙赣粤学生之负笈；新校址的环境，要比较优良，以使员生得安心于教导与求学”。陈嘉庚以福建教育落后和便利南洋华侨子女就学之考虑，在厦门设立大学。萨本栋避战祸而不离闽地，一面是延续了陈嘉庚的办学思路；另一面更是彰显国族之气概。毋宁，这是另一种书生报国。故而，长汀的厦门大学，时人所知粤汉铁路以东的东部中国战时唯一的国立大学，不仅安下书桌供青年修业，更能够基于扩充的师资力量而扩大招生规模，而增设学科、专业。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所离前线最近的大学，用日机轰炸中屹立不倒的身躯，以最斯文的方式抗击最铁血的侵略，宣示着一个古老文明顽强的生机。

然而，将军难免百战死，哪知书生报国亡？战火中渐渐丰盈、饱满的厦门大学，是萨本栋用自己肉身上积劳成疾、精神上横遭枉诬换来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正是大学校长萨本栋所为。他得有多艰难，乃至得耗费心神、元气，支撑着这所大学，以至于1941年请辞校长，坦言他已经比原先所允多担当了两年，到了继续任职已是于学校无益、于自己大损的程度。他这样一个果毅、英武的人，都到了要坚辞的地步，可见有多难。然而，他并未获准去职，终于坚持到1944年5月去美国讲学、就医。试想，长汀七年，离前线最近的大学校长，该有多坚忍？谁说他不是为厦门大学鞠躬尽瘁？谁说他不是为华夏抗战竭智捐躯？

他是有远见的。他见到的是战后，图谋的是战后建国。战时须有青年修业之所，这是为了战后；土木、机电、航空三系之创，银行、会计诸科得设，以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也是为了直接服务于战时、战后。在离死亡最近的前线，目光所及恰是战后的勃勃生机。必胜的信念是他的情怀。也可以说是那一辈人的情怀。

史家雷海宗，萨本栋的清华同学，于抗战初起、战场上简直节节败退之时，明言此乃“建国之战”，可相比于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期”的淝水之战，足可开启中国历史“第三期”。稍后，史家钱穆于《国史大纲》停笔处，乃称“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而在1945年9月9日日酋冈村宁次向中华民族递交降书的清晨，钱穆以《建国信望》展望新中国的出现。我读雷海宗、钱宾四，那份波澜不惊的沉静，流溢于字里行间；那份史家洞察幽微的敏锐，化为“抗战而成新中国”的卓见。

萨本栋这一辈的读书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今人称为“民国时代”的时期里，展示了当世尚不能及的风采、风雅、风骨、风范。这是一个为中国的现代学术与艺术奠基的时代，所及高度与所积厚度，浮躁、功利的今人岂可轻言相匹？民国时代在文化取向与审美品位上的风情、雅致，肤浅、流俗的今人该自惭形秽吧？今日士林无如名利场，阿谀、谄媚有之，风骨大抵荡然无存了。大敌当前，文弱书生却能依凭五千年文化传承而果毅、坚忍，而从容、淡达，这样的风范，今人比得了？

离前线最近的大学校长萨本栋，就是携了这一身风采、风雅、风骨与风范。其遥示后人，更是为天风海韵中的厦门大学定了调。若说文庆校长是“深埋于厦门大学历史中的基石”，则萨校长定是这基石上不可少的梁栋。竟是人如其名，于厦门大学，乃至于华夏。

1940年，萨校长在欢迎嘉庚先生莅临长汀时，恳切以言：“勿忘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人格，以及先生之识力眼光，时时引为楷模，时时求所以副先生之期望，庶无负先生拳拳祖国之忱，亦即吾人所以报答先生于万一也。”

如今，吾人何以报答萨校长之人格、伟业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