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吉登斯与伽达默尔

吉登斯试图化解结构与行动之间的西方社会认识论的困境，并采用了其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的做法，避开宏观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人行动这样的两极，把焦点集中于结构与行动这两者的互动与勾连之中。这种互动与勾连的具体形式就是我们现代人借助于“一种扩展的反思性”而建构出来的有关世界是什么的理性化的知识体系。^[1]

与此同时，吉登斯对“解释学”（hermeneutics）的观点也抱有一种同情之心，因为解释学更为关心人本身的问题，而非把注意力集中于借助方法来达成真理的实证论上。^[2]谈到解释学，必然会联想到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这位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哲学标志着一种“本体论的转向”（ontological turn）^[3]，这种转向是对吉登斯所谓的“正统的共识”（the orthodox consensus）的一种反抗^[4]。而这种反抗又是对人的存在的非理性层面的探求和解释，恰恰在这一方面，科学主义者流露出一种对人的理解的欠缺。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归纳起来有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首先他强调有一个由意义组成的传统的存在。这些意义是先于经验和解释的，因而是一种预设或预先的判断，先于任何审慎的反思和客观的思考。这些预设和预先的判断，会经由社会对下一代的养育过程而得以传递。并且，其后的传统变迁都会以这些意义为基础，对任何面目全非的所谓传统的理解，最后都离不开这些预设和先前的判定，在这个意义上，偏见是先于判断而存在的，恰如其所言，“远离于其判断的一个个体的偏见，才是其存在的历史现实”^[5]。因而，理解不是无预设（presuppositionless）或者说与价值无涉（value-free），而是保持与延续到今天的在过去以及现在情境下的作品之间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

社会存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历史性”（historicality，geschichtlichkeit），这种历史性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过去缘何在今天仍很活跃，且具有效力。这里所强调的是，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是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下的一种历史的产物，属于并融入一定的社会传统。

这种历史的情境性（historical situatedness）的观点，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在我们准备给出理解的过程中，过去和现在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一视角使得主客观的二元论的区分变得毫无说服力。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过程就是在特定情境中的解释者与其固有传统之间的对话，由此而造成这两者之间的一种特别的交融，这种交融使得行动者能够参与到社会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去，从而构成一种当下的社会生活。

人的社会存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语言的使用。强调科学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对于语言的精确性和工具性不会存有任何疑问，并且会把语言看成达成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极为有益的工具。但伽达默尔却不这样认为，他强调，恰是语言的使用，让我们更加属于某个传统以及某个历史的情境。因为，语言为我们打开了通向某种传统遗产和当下经验世界的大门。进而言之，语言扩展了我们理解的视野，并由此而超越了我们最初社会化时的种种限制。因而，语言并没有让我们成为一种固定的世界观的囚徒，而是让我们脱离开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的局限。^[6]

现在我们来看，吉登斯是在什么意义上借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可以说他是在一种有意的拒斥和不得已的接受中理解解释学的。他一方面指出了解释学在一般意义上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应该有一种“诠释取向社会理论”（hermeneutically informed social theory）存在。^[7]或者说，解释学成为吉登斯建构新的社会理论的出发点或支援意识^[8]。

伽达默尔对于社会存在的上述三点认识，都可以在吉登斯的理论叙述中找到痕迹。先来看语言的问题。吉登斯和伽达默尔都认为，语言是达成人类理解的基础。因而吉登斯说，“理解是跟语言联结在一起的”^[9]，所以不应该把理解（Verstehen）看成“社会科学所独有的进入到社会世界中去的一种专门方法，而要看成由其成员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人类社会的本体论条件”^[1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对于语言的理解是何等相似！

接下来再看吉登斯对于历史的看法。在伽达默尔喜欢使用“历史性”（historicality）这个词的地方，吉登斯则使用“历史感”（historicity）这个词。在吉登斯看来，所谓历史就是通过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而使发生的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结构化。^[11]他还认为，在研究和书写“时间段中的事件”（events in their duration）上，历史学家和社会研究者之间只有劳动的分工，而无逻辑和方法上的分别，因此，“历史研究便是社会研究，反之亦然”^[12]。伽达默尔将历史放置在有着一定传统的时空坐落中来加以理解，并认为时空坐落、行动者的同时在场以及反思性的觉知，对于互动流的控制极为有意义。吉登斯实际上接续了这一看法，认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与在场和缺失之间的彼此交替相联系。^[13]这同时也是理解作为过去的历史以及作为现实的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视角。

在过去如何进入到现在这一问题上，吉登斯与伽达默尔也有着一致的看法。伽达默尔喜欢用这样两个词来描述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其一为“有效力的历史意识”（effectiv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其二为“视界融合”（fusion of horizon）。前者一般是指过去总是对现在发生一种有效力的影响的独特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在流传至今的传统与依据当今的际遇而对这种传统所做的批判之间，保持一种持续不断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过去的影响在今天便具有了一种效力或影响力。这种对传统的质疑，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偏见，并在一种“永远没有完成的过程”（never-to-be-completed process）中超越我们视界的局限并使之得到扩展。因此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套用伽达默尔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天的视界，没有过去就根本不可能构成”^[14]，而且“把这种融和的成就，指定为是有效力的历史意识的任务”^[15]。这才可谓一种对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具有灵动性和完备性的理解。

而吉登斯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当然也没有跳出这一灵动而完备的观点之外。他强调，历史意味着变迁以及运用历史的知识去改变历史。这可谓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并突出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在这一变迁中的能动作用。吉登斯是在解释学的意义上来使用“传统”这一观念的。在这里，吉登斯特别强调一种“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主张有一套由信仰、预设和偏见所组成的所谓传统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会传递给后来的人，从而保证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秩序井然，这由一种传统与现在之间的“相互性知识”（mutual knowledge）而构成。在这一方面，吉登斯的“双重诠释”和“相互性知识”的概念，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传统的知识在再生产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在更系统化、更技术化的知识发展中去理解社会本身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6]

吉登斯是在摧毁“主体的帝国主义”以及“社会客体的帝国主义”的双重意义上将解释学借用到社会理论之中去的，这一借用的目的是把社会研究的视角引向“在空间和时间上排序的社会实践”^[17]，这种视角需要各种社会要素的融合。因此，才有吉登斯所谓的“解释取向的行动者理论”的出现，这一理论是对“在空间和时间上排序的社会实践”加以研究的学术旨趣的必然要求。因而，吉登斯选择解释学作为隐藏于其理论建构背后的弥散性支援意识是有其学理上的根由的。因为解释学的核心概念就是强调一种“视界融和”，直白地说就是对看似不相容的观念进行整合与调和。而吉登斯社会理论背后的折中主义选择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与解释学的传统有了一种暗合。^[18]当然，这样的一种做法无疑也让吉登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方法论机会主义的包袱，对于吉登斯本人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难以卸下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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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See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p.xxi.

[2] See Anthony Giddens，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xx.

[3] See Hamish F.Dickie-Clark，“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in Jon Clark，Celia Modgil & Sohan Modgil，eds.,Anthony Gidden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London，The Falmer Press，1990，p.146.

[4] See 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pp.235-238.

[5] Hans-George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Tubingen，J.C.B.Mohr，1975，p.261.

[6] See Hamish F.Dickie-Clark，“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in Jon Clark，Celia Modgil & Sohan Modgil，eds.,Anthony Giddens：Consensus and Controversy，pp.146-147.

[7] See Anthony Giddens，ed.，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London，Macmillan，1982，pp.5-8.

[8] “支援意识”概念是由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1964）一书中所提出的，黄光国曾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从事学术创作的时候，必须先熟悉西方社会科学中重要的各家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志于从事本土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更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其‘冶于一炉’，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支援意识’（subsidary awareness），再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从他在本土社会的生活经验中找出他想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成为他‘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中苦思竭虑的焦点。”黄光国：《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诠释》，87页。

[9] Anthony Giddens，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London，Hutchinson，1976，p.55.

[10] Anthony Giddens，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151.

[11] See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p.362-363.

[12]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p.357-358.

[13] See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132.

[14] Hans-George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p.289.

[15] Hans-George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p.290.

[16] See Anthony Giddens，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pp.158-159；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p.284，374.

[17] 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p.2.

[18] See Hamish F.Dickie-Clark，“Hermeneutics and Giddens's Theory of Structuration，”p.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