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远决策是一项技能

大约在1万年前，也就是上个冰河时代的末期，大面积的冰川融化冲垮了连接时下布鲁克林和斯塔滕岛的一层薄弱的陆地屏障，形成了现在名为“纳罗斯”（the Narrows）的潮汐水道。这里是纽约湾的入口，时至今日，纽约湾也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湾区之一。对后来陆续迁居海滨附近的居民来说，这一地质事件既是诅咒也是福佑。连通大海对航运极为有利，但每次涨潮也会导致大量海水涌入纽约湾。虽然曼哈顿岛以毗邻两条河而闻名，但实际上，河的名字带有误导性，因为无论是东河还是哈得孙河的下游，均为潮汐河口，淡水含量极少。如果你正准备为船舶寻找安全港口的话，纳罗斯水道的形成就使得曼哈顿岛成了一个绝佳的停靠之地。但事实上，它是一座被海水包围的岛屿，如果岛上居民想获得日常所需的淡水资源，那还是很有挑战的。

在19世纪史诗般的高架引水桥完工之前的几百年间，曼哈顿岛的居民——最初是勒纳普族印第安人，后来是早期的荷兰拓荒者——都从该岛最南端的一个小湖泊获取饮用水资源。有了高架引水桥之后，北部地区的河流和水库的淡水被引入市区。这个早已被填埋的小湖泊就在当今的坚尼街下面。它曾几易其名：荷兰人称它为“卡尔克胡克”（Kalck Hoek，意为粉笔点，该名称源于当地随处可见的牡蛎壳）；后来，它又被称为“淡水池”（Freshwater Pond）；如今，它通常被人们称为“集水池”（Collect Pond）。在地下泉水的滋养下，该池塘水分两道，一条蜿蜒流入东河，一条向西流入哈得孙河。据说在涨潮时，勒纳普族印第安人可以划着独木舟穿过整个曼哈顿岛。

18世纪早期的绘画作品显示，集水池是一个平静且风景如画的地方，那是一片绿洲地，也是早期的曼哈顿人逃离南部地区喧闹的贸易中心、打发下午时光的好去处。池塘东北边是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山丘，它有时被称为贝亚德山，有时又被称为邦克山。爬上100英尺高的峰顶，池塘及其周边湿地的壮丽景色就能尽收眼底：远方是熙熙攘攘的城镇，塔尖和烟囱一览无余。“这是年轻人冬天滑冰的绝佳去处。”威廉·杜尔（William Duer）在19世纪关于早期纽约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一个晴朗的冬日里，当滑冰者迎着疾风，朝四面八方飞速滑行时，冰面上呈现的光彩与生气，是任何画面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到18世纪下半叶，商业发展已经开始破坏集水池一带的田园风光。制革厂在池塘周边开设店铺，用丹宁酸（包括从铁杉树中萃取的有毒化学物质）浸泡动物皮革，然后将废弃物直接倒入这座不断发展壮大的城市的主水源地。池塘周边的湿地成了公用的动物尸体倾倒场，人们偶尔也会在那里见到被害者的尸体。1789年，一个公民关怀团体以及多名房地产投机商建议驱离制革厂，并将集水池及附近的丘陵地带改建为公园。为此，他们聘请了法国建筑师、土木工程师皮埃尔·查尔斯·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几年之后，朗方又设计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作为公私伙伴关系的先行者，朗方的建议是，由房地产投机商提供资金建设集水池公园，因为公共保护区周边的地产是由他们购买的。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种公私伙伴关系，在20世纪末推动了曼哈顿很多公园的复兴。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能落实，主要原因是该项目的倡导者无法说服投资界相信这座城市最终将会向北大幅扩张。

到1798年，报纸和时政评论人士已经将集水池称为“令人震惊的黑洞”，它吞噬着“来自远方的各种渗漏物、刮屑、渣滓和屎尿”。当时，由于池塘的水已经污染到无法饮用，所以市政当局决定填埋该池塘及周边沼泽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个“奢华”社区，供那些希望远离城市喧嚣的富有家庭居住。这个规划与150年后长岛和新泽西城郊的社区规划大同小异。1802年，市议会下令将邦克山夷为平地，再将这些“好的、有益健康的山土”用于填埋集水池。到1812年，这个数百年来为曼哈顿居民提供淡水资源的池塘被埋于地下，自此从纽约地图上消失。在这之后，纽约的普通人再也没有见过那些淡水泉眼。

19世纪20年代初期，早先池塘的所在地发展成了一个体面的社区。但不久之后，市政当局试图从地图上抹掉集水池这一自然景观的努力，却遭到了某种反弹式的报应。在这些新建的时髦住宅的下面，在邦克山那些“好的、有益健康的山土”之中，微生物仍在稳定地发挥作用，而它们依靠的正是集水池中早期生命体遗留下来的有机物质：所有已经腐烂的动物尸体和来自湿地的其他生物质。

这些地表之下的微生物的活动导致了地面之上的两个问题：随着生物质的分解，早先建在其上的房子开始下沉；随着房子下沉，土壤中的腐臭味也开始散发出来。一场小雨就会导致地下室被淹，室内充满污浊的沼泽水。斑疹伤寒已经成为社区的常见病。没过几年，那些富裕的居民就纷纷逃离，这导致住房价格大幅下跌。很快，这个社区就成了该市最贫困人口的聚居地，成了来自南方的、摆脱奴隶身份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聚居地，成了来自爱尔兰和意大利的新移民的聚居地。随着基础设施的衰败，该社区逐渐沦为一个远近闻名的犯罪多发区。到19世纪40年代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走访该地时，它已经成了美国最有名的贫民窟：五点区（Five Points）。

500年前的错误决定

在某种意义上，集水池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决策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关于两个决策的故事。从时间上看，这两个决策并不是同时做出的，而且决策者都非个人。但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压缩成一个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我们应该建公园保护集水池，还是应该让它消失？虽然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但当年那个决策带来的后果，至今仍影响着在这个社区生活和工作的纽约人。时至今日，那个犯罪活动猖獗的五点区已经变成了政府办公楼和普通商业办公楼聚集区；当地治安状况虽然大大改善，但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设想一下，在曼哈顿下城有一片绿洲，面积可能与波士顿公园相当，里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池塘，池塘旁边是一座陡峭的山丘，其高度与周边的建筑物大致齐平。我们现在喜欢把过去那个“五点区时代”浪漫化，但如果市政当局没有填埋这个池塘，纽约黑帮也会在其他地方集结。地下微生物引发的房地产价格的突然下跌，对移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而这也使得这座城市成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中心。但除了“五点区”的低房价，还有其他力量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入。在人口和建筑方面，城市社区有着强大的革新能力，每隔几代就会彻底改造一次。但池塘一旦被填埋，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如果朗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时至今日，集水池公园完全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田园休闲区之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广场——设计者同为朗方——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达数百万。正规的城市公园的寿命很长，它们的存在时间可以超过城堡、公墓或堡垒。建立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的决策可以追溯到150年前，而这些决策至今仍让纽约人受益。另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这两座公园会继续存在，而且极有可能会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片类似于集水池的湿地在1574年被改造成了一座城市公园。当时，巴拉哈斯伯爵将沼泽地里的水引入灌渠，然后就地修建了散步场所，并种下了成排的杨树。同很多类似的城市空间一样，这座公园在20世纪70年代也经历过至暗时刻，成为毒品和犯罪的温床，但今天，它又繁荣兴盛起来。在近500年的时间里，无论这座城市如何变化，公园的边界都没有变。街道平面图成了它唯一的见证。

照此思路，你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填埋集水池是一个错误，是一个延续500年的错误决策。但事实上，这个错误的最终根源在于，拒绝朗方的计划和填埋池塘从来都没有形成决策。相反，整个过程都处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混沌状态。没有人故意污染淡水。集水池的消失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般的公地悲剧案例。朗方的计划之所以夭折，并不是因为公民不想保护这个池塘，而是因为少数投资商目光短浅，对曼哈顿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

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21世纪的我们无法摆脱注意力难以长期集中的困扰。但事实上，在做决策方面，现在的我们是优于我们的先辈的。除非经过广泛的环境影响分析，否则这样一个对曼哈顿市区生态如此重要的地理要素，是永远不可能被毁灭的。利益相关方会被召集到一起，共同讨论土地使用的替代情景，并参与设计研讨会等群体决策活动。经济学家会计算当地企业的成本，或一座地标式城市公园带来的潜在旅游收入。与会者会以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为指导，即所谓的决策理论。该理论植根于经济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并形成了很多有助于长期决策的框架。对18世纪末的曼哈顿居民来说，所有这些资源都不存在。毋庸置疑，我们仍可以犯这种有着500年影响的决策错误，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工具和策略，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做审慎的长期决策是人类为数不多的独有能力之一，科技创新和语言天赋亦归属其中。时下，我们越来越擅长做决策。我们在宏大选择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远见，足以让200年前的那些城市规划者惊叹不已。

达尔文：结婚？不结婚？

1838年7月，也就是在那些漂亮的房子开始出现问题，逐渐从原集水池地面沉陷大约10年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坐在大西洋彼岸，记述了一个间接改变未来科技史发展轨迹的决定。那年，达尔文29岁。在那之前两年，他结束了搭乘英国皇家海军勘探船“小猎犬号”（HMS Beagle）进行的传奇环球旅行。几个月后，他写下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第一稿，但又过了20年，他才最终出版了自己的发现成果。达尔文在那个7月的艰难决定，是其成果延迟发表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他的这个决定无关科学问题和物种起源。它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决定——它虽然与存在主义有关，但更具个人化色彩：我应该结婚吗？

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采用了时下我们很多人所认可的方法：在笔记本的两张对开页上，他分列两栏，写下了结婚与不结婚的理由。在“不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选择社交与规避社交

可以去俱乐部同聪明人士交流

不必拜访亲属，不必忙于琐事

养育孩子的开支与焦虑

可能的争吵

时间上的损失

晚上无法阅读

身体发福、闲散无事

焦虑和责任

购书等开支会减少

孩子多了就需要多挣钱（但工作太多对身体非常不好）

妻子可能不喜欢伦敦，结果就是放逐，然后堕落成懒散的、无所事事的笨蛋

在“结婚”的一栏中，他的理由如下：

孩子（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对彼此感兴趣的、常年的伴侣（以及老年时的朋友）

挚爱的玩伴。无论如何比养狗强

家以及顾家的人

音乐的魅力和女性的絮叨。这些对健康是有益的，但同时也会浪费大量时间

我的天啊，如果人这一生就像工蜂一样忙来忙去，最终一无所有，那是我无法忍受的——不，不，决不能这样

设想一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伦敦一栋烟熏火燎、又脏又乱的房子里过日子

再设想一下，沙发上坐着温柔的好太太，一旁是炉火、书籍，可能还有音乐，等等

把这个情景同伦敦大马尔伯勒街的肮脏现实对比一下

剑桥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至今仍保存着达尔文的这套情感会计账目，但我们无从知晓他当时是如何权衡比较这些变量的。不过我们知道他最终的决定：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页脚潦草地写着“结婚、结婚、结婚，证明完毕”，还因为他确实结婚了——在写下这些论证理由6个月之后，他和艾玛·韦奇伍德（Emma Wedgwood）喜结连理。这场婚礼标志着一个新的结合的开始。这个结合给达尔文带来了很多幸福时光，但同时也导致两人发生了很多智力认知上的冲突，因为达尔文所持的、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的科学世界观同艾玛的宗教信仰是相悖的。

达尔文这种分列两栏的技巧可以追溯到早于他半个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写的一封有名的信，即他给英国化学家、政治激进主义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回信。当时，普里斯特利就是否接受谢尔本伯爵的工作向富兰克林寻求建议，因为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就得举家搬迁，从利兹搬到伯爵所在的巴斯东部地区。普里斯特利是富兰克林多年的朋友，所以在1772年夏末，他给当时住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写信，就这个重大职业寻求后者的意见。作为自我提升领域的大师，富兰克林在回信中并没有提供明确的建议，而是讲述了一种做决定的方法。

在这样一件对你如此重要的事情上，你让我给一点儿建议，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前提条件，我无法告诉你一个明确的结果。不过，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有些事情之所以很难决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正反两方面的原因并没有同时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有时候，某个情景自己就会告诉我们原因，而在其他时候，别的情景则会告诉我们其他原因，这时前面的原因就会被我们忽略。因此，不同的目的或不同的倾向会交替占据我们的脑海，进而让我们陷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泥潭。

为了克服这一点，我的方法是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一条线，把它分成两栏，一栏用来写赞成的理由，一栏用来写反对的理由。然后，在接下来三四天的考虑时间里，依照不同时间、基于不同动机而产生的不同想法，记下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当把所有理由都罗列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全面权衡比较了。当我发现赞成一栏的某个理由和反对一栏的某个理由所占比重大致相当、可相互抵消后，我就把它们一起画掉；如果某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两个反对理由，那我就把它们三个一起画掉；如果某两个赞成理由所占比重相当于某三个反对理由，则这五个会被一起画掉。这样一来，最终我会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之后的一两天里，如果赞成和反对这两栏中都没有新的思考发现，那么我就会据此做出决定。

各个理由在决定中所占的比重虽然无法做到像代数量一样精确，但经过单独考虑和比较考虑之后，呈现在我面前的将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可以让我做出更好的判断，可以让我少犯错误。事实上，这种等式决策方法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道德代数或审慎代数。

同之后大多数以此为方法做出的决定一样，达尔文在论证自己“结婚与不结婚”时显然也没有完全利用富兰克林“道德代数”的复杂方法。富兰克林使用的是一种原始但却非常有效的方法，即权重法，他承认一些理由比另外一些理由重要，并认为这是无可避免的。在富兰克林的方法中，权衡比较阶段跟最开始的正反理由列举阶段同等重要。但在达尔文那里，各个理由的权重分配更多的是基于直觉判断，比如从长期看，他认为养育孩子比“可以去俱乐部同聪明人士交流”重要。仅从数字上来看，在达尔文的两难困境中，反对理由比赞成理由多了5个，但他脑海中的道德代数却做出了一个一边倒的决定——结婚。

在个人生活或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列过这样的正反理由清单。（我记得上小学时，父亲就在黄色记事簿上教过我这种方法。）然而，富兰克林的权衡做法——画掉所占比重大致相同的正反理由——已经被抛到历史的故纸堆中了。按最简单的形式看，正反理由清单无非就是罗列各种理由，然后看哪一栏的理由更多。但无论你是否运用了富兰克林更高级的技巧，正反理由清单仍是经常被教授的、用于做复杂决策的少数方法之一。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这门教我们如何做出艰难选择的“科学”已经停滞发展两个世纪了。

非本能的深思熟虑

回想一下你按照达尔文或普里斯特利的思路做出的某个决定。那时你可能正考虑辞去一份安逸却乏味的工作，转而加入一家令人兴奋的但前景难以预料的初创公司；或者你在考虑要不要接受一项利弊共存、结果难料的复杂手术；再或者，你要做的是公共领域内的一个决定——参加英国脱欧公投；作为校董事会成员，讨论是否聘请一位新校长；等等。你是否拥有做这样的决定的技巧？或者，这个过程最终只会演变成一系列非正式对话和背景思考？我想我们大多数人会说是后者。最乐观地看，我们的方法与达尔文的方法——在一张纸上分列两栏，列出正反两方面理由，并据此评估结果——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做出有远见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技能，但奇怪的是，这种技能从未得到充分重视。而所谓的有远见的选择，就是在做决定前需要长时间的细致思考，而决定的后续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乃至数百年，前文提到的集水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想一想我们教给高中生的众多技能：如何解二次方程？如何绘制细胞周期图？如何写好主题句？或者是我们教的一些更具职业导向的技能：计算机编程或某种机械技术等。可是，你几乎看不到任何有关决策艺术与决策科学的课程，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如何做出明智的、创造性的决定，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可应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工作环境；我们作为父母或家庭成员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作为选民、活动人士或当选官员的公民生活；我们对月度预算或退休计划的管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与决策相关的畅销书大量涌现，但它们大都聚焦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决策，比如《眨眼之间：不假思索的决断力》（Blink）和《如何做出正确决定》（How We Decide）等书中描述的瞬间决断和直觉印象等。这些书里的很多内容都是建立在与情绪大脑相关的开创性研究之上的，比如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和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等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广受赞誉的作品《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理念，即大脑由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组成，且两者均参与决策过程。“系统1”（System 1）涉及直觉、快速行动和情绪驱动；“系统2”（System 2）涉及审慎思考，即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在关于思考的问题上，这无疑是一种很有影响力的分类方法，但卡尼曼的研究多聚焦于“系统1”的习性和非理性。顺便说一句，早先他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取得了很多成果。这种关于大脑的新思考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失策。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大脑会受信用卡制度和掠夺性抵押贷款机构的操纵；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某些特定品牌而非其他品牌，以及我们为什么有时会被第一印象误导，刚刚见面就认定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但如果你认真阅读临床研究文献的话，你就会发现科学背后的大多数实验的逻辑是这样的。

问题1：一定得到900美元或者有90%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你会选哪一个？

问题2：一定损失900美元或者有90%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你会选哪一个？

问题3：除了你所拥有的，你还得到了1 000美元。现在，你需要做出如下选择：50%的概率赢得1 000美元或一定赢得500美元。

问题4：除了你所拥有的，你还得到了2 000美元。现在，你需要做出如下选择：50%的概率损失1 000美元或一定损失500美元。

你可以用一整本书来写这样的实验例子，而相关的研究结果的确令人大开眼界，有时还会背离直觉。但当你细查这些研究时，你就会不断地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所有提供给实验对象的选择，与填埋集水池的决定或普里斯特利就新雇主所做的选择大相径庭。相反，这些决策几乎都是从小难题开始的，类似于你在21点牌桌前所做的选择，而不是达尔文通过记笔记，经深思熟虑后所做的那种选择。行为经济学等领域就是建立在这些抽象实验的基础之上的——科学家要求研究对象依据不同的概率押注少数任意结果。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原因就在于这种决定是可以在实验室里测试的。

但当我们回望过去的生活轨迹，以及回望历史本身时，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最重要的决定最终不可严重依赖本能和直觉判断，或者至少不应严重依赖本能和直觉判断。这些决定需要的是慢思考，而非快思考。它们无疑会受到我们的本能反应这种情绪捷径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依赖审慎的思考，而非即时的响应。我们之所以花时间做决定，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及多变量的复杂问题。对研究人员来说，这些特性必然会使得决策背后的逻辑和情绪网络变得更加模糊，而基于存在的伦理和实践局限，科学家难以就数量如此庞大的选择展开研究。在实验室里，要判断一个人会选择哪一种糖果很容易，但判断一个人会不会结婚则难得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普里斯特利时代”以来，我们用于做艰难决定的工具没有得到大幅改进。在这个跨学科领域，大多数重要研究都是通过中小规模群体决策进行的：公司业务团队讨论要不要推出一款新产品；一组军事顾问就发起何种入侵行动权衡利弊；公众委员会就某个中产街区的发展规划做出决定；陪审团就一名公民是否有罪做出裁断。这类决定被理所当然地描述成“深思熟虑”的决定。在陪审团审判中，当我们第一次见到被指控的盗窃者时，我们很可能会基于该盗窃者的行为举止、面部表情或我们对犯罪行为及执法状况所持的先入为主的定见而产生一种本能反应。但旨在提升决策审慎度的体系，就是为了避免我们陷入先入为主的定见而设计的，因为这些定见不太可能会指引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我们需要花时间细细考虑，权衡利弊，听取不同的观点，再据此做出判断。

我们没有必要完全依赖社会心理学实验来培养我们的决策技能。近来，人们有意识地采用有助于产生远见结果的策略和惯例，然后做出复杂决策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些决策案例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地方，一是因为我们可以把学到的技巧运用到我们自己的选择中，二是因为我们可以运用学到的知识评估我们的领导、同事和同辈的决策技能。你可能从未在政治辩论或董事会会议上听到过某位候选人或高管被问及如何做决定，但从根本上讲，对身处领导位置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技能了。勇气、魅力、智慧——我们在选举投票时考虑的所有常见品质，在这个根本性问题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在面临复杂处境时，他或她会做出好的选择吗？智慧、信念或直觉最远只能把我们带到这种难以抉择的十字路口。在某种意义上，仅有个人品质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者——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造了这个词——需要的并不是决策才能。相反，他或她需要的是一种惯例或常规，即解决问题的一套具体步骤，据此探求问题的独特性质，然后权衡利弊，做出选择。

事实上，一群人就一个复杂决定相互角力较劲时的情景很有戏剧性，也很激烈（正如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一些精彩情节，它们对此做了充分描述）。但这种缓慢的、发人深思的叙事通常会被突发事件遮蔽：充满火药味的演讲、军事入侵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产品发布等。我们倾向于快进，想跳过决策过程，尽快看到复杂决定的结果。但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们需要倒带。

本·拉登突袭行动

2010年8月，基地组织信使、巴基斯坦人易卜拉欣·赛义德·艾哈迈德（Ibrahim Saeed Ahmed）——亦使用“科威特”（al-Kuwaiti）等化名——从贫瘠的山谷城市白沙瓦驱车东行两个小时，进入阿伯塔巴德市所在的萨班山区。鉴于他与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基地组织其他重要头目之间的关系，“科威特”多年来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重点关注的人物。一名为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的巴基斯坦线人在白沙瓦发现了“科威特”的白色铃木吉普车，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这个线人一路跟踪其进入阿伯塔巴德市郊。最终，铃木车沿着一条土路，驶入一座年久失修的大院，院墙为混凝土结构，高15英尺，顶部架有铁丝网。在“科威特”进入大院之后，这个巴基斯坦线人给中央情报局发信息说，他的目标躲藏的这个地方与该街区的其他地方不同，安全戒备等级似乎更高。情况看起来颇为可疑。

这次巧妙的盯梢行动触发了一连串的后续事件，并于2011年5月最终演变成一次具有传奇色彩的突击行动，即击毙乌萨马·本·拉登的那次军事行动。在这个相对安逸的藏身之所，本·拉登生活了近5年。安逸是相对于山洞条件而言的，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他藏身于山洞之中。对本·拉登这个非常规居所发起的突袭——特种部队搭乘的“黑鹰”直升机在凌晨时分在该住所降落——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执行出色的军事行动，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次具有极强适应力的军事行动，因为其中一架执行作战任务的直升机试图在院内盘旋时坠毁，而这很容易导致灾难性的失败。当天夜间的行动向我们讲述的既是一个勇敢的、近乎完美的团队协作故事，也是一个在难以想象的压力之下做出快速决断的故事。如今，它成为好莱坞重磅电影、备受瞩目的电视纪录片，以及众多畅销书的题材，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这次突袭行动背后更广泛的故事——不仅包括当天夜里的行动，也包括阿伯塔巴德突袭之前的9个月里的辩论和审慎考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做艰难抉择的才能会被学校教育乃至更广义的文化忽略。我们倾向于强调好的决策结果，而不是做决策的过程。阿伯塔巴德突袭是军事制度的胜利，比如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以及帮助突袭队员分析建筑物信息进而制订精确的攻击计划的卫星技术等。但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力量和胆识的背后，首先是一个耗时的、不那么值得关注的过程，而正是这个明确地展示我们现在如何做艰难抉择的过程，使得这次突袭行动成为可能。从卫星到“黑鹰”直升机，用于追捕本·拉登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同样，用于做决策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但讽刺的是，对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突袭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学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从这次突袭行动的决策过程中学到想学的一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有机会趁着夜幕，将一架直升机停在一个小的院落内，但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生活难题。通过学习和了解这次狙杀本·拉登的突袭行动的内部讨论过程，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得到更好的结果。

当总部设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获得该线人追踪“科威特”所得的线报后，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阿伯塔巴德市郊的这栋建筑物就是乌萨马·本·拉登真正的藏身之处。当时的共识是，本·拉登躲藏在某个偏远地区，比如托拉博拉山区的山洞里——早在那之前8年，他在那里差一点儿就被美军擒获。该建筑物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Pakistan Military Academy）不足1英里。本·拉登的很多邻居都是巴基斯坦军方成员。在反恐战争中，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的盟友。这个策划“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怎么可能藏身于巴基斯坦军事社区内呢？这样的想法会让人感到荒谬。

但早期侦察结果表明，这的确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建筑物。中央情报局很快就发现，该建筑物内既没有装设电话，也没有开通网络，而所有垃圾都由住客自行焚烧。“科威特”的出现表明，该建筑物与基地组织有某种联系，但仅建筑成本（估算超过20万美元）一项就令人困惑不解：为什么严重缺乏现金的恐怖网络会花费如此多的资金在阿伯塔巴德市郊建这样一栋建筑？据彼得·卑尔根（Peter Bergen）撰写的关于本·拉登追捕行动的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听取了关于“科威特”在2010年8月的这次行踪简报。在场官员颇为激进地称这栋建筑物是一座“堡垒”。“堡垒”一词引起了帕内塔的注意，他随之要求下属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步骤”，弄清混凝土院墙内居住者的身份。

最终导致乌萨马·本·拉登被击毙的这个决策过程，包含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中央情报局必须弄清楚这栋神秘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的身份。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该建筑物内的居住者就是基地组织头目，那么他们就需要做第二个决定：如何进入该建筑物内，是抓捕还是击毙本·拉登？当然，前提是第一个决定是正确的。进而言之，第一个决定是认识论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弄清楚地球另一边的某栋建筑物内的居住者的身份？做这个决定涉及一系列侦察工作，即通过各种各样的来源拼凑线索。第二个决定涉及行动及相关后果：如果我们只是动用B-2轰炸机将该建筑物夷为平地，我们能确认本·拉登就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派出一支特别行动小组，他们在地面遇到麻烦怎么办？即便一切顺利，他们应该尽量活捉本·拉登吗？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其中每一个决定都有可能出错并导致严重后果，这是有先例的。布什政府就做过一个类似的认知决定：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这带来的就是几年前的灾难性后果。而对该建筑物发起突袭的决定，亦有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决策失败先例：前者使伊朗人质危机中的直升机营救行动失败，后者使颠覆古巴政府的猪湾入侵事件失败。这些决定是由聪明人诚心诚意地做出的。然而，这些审慎论证长达几个月的决定，最终还是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将这次击毙本·拉登的突袭行动的最终胜利，视为一个罕见的制度案例，即它的胜利源于对过去所犯错误的总结与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决策过程。

很多艰难选择都包含必须单独裁定的内部决策，而且它们通常是按照某种预定顺序进行的，正如我们在阿伯塔巴德突袭行动中看到的那样。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就必须知道如何合理地制定决策，而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技能。在追捕本·拉登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必须做出决定，厘清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它还要做出另外一个决定，即以何种方式对该建筑物发起攻击。但每一个决定本身都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组成，有时我们称之为分歧阶段和共识阶段。在分歧阶段，主要目标是通过探索性实验展现新的可能性，将尽可能多的观点和变量摆上台面。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信息，并有可能影响你最终的路径选择；有时候，这些可能性会呈现为全新的路径，而这些路径是你在做决策之初未曾想到的。在共识阶段，对新的可能性的开放式探索会逆转方向，决策团队开始缩小选择范围，并寻求在正确路径上达成一致意见。每一阶段都需要一套独特的认知工具和协作模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区分这两个阶段——我们只会去看选项，召开几次非正式的会议，然后通过举手表决或个人评估的方式做出决定。

就追捕本·拉登的过程来看，在调查那栋神秘建筑物的两个不同时期，中央情报局均有意设了分歧阶段。在局长帕内塔首次听到阿伯塔巴德市郊存在“堡垒”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幕僚长要求本·拉登的追捕团队列出25种不同的方式，以确认建筑物内居住者的身份。他们被明确告知，任何疯狂的想法都可以。毕竟，这是探索性阶段。这样做的目的是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缩小范围。事实证明，分析师都非常乐意提供各种看似不切实际的方案。“有人建议投放臭气弹，将该建筑物内的居住者驱逐。”卑尔根写道，“还有人建议利用可能存在的宗教狂热主义，在建筑周边通过广播，以‘真主安拉之声’要求当地居民走上街头。”最终，他们提供了37种秘密侦察该建筑物的方法。其中有很多都被证明完全无助于确定居住者的身份，在探索性阶段就被排除了。但有一些方案却开辟了新的路径，其中之一被付诸行动，并最终致乌萨马·本·拉登死亡。

有限理性：8个复杂因素

是什么让复杂决策变得如此具有挑战性？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对决策的理解主要是围绕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展开的。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决策点时，比如购买汽车、搬往加利福尼亚或投票支持脱离欧盟等，他们就会对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评估，并考虑每一个潜在结果的相对收益和成本（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即每一个选项的“边际效用”）。然后，他们就会挑选一个获胜方案：通往最有用的目的地的路径、满足他们需求的方案或能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福利的方案。

在我们的思想史上，如果你必须指定一个关于古典主义基石开始塌陷的事件点，那么这个点很可能就是司马贺于1958年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所做的演讲。司马贺认为，“理性选择”的框架遮盖了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现实，即人们在真实世界中所做选择的现实，并对种种遮盖方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在做理性选择的过程中，需要4次重要的信念飞跃。

古典主义模型要求决策者了解所有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它要求决策者完全了解或者有能力计算每一种替代选择所产生的后果。它要求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的结果评估保持确定性。它要求决策者有能力按照某种连贯的效用标准对各种后果进行比较，无论这些后果呈现何种程度的多元化和异质化。

按照这些古典主义要求设想一下某个决定，比如填埋集水池的决定。决策者看到所有潜在的选项了吗？决策者完全清楚各潜在路径的后果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今天的晚餐，你是买冷冻比萨还是菲力牛排？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你可以缩小决策范围，列出一组容易预测结果的固定选项。但在复杂的情况下，比如1800年左右曼哈顿居民的处境，理性选择并不是那么容易计算的。司马贺建议为优雅的（但却简约的）理性选择公式增加一个概念，即他所谓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决策者不可能仅凭想象就能排除他们在做选择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他们必须制定专门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自司马贺在斯德哥尔摩演讲之后的60年里，研究人员在很多领域都拓宽了我们对有限理性的理解。现在我们知道，受很多原因限制，做出富有远见的决策是有挑战性的。富有远见的决策涉及互动变量；它需要我们就不同的经验和范围做全面考虑；它迫使我们依照程度不一的确定性预测未来。它往往带有相互冲突的目标，或具有最初难以发现的潜在的有用选项。它很容易受到个人的“系统1”思维的影响，也很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缺陷的影响。总的来说，富有远见的决策面临8个主要因素的挑战。

复杂决策涉及多重变量。以前面提到的经典的实验室决策案例之一为例，即“一定得到900美元或者有90%的概率得到1 000美元”。在做该决策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确实会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引导我们做出非理性选择，但该选择不涉及隐含因素，不需要我们发掘深层次信息。即便是不可预测的要素——90%的概率——也是明确界定的。但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来说，可能影响决策及其最终后果的变量可达数百个，比如怎么处理集水池，如何确定本·拉登是否藏身于阿伯塔巴德等。即便是亲密关系决策也会涉及大量因素：在计算婚姻对社交生活的影响时，达尔文就列出了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包括与俱乐部中的人的交流，对拥有孩子的渴望，个人财务稳定性，对浪漫爱情的需求，以及他的智识雄心等。在很多复杂的决策中，关键变量并非自一开始就是清晰可见的——它们必须要靠发掘。

复杂决策需要“全谱”分析。将人类多元化的经验想象成可听声的频谱单元。当我们调节一段录音的均衡时，我们会放大其中一个单元：我们想略微调低低音，这样就不会发出隆隆声；我们调高中音，以便听到声乐。音乐制作人拥有外科手术式的精确工具，可以处理极窄的频谱单元。基于这样的工具，你可以从混音中提取频率为120赫兹的电流的嗡嗡背景声。在听声音方面，存在两个极端现象：窄带和全谱。你可以将混音中的所有声部剪掉，只听那种嗡嗡声；你也可以听立体声音乐。

我们可以以类似的方式来想象决策。在平常的一天中，你所做出的众多决定，从本质上讲，大多归属窄带。比如选择这个品牌而不是那个品牌的番茄酱；早上上班时，你选择的那一条通勤路线。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难以做出的决定，是无法通过单一尺度来理解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包含诸多变量，也是因为这些变量有着完全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跨学科变量。设想一个涉及公众投票或陪审团裁决的决定。对于这样的决定，要想取得好的结果，你就需要摒弃先入为主的窄带观念。你必须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在投票选举中，你需要考虑竞选政客的禀性，考虑他们的政治立场，考虑他们对你的经济收入的影响，考虑可能影响他们任期的全球力量，考虑他们与政府同僚的合作关系，以及其他诸多变量。再说陪审员。在认知上，他们必须从微观领域的法医证据转向法律判例的神秘历史，再转向直觉心理学，解读庭审现场证人的面部表情。我们大多数人都有退回到窄带评估的强烈冲动：她看起来有罪；我支持会降低我的税负的那名候选人。但当我们打破单一尺度的局限性后，我们会得到更好的决策结果。

复杂决策迫使我们预测未来。各种大大小小的决策，从根本上讲，是关于对未来的预测的。我之所以选择香草冰激凌而不是巧克力冰激凌，是因为有一种建立在长期经验之上的准确性，我可以据此预测出我更喜欢香草冰激凌而不是巧克力冰激凌。但说到美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境内一栋私人住宅发起的突袭行动，其结果就很难预测。在填埋集水池的决策问题上，现代的环境规划师很可能会将微生物纳入考虑范围，因为饮用水的净化涉及滤除危险的细菌。但他们可能不会想到五点区地下微生物的降解效应，而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该街区的住房价格崩溃。这就是混沌系统：它们包含数百个乃至数千个自变量，而所有自变量都处于依存度极高的反馈关系中，即便是一个很小的作用因子也会引发难以想象的巨浪。

复杂决策涉及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经典实验中，心理学家会在其所研究的决策中引入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很明显，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是依照实验条件设定的：在概率为90%的路径和百分之百确定的路径中，你对自己愿意承受的不确定性有着清晰的认知。但真实世界的复杂决策则涉及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你正考虑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那么你可以确定的是，加州冬天的温度整体上高于纽约，但问题是，你的孩子适不适应加州的公立学校，会不会在那里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个变量必然是更难以确定的。然而，在很多案例中，最具不确定性的结果却是我们最在意的那些结果。

复杂决策通常涉及各种冲突目标。做出窄带决策很容易，因为你无须面对来自频谱各个频段的信号。你无须考虑改变房地产价值的那些微生物。或者，作为科学家的你，无须考虑你的职业抱负会如何影响你与配偶在情感上的亲密关系。这种因果关系链要简单得多。但全频谱也会带来挑战，因为人们在频谱的各个点上往往有着互不兼容的价值体系。如果只考虑对个人情绪状态的影响，则很容易走偏。当你内心的想法同你的政见、你的成长经历或你的财务需求存在冲突时，决策将更难做出；如果与这三者均存在冲突，则难上加难。当然，如果决策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乃至整个社区，那么上述冲突将会更加严重。

复杂决策包含未被发现的选项。正如司马贺的观察，艰难选择同样令我们困惑，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通常并不是所有选项。乍看起来，它们提供的似乎是一个二选一的命题：要么选A，要么选B。但最好的决定——最能平衡频谱中各竞争频段的决定——往往是我们最开始未能发现的选项。

复杂决策容易让人落入“系统1”的窠臼。对正在思考复杂决策的人来说，“系统1”的思维偏好会扭曲选择的建构方式或曲解已有选择的潜在优势。损失规避、确认偏误、可用性启发……当我们面对真正的十字路口时，所有此类便于决策的捷径，都可能将简单的人生问题转变为负债。

复杂决策很容易受到集体智慧失败的影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以将更多视角和见解摆上台面，这不难理解。大型的、多元化的群体在解决决策分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群体中的人们会引入新的可能性，会揭示未能发现的风险。但群体易受自身缺陷的影响，比如集体偏见或集体失真，它们均源于人类互动的社交力学。由此，“群体思维”也被认为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就旨在提升复杂决策质量的技巧而言，它们大都会刻意避开群体行为的潜在盲点或群体行为的偏见，并会充分利用精心组建的群体所掌握的广泛知识。

这8个因素导致无数长期决策最终搁浅。在做艰难决策的过程中，它们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不过，自司马贺数十年前首次提出有限理性以来，很多领域的决策者已经开发出了成套的实践工具，而基于这些工具，我们可以绕开其中的一些因素；或者，我们至少可以加固船只，这样我们在驶往安全港的途中，就可降低不可避免的撞击所造成的损失。

指纹和“螺纹状压力”

简而言之，审慎决策涉及3个步骤，皆为应对做艰难选择时所遇的独特挑战：我们绘制一幅准确的、包含所有变量的全频谱图，并列出所有可行的潜在路径；基于相互作用的变量，我们对所有的不同路径可能带给我们的结果进行预测；依据我们的整体目标，对各种不同的结果进行权衡比较，然后做出决定。本书前三章探讨了做这些群体决策的技巧，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决策的路径顺序展开的：绘图、预测和最终做出选择。最后两章对两种极端决策做了进一步的考察：一是关于更广泛问题的大规模群体决策，比如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决定；二是个人决策，比如达尔文在笔记本上罗列正反理由后所做的那种纠结的决定。

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的上半部，有一个描写复杂决策挑战的精彩情景。（我们还会在后文谈到《米德尔马契》，而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还会引述该书中一个更为有名的决策案例。）在该情景之前，作者先是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一名雄心勃勃的年轻医生——泰第乌斯·利德盖特（Tertius Lydgate）的一段内心独白，当时他正为一个难以决断的群体决策而烦闷不已：是否同意让一个名叫泰克（Tyke）的新牧师取代和蔼、友善的当地教区牧师卡姆登·费厄布拉泽（Camden Farebrother）。泰克背后的支持者是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Nicholas Bulstrode）——一名伪善的城镇银行家，同时也是利德盖特所在医院的主要资助人。利德盖特已经和费厄布拉泽建立了一种友谊，尽管他看不惯这名教区牧师的赌博习气。随着镇政会会议时间的临近，利德盖特反复思考着他的选项。

他不想与布尔斯特罗德交恶，以使自己的崇高目标受挫；他不想投票反对费厄布拉泽，成为剥夺他的职务和薪水的凶手。但问题是，这额外的40英镑可能无法让这名教区牧师远离他那并不高尚的赌桌爱好。此外，利德盖特也不喜欢这样一种感觉，即在泰克的投票表决上，他不想让人看到他明显站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边。但他真的是为自己着想吗？别人会这么说，还会说他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出人头地而一心巴结布尔斯特罗德。那又怎样呢？从他自身来说，如果仅仅是考虑个人前景，那么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银行家是把他当朋友还是当敌人。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的工作环境，是实现他的理想的条件。毕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家好的医院，在那里论证热病的具体特征，并对治疗效果进行测试，这难道不比牧师任期问题更重要吗？利德盖特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千丝万缕的螺纹状社会关系带给他的压力，第一次感受到这些令人沮丧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在这里，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对这种做决定的心理活动的描述：这些“螺纹状压力”都被刻画得细致入微。（事实上，上述节选内容只是艾略特对利德盖特做此决定时心理活动的部分描述，与之相关的描述在该章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压力本身来自比个人心理活动更宽泛的、更多元化的力量。仅仅在这一段中，利德盖特就考虑到了他和费厄布拉泽的个人友谊；从道义上对费厄布拉泽沉溺于赌博的人性弱点的反对；投票表决时担心被认为自己站到赞助人的一边，从而背上社会污名；在公众活动中因背叛赞助人而可能遭受的经济损失；布尔斯特罗德若采取回击行动，给他的职业雄心构成的威胁；基于他对“热病具体特征”的科学理解的加深，米德尔马契社区人们的健康水平的提升机会；等等。至于选择，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费厄布拉泽或泰克。但影响该选择的一系列因素分散于诸多不同的尺度空间，从个人关系的亲密性到医学发展的长期趋势，不一而足。而利德盖特本人所持有的相互冲突的目标，也进一步加大了这个选择的难度：他希望看到他的医院得到资助，但他又不想受到社区居民的嘲讽，认为他是在“巴结”银行家。

从利德盖特这段令人煎熬的心理活动描写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在艰难选择的绘图和预测阶段所做的种种挣扎：全面考虑该决定的所有层面，并对做这种选择而非那种选择的结果进行推测。就如达尔文所列的正反理由清单一样，在利德盖特的脑海中，这两个阶段也是合二为一的。但事实证明，当我们分别考虑这两类问题时，情况要好得多：绘制决策图并列出所有的“螺纹状压力”，然后预测这些压力可能造成的结果。

怀疑论者可能会说，在复杂决策问题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万能方法。这并非没有道理。原因很简单，变量太多，且它们又以非线性方式互动，因而很难将它们纳入可预测的模式。这种问题的复杂性赋予决策一种唯一性。每一个着眼于长远的决策都是一片雪花或一枚指纹：独一无二，从不重复；由于彼此间差异巨大，我们无法将它们归入公式化类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描写，而在这段描写中，安德烈公爵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立场。他对俄国将军们自认为已掌握的“战争科学”提出了挑战。早在司马贺发表获奖演讲之前，安德烈公爵就如此发问：“在条件和环境未知的情况下，在无法确定积极因素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理论或科学呢？”

在这里，托尔斯泰有意使用了一个反问句。不过，你可以把这本书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它在试图提供一个合适的答案。答案的一部分是，科学已经赋予我们工具，而通过这些工具——这些在托尔斯泰或达尔文时代并不存在的工具——我们可以更好地感知复杂环境的微妙之处。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个事实自一开始就没有阻止科学家的行动——没有阻止科学家去研究指纹是如何形成的，甚至也没有阻止他们去研究为什么指纹会形成这种不可预测的纹路。但在指纹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源自我们在指纹识别方面所取得的指数级的进步。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独一无二的螺纹将一个人的指纹同另外一个人的指纹区分开来。科学并不总是将纷繁复杂的世界压缩成简明公式，就如同托尔斯泰笔下的军事规划者试图将混乱的战场压缩成“战争科学”一样。有时候，科学也会扩展。有时候，它也会帮助我们了解生活的细节——所有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在有关决策的科学研究中，本书引用的主要是扩展型案例，以及有助于我们认清所持偏见、成见与第一印象效应的案例。

对于安德烈公爵的那个问题，答案的另一部分是，我们承认他说得有道理：科学的镜头无法揭示人类的全部经历——无论是战场上的经历还是讨论下一任教区牧师人选的小型镇政会的经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切都依赖于无数条件，而所有条件的重要性都会在某个特定时刻显现出来，但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刻何时会到来”。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是机会和环境的混合体。它就像鸡尾酒，因为其中总是混入了其他酒精，所以会变得更加复杂。但当你把它还原为化学时，有些东西又会丢失。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喜欢提醒我们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归纳和简化。这并不仅仅是指科学家。我们将复杂的现实压缩为简便的启发法。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启发法被用于一些频繁出现但又不太重要的决定中，且大多数时候被证明相当有效。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善于自我反思的物种，人类很早就意识到，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需要克服这种归约本能。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名为“讲故事”的工具。起初，我们的一些故事甚至比科学还简单、直接：将真实生活中的起伏和波折压缩为典型的道德教化信息，比如寓言、故事和道德剧等。但久而久之，这些故事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善于描述人类生活经验的真实复杂性——螺纹和“螺纹状压力”。而这种成长性的最高成就之一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当然，这也是安德烈公爵所提的那个问题的潜在寓意：“只有在不可预测的时刻，无数条件才会变得有意义。”而也正是对这种潜在寓意的描述，让《战争与和平》和《米德尔马契》成为公认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真谛就在于它没有沿着预期的轨迹前行，也在于它夸大了所有的力量和所有不可预测的变量。正是这些力量和变量，影响了人类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所做的选择。

当我们阅读那些小说或内容同样丰富的历史人物传记时，我们不仅是为了自娱，还是为我们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经历进行排练。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艰难选择时，我们要用全新的视角来审视它，并依据具体条件对它做具体分析。现在，我们既有了艺术，也有了科学。我们已经有了故事——是的，就是现实主义小说。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其他精心创作的各种类型的故事也被用来帮助我们感知更大的世界，帮助我们应对种种不确定的结果。这些故事类型包括情景规划、战争游戏、集成模拟和事前剖析等。它们都不应被误认为是伟大的艺术。但同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它们也有着近乎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可以让我们更敏锐地观察这个世界，也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真实的手指螺纹。它们给予我们的不是简单的感知，而是与感知几乎同等重要的实践。

在了解某一决定的过程中，你会增长智慧。这就像过去你所面临的一些十字路口、你的个人经验、你的朋友或同事的故事，以及科学家的临床研究都会给你带来智慧一样。但将该决定一一分解，并对它的诸多属性进行分析研究，同样也会给你带来智慧。本书的假定是，这种观察和分析是可以被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