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行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
吉登斯所提出的行动者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的前提就是：人创造出概念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而进入社会世界中的概念，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人对自己原有概念的修订与更新。这一点对于理解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至关重要，即人在制造着引导自己行动的观念并在活动之中加以体现。吉登斯认为，不仅普通人的行为模式是如上所述的，而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同样遵循此一行动模式。确实，如果没有15世纪早期有关“公民”（citizen）、“主权”（sovereignty）以及“政府”（government）等概念的发明，或者社会中的个体没有普遍掌握并遵从于这些概念的统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想要真正地存在，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想象的。[1]现代的政治学如此，经济学更不例外。逐渐形成并日益深入到我们生活中去的经济学话语，不仅使我们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成为理解当下经济意味着什么的一个分析基础，这种分析注意到了个人与经济体之间的具有生产性的关系。
再去看社会学中的社会统计学。可以这样说，在差不多18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社会统计学帮助我们营造了一种新的想象社会的方式。人口的分布、出生率和死亡率、婚姻和家庭形态等统计指标，今天实际上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以及整个世界的想象中去，而且，一旦我们离开了这些社会统计学所提供的数字及其意义解释，社会结构的维持似乎都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如果某一个国家没有了这些数字，政府的预算和发展规划都不能顺利开展，我们因此发明并掌握了统计，同时也在被这种统计的载体——数字所裹挟和牵引。确实，从最初的统计方法的应用，到后来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统计学完满地体现了吉登斯所谓的使用概念的人在社会互动中的那种行动的二重性。[2]因此，人既影响这个世界，同时又会被这个世界影响，没有所谓单向度的人的存在，或者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这个意义上，针对社会科学本身，吉登斯特别指出，社会科学发展跟社会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这首先体现在“创新性”这一概念上。比如，一旦某个创新性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并进入到社会之中，社会对于这个概念的敏感度就会随之降低，当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时，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对于这一概念的任何觉知意识了，甚至已经逐渐表现出某种对于这个概念所造成的世界的熟视无睹。曾经让我们很惊讶的互联网世界，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当它已经是连小孩子都在摆弄的东西时，我们的惊讶也就随之荡然无存了。很多年长者、很多对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拒斥者，也会跟风似地成为今天互联网+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可以断言，许多刚进入我们的生活时非常新鲜，之后变得习以为常的概念，都具有此种社会觉知敏感性逐渐降低的效应。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结果进入社会之中，并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它所面对的世界的影响力会更为巨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天世界的形成与社会科学概念反思性地或者不断变换形态地进入到它们所对应的指涉对象中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3]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延续无非是一个类似学习机（learning machines）的存在物，它自身通过吸收各种信息来获得一种学习的结果，但是无意后果的反常性（perversity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或者行动结果的未预期性以及社会变迁的偶联性（contingency of social change）或者社会变革的不确定性，使得此种学习的过程，永远处在一种不完善或不完美的状态之中。简单来说，谁也无法凭借一种习得的技能，而不加任何改变地生活一辈子。因此，社会凭借着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而在不断地更改着自己变迁的轨迹，而社会学本身，则成为此种社会反思性能力成长的最为首要的媒介。衡量一个社会与时俱进及其开放程度的最为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社会有无一种机制去推进对未来加以种种想象的“社会学文化”（sociological culture）的出现。[4]当然，努力推进这样一种社会学文化的建设，也成为当今社会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从社会学的文化意义上说，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是帮助这个社会构筑种种想象蓝图的初始创造者。
注释
[1] See 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p.20.
[2] See 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pp.20-21.
[3] See 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p.21.
[4] See 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