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本研究的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话语分析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从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出发，以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为分析框架，并依据这一框架，对媒体话语的呈现方式和话语功能进行了探讨。本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在于，媒体话语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媒体话语既具有客观性，能够“明镜”式地反映社会实践的变化；也具有自反性，能够“明灯”式地指引社会实践的发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结构中，媒体话语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中的社会文化。在信息社会，媒体文化是社会文化最鲜明、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媒体话语是媒体文化的皮肤，直接、及时地感触着社会文化的变动，客观、准确地再现着媒体文化的变动。媒体话语是基于媒介组织对现实认知的指向性明确的表达，这种表达既是一种复杂的个体言说，是传播者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个性化的表述，也是媒体组织价值判断、政治立场和制度安排的显现。纵观媒介发展史，早在大众传播时代来临之前，从报纸诞生之时起，媒体就在社会阶层中占据了“强势地位”，无论是政治评论的传达还是商业信息的报道，从“观点纸” （opinion-paper）时代到“新闻纸” （newspaper）时代，媒体始终是社会主流阶层的“代言人”，媒体话语毫不含糊地表达其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点。20世纪中后期，传播技术的革新推动人类进入网络传播时代，互动性媒体再度盘踞社会阶层的“强势地位”，往昔媒介组织的单向传播时代终结，传受互动格局日渐鲜明，媒体话语中出现多种声音，受众表达融合于媒体表达之中，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体话语喧哗景象。网络传播时代，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基础、价值内涵和价值目标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媒体话语的多元呈现，深刻地体现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复杂图景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心态。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图11）：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媒体话语传播与表达这一文化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四个文化价值维度，印证了媒体话语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而且是一种控制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

英国报人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说： “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日记。”媒体话语所承载的既有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发展变迁中的细微变化，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力量的起伏。在某个特定时期里媒体话语的价值取向、结构组成、影响范围，实质上映射着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变革的轨迹，特别是社会民主发展的进程。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在于，它一方面能够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的足迹、民众关注点的变化，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话语经过媒体的议程设置，更能够鲜明地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走向。本研究将媒体话语细分为三个部分：新闻话语、民众话语和广告

话语。为了聚焦研究问题———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表现与建构，本研究以新闻话语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三类媒体话语中，新闻话语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话语最重要的承载平台，往往背负着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核心价值，是影响民众认知最重要的话语形式。

网络传播时代，主流媒体话语传播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社会主流价值观。主流媒体话语不仅能够引导舆论走向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为全社会创造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平台，引导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同时它还能够借助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来消除可能导致崩溃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在互动性媒体、社会性媒体兴起、普及之后，媒体话语已不再是媒体从业者专断的营生，网民参与媒体话语的创造和传播， “人人拥有麦克风”，网言网语也成为主流媒体传播活动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二、本研究的研究内容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个特定时段中媒体话语的递变更续，记录着媒体传播的轨迹和中国社会的变迁，反映着社会民主发展的历程。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在塑造人关于现实的观念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话语在反映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费尔克拉夫也指出，语言是社会秩序中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着现实，并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进程；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互动关系，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变迁及社会变革。由此看来，以媒体话语作为探察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窗口，研究媒介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变迁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重要社会人员发生替换（如国家领导人）；二是由于社会统治政策变化而导致社会价值和制度结构方面的变化。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社会逐步走向富裕，在制度结构和社会价值层面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选择重要社会人员替换作为研究的尺度，以2003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研究的起点，以2003—2012十年间的“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以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研究下列问题：主流媒体话语是如何反映并影响着社会变迁历程的？从话语事件变化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话语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变迁历程？媒体话语如何切分和重组着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如何建构着媒介环境？从话语秩序变化的角度来看，媒体能否通过对话语事件的选择性报道来进行议程设置？十年的中国主流媒体话语反映出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哪些方面的嬗变？

2003—2012十年中，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显。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变迁的革命性步伐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此前中国人从未感受过如此快速、如此丰富的变化，络绎不绝地出现在各个领域：社会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推进，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各种社会矛盾集中显现，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十年中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政府”的目标；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举办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影响力；完成了“神舟七号”太空行走；中国抗击了全球三大疫情的传播；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住房、医疗和教育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不仅生动、真实地记录了这些重大变迁，而且借力新闻话语建构着中国公众对国家形象、对政治民主的认识，并指引着社会变迁的方向。2003—2012十年中，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日俱增，民众的价值观借媒体话语得以重组和切分，媒体话语体现了它作为人们感知社会的语言表征的特点。

本研究认为，在传统专制社会和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功能各有侧重。传统专制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建构性功能跃居首位，媒体传播者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媒体话语的反映性功能更为凸显，媒体传播者成为“向社会举起镜子的人”。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主流媒体话语呈现出新闻话语与民众话语众声喧哗之景，它在建构和引导社会变迁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传统理论关于媒体话语二元论（反映论或建构论）的观点难以全面而真实地概括媒体话语的功能与特性，无法解释媒体话语作为社会变迁动力之一所发挥的驱动作用。本研究从布尔迪厄的“二重性社会观”出发，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再现与“明灯”式指引，也并不是完全独立、不可交融的。本研究提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简单来说，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 “人们创造了媒体话语”表明，媒体话语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属人的；“但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表明，人们的话语实践具有受动性、客观性。媒体话语二重性超越了反映论和建构论的局限：第一，话语表达的领域是受到社会实践限制的；第二，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既是对媒体话语的限制，同时也是对媒体话语的促进。媒体话语的主体———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反复创造媒体话语、不断传播媒体话语这一方式，来反映社会实践本身；第三，传播者还借助媒体话语实践，再生产出使媒体话语实践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从而建构和指引着社会实践。

三、本研究的研究方法

梳理现代社会变迁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从资本主义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法国社会学者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社会分工论》中，以“社会秩序”为研究中心，从工业主义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解释；德国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从理性化的维度对社会变迁进行了考量；英国社会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现代性的后果》中，从制度分析的维度对现代社会变迁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

本研究力图从三个层面———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主流媒体的话语分析，最后落脚于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四维。基于这一研究思路，使用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中国主流媒体的话语变迁角度考察近十年（2003—2012）中国社会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话语分析方法，以传播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传播内容研究将媒介生产和媒介消费勾连在一起，借助媒体语言发现其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语境），从建构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媒体话语生产者依据其利益意图和传播模式，通过转换、移植、膨化、过滤等方式对人类社会实践的建构。然而话语本身是静态的，难以对社会的动态发展进行可靠而深入的分析。为此，本研究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历时的角度来补话语分析之不足，通过对十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年度流行语和新华社年度十大国内新闻的比较分析，探讨主流媒体话语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真实、客观的反映，在静态与动态的融合中，将社会变动中的微观与宏观、表层与内底、传播与接受融为一体，从而对社会变迁中的主流媒体话语特征与表达方式进行整体场域性的把握。

传播研究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鲜明而深刻的现实关怀，本研究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媒介发展的理性思考，从媒体话语角度入手，以重大问题意识为导向，以话语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为工具，力图“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以此呼应“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学术框架之中”⁽²⁸⁾，将媒体话语安置于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中心，通过构建媒体话语表达的目标构想及实现路径，探寻中国价值观和社会变迁的发展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