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媒体话语研究

一、社会变迁与媒体传播

（一）社会变迁的表征与动力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侧重于某一特定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特定社会结构要素或社会局部的变化；从政治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功能运行中利益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控制之中的改变；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是传播技术及传播制度导引下社会关系的演变。

研究者们将社会变迁的表征分为：社会整体和局部的变迁、社会的渐变与突变、社会的进步与退步等。上述变迁的表征体现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显在的自然环境变迁、人口变迁、经济变迁、生活方式的变迁、科技和社会制度变迁，到隐含的社会价值观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多个层面。德国冲突理论大师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社会冲突和变迁。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变迁有两种基本形式：社会渐变和社会革命，有人称之为渐进式变迁和革命式变迁。其中，渐进式变迁是最普遍的和“正常的”变迁模式；革命式变迁是对既往规范或行为模式的“彻底的革新或决定性的颠覆”。⁽¹⁾

然而，致使社会变迁诸种表征愈显愈明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无数学者分析了各种至关重要的因素，大致可归结为两种观点：一是唯物的因素使然，如“硬的”技术、经济、环境或生存压力导致，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力量；二是唯心的因素造成，如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和精神理念等因素导致，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坚信人类的动机和理念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力量，观念、价值和信仰推动着社会转型。从科学主义的角度出发，上述任何一者都不能作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一元论往往容易陷入简约化泥淖。 “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及游牧社会到传统文明，最后到今天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没有任何一种单因理论可以说明这种发展的多样性。”⁽²⁾影响人类社会变迁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不能孤立地赋予上述因素中任何一个以过度的重要性。21世纪以来，学者们日趋达成共识，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并彼此制约的结果。社会学者认为，政治与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冲突、全球化和媒体传播，是促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

西方媒介政治经济学者和话语分析学者发现传播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深刻地映现了社会变迁，他们认为传播对社会变迁的特征、程度和速度产生着持续性的作用。媒体传播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研究者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媒体传播对社会变迁的反映与建构

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借助媒体传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人们达成共识，这是社会或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种共识（观念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以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一般性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意识形态。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的主导观念都是其统治阶级的观念。人们对于特定问题或事件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往往需要通过有权力的群体和机构来加以确定和实现交流。在现代社会中，主导性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确定和交流往往是通过大众传播来实现的。于是，媒体，特别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反映和影响社会变迁的载体。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支配性作用，借媒体之手四处散播，成为民众态度的发祥地。主流媒体话语作为一种中介物，居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态度之间，建构着人们对于社会的知识、树立着社会的规范、涵养着社会的价值，从某个角度来看，实质上成为支配他人的权力、影响社会的变迁的理据之一。

对于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来说，其本质是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是客观现实与人的主观现实之间的一种中介性存在。但是，新闻传媒又是一种主体性的组织，新闻媒体的报道是新闻框架选择的结果———刻意强调、阐释和呈现的符码、日常生活，经过媒体组织、传播者个体和传播制度的层层过滤，以对新闻事实的选择、突出或埋没的形式最终呈现在受众面前， “新闻框架不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³⁾。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中介，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既有“明镜”式的反映，也有“明灯”式的指引。

媒体对社会变迁的折射，鲜明地体现在媒体话语中。媒体话语是指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运用的语言表述以及与之相关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既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也包括蕴含于背后的传播模式。媒体话语的显在形式是人们常见的媒体报道、节目栏目、媒体语言；其隐含内容则囊括媒体的价值判断、态度选择、褒贬倾向等。以新闻媒体的话语为例，在其表面客观、真实的报道背后，彰显着这一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立场。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它是人们互动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社会产品，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世界即被建构，人们运用何种语言即昭示某种行动形式。现实经由叙事、谈话和故事组织并维持，它们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就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们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从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话语”实质上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基于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本研究所指涉的媒体话语关注的是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的话语之规则、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以及媒体与受众之间、受众与受众之间的交往互动。

话语在社会变迁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社会诸种力量对话语的控制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是互相吻合的。换而言之，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在话语实践中造就出的各种变化，使之成为有关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⁴⁾。

二、媒体话语研究

（一）西方话语分析的流变

话语分析，起源于西欧语言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之一。1952年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Sabbettai Harris）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分析了一篇生发水的广告，探讨了句子与句子之间关系的规则，以及语言与文化、文本与社会情景之间的关系，从此掀开了话语分析研究的序幕。⁽⁵⁾

20世纪60年代后，话语分析走出了早期“语内分析”和“语外分析”的藩篱，走向既分析语言的形式，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寻求语言的内涵，表层语言是它分析的物质基础，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是它分析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后，话语分析进入兴盛阶段，研究者从欧美拓展到澳大利亚和苏联、东欧，但是在亚洲和非洲关注者寥寥。1981年，荷兰学者图恩· 梵·迪克（Teun A．van Di jk）主编的《文本》 （Text）创刊，成为刊登话语分析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话语分析逐渐从语言学和社会学领域拓展到媒介传播和社会研究领域，话语研究已不再是语言学的专属，它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一种通用的分析策略和研究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特点，通过解构人们习以为常的话语背后的逻辑结构和权力指向，揭示话语对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以及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至今，话语分析方法已广泛用于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新闻传播学。根据其分析的着重点，话语分析可以划分为三种流派：侧重揭示话语斗争中的权力指向、以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为代表的斗争—权力指向话语分析方法；旨在揭示人们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话语以实现社会目的、以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和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为代表的认知—行为指向话语分析方法；重点关注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社会变迁话语分析方法。众多已有研究显示，话语分析方法在解释大众传媒话语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上，具有较强的理论阐释力。1988年图恩·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出版，把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集中分析了报纸媒体的话语类型，从批判的角度指出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表达和确认了新闻生产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1992年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与社会变迁》 （DiscourseandSocialChange）出版，将话语分析与意识形态、身份确认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 “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⁶⁾。1997年《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 （DiscourseStudies：AMultidisci-plinary）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图恩·梵·迪克在这本论文集中，把话语分析的最新进展归于“话语的多模式本质”⁽⁷⁾。随着互联网在大众传播中的广泛使用和计算机技术为学术研究带来的量化精度，话语研究更加强调定量与定性的结合，更注重文本和谈话与语境的结合，跨学科运用的特点更加突显。

（二）中国话语分析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话语分析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丁往道、王佐良的《英语文体学引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7年），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要》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等专著出版，从英语文学角度论及话语分析研究方法。21世纪初，国内翻译引进了一批话语分析方面的论著，出现了话语研究的热潮。梵·迪克和费尔克拉夫等人的著作，也为国内新闻传播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媒体话语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国内媒体话语研究主要分为四类：

其一，媒体话语理论与方法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大多从批判学派理论和符号学入手，借助意识形态、霸权理论来分析新闻话语，为媒介研究拓展了一条新路。丁和根的《大众传媒话语分析的理论、对象与方法》认为，大众传媒话语分析具有语言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两个理论向度，前者涉及传媒话语的表层结构、言语行为、会话含义和修辞策略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后者涉及对传媒话语的意识形态及文本“深层结构”的探讨。⁽⁸⁾ 曾庆香的《新闻话语中的原型沉淀》，重点探讨了典型人物报道和灾难事件报道新闻话语中隐含的“英雄”原型叙述模式，认为新闻话语中沉淀的原型具有双重功能，它既可能使新闻话语更贴近受众，释放沉淀在受众心底的情感，达到引导舆论的功效，也可能是新闻话语追求“客观、真实”的障碍，成为新闻话语中固定成见、刻板印象的发源地，成为大量炒作、复制、传播假新闻的根源。⁽⁹⁾ 范红的《新闻话语的编码和霸权的形成》，通过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霸权建构方式，分析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新闻话语进而影响受众对真实事件乃至世界的认知。⁽¹⁰⁾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的《谁在新闻中说话———论新闻的话语主体》，提出记者虽然是新闻话语的写作者，但并不是话语的主体，他只不过充当了编码者和代言者的角色，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话语主体。⁽¹¹⁾

其二，媒体话语对舆论生成与舆论塑造层面的研究。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期，这类研究以纸媒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为主要内容；第一个十年的后期，这类研究与网络舆论结合，侧重于分析网络话语的特点。张蓉、赵新利的《浅议日本媒体的议程设置与话语霸权———以日本报界对〈反分裂国家法〉的报道为例》以日本四大综合性报纸为例，透析了新闻媒体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功能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又如何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来实现话语霸权。⁽¹²⁾龚升平的《网民议程设置对媒介话语权的重构》结合中国近年来网络舆论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提出是媒介技术的进步使受众掌控媒介话语权，进而拓展了媒介舆论监督的权利维度。⁽¹³⁾

其三，新闻事件与媒体话语功能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数量最多，除了对单一新闻事件的话语进行分析以外，还往往采用了中西比较的视角，旨在对比中外媒体话语的异同从而发现中外媒体报道的特征。邱林川的《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性与争辩》，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对李文和案的报道，指出美国主流媒体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也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和媒介话语。⁽¹⁴⁾杨静的《意识形态：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手———中美2007 “两会”报道解读》，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对中国2007年“两会”报道为个案，分析比较了中美两国媒体通过不同的主题建构与新闻话语塑造了迥然相异的中国媒介形象，深刻地印证了福柯的话语理论———意识形态既是新闻话语背后无形的推手，又是新闻话语建构的目标，它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新闻话语说什么和怎样说。⁽¹⁵⁾黄顺铭的《“镜子”与“探照灯”辨析———对新闻传播学中反映论与建构论的认识思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镜子／反映论”和“探照灯／建构论”这两种新闻思维模型进行了学理追问，认为“探照灯／建构论”更符合新闻传播的实际。⁽¹⁶⁾

其四，国家形象建构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的重点并不在媒体话语上，媒体话语只是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工具，对媒体话语的分析属于外围性质。程曼丽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在论述国家形象内涵、国家形象塑造主体和国家形象传播受体的基础上，从中国融入世界话语体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媒体策略⁽¹⁷⁾；李智的《论全球化传播语境下的国家形象建构》针对“后奥运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的特殊性，力图通过媒介符号的跨文化选用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¹⁸⁾；孙英春的《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认为中国形象的衍变历程反映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话语格局的整体变动趋势，应从“传统中国” “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的主动建构入手，聚合社会各层次的力量，加强文化建构与传播体系建设，以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为目标，谋求可持续的结构性影响⁽¹⁹⁾。

近年来，对媒体话语的研究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正在从分散走向集中，媒体话语研究并非孤立地分析语言的运用，更重在检视传播的语境———谁对谁传播；为什么传播；在何种社会情境中，传播媒介的特点如何；不同的传播类型是如何演化的，它们的关系如何；等等。其二，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的拓展，众多研究集中于新闻话语分析和网络话语分析，包括网络流行语如何建构人类的知识图谱，等等。

三、社会变迁与媒体话语研究

从费尔克拉夫开始，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就成为了西方话语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把话语变化放置在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关系之中进行分析，从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来建构话语分析的框架，使其批判性话语分析更具有策略性和实用性。在费尔克拉夫的视野中，清晰地透射出媒体话语在文化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多元化效应，媒体话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复杂关系，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费尔克拉夫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较高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话语的原因，他在强调社会制度对话语的限制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到话语在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中对于社会文化变化和再生产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费尔克拉夫几乎划定了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基本视域，近三十年来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还是新闻传播学关于话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似乎并未超出上述框范。在社会学领域，198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 A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和安德鲁·莫迪戈里安尼（Andre M odigliani）做了关于核武力的媒体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²⁰⁾在政治学领域，2000年美国学者大卫·J·霍瓦斯（David J． Howarth）、艾莱塔·J·诺瓦（Aletta J． Norval）和亚妮斯·斯塔弗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从身份确认、霸权和社会变迁角度出发探讨了话语理论与政治分析的关系。⁽²¹⁾

2000年以后，费尔克拉夫着力于探索新自由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的关系⁽²²⁾，其研究触角也涉及国际关系领域，如国际安全中的“共同体”观⁽²³⁾。他在案例分析中反复考量的是社会变迁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反映在话语中，并探讨了话语变迁的社会转型效果。

国内也出现了从话语语境、话语风格和修辞方法角度入手，从媒体话语探察社会变迁的硕博士论文，如郑思思的《农民工报道话语变迁研究（1980—2010）》⁽²⁴⁾ 、殷晓锐的《社会变迁与〈人民日报〉改版研究（1978—2012）》⁽²⁵⁾、许培莲的《话语与社会变迁：〈文汇报〉文化短新闻的历时考察》⁽²⁶⁾、刘昌伟的《中国新闻话语六十年变迁》⁽²⁷⁾。此外，吴果中、汤维的《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生产与社会变迁》，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方法，结合社会政治思想分析，以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为框架，分析了自民国以降中国舆论监督的话语演变及其对社会制度建构的轨迹。

总的来看，国内外关于媒体话语的研究鲜有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变迁角度出发，探察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未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变迁特征、动力机制和发展路向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