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技术的变迁

自开天辟地以来，宇宙、自然、社会环境和技术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四大因素，技术起源于人与自然环境的博弈，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常常以某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产物来界定历史：从石器到青铜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再到互联网，这种划分彰显了技术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一、技术内涵的变化

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技术与人类社会是同步发展的，其内涵经历了从技艺到物质手段再到系统性行动知识的变化过程。

（一）技术是经验、技能或技艺

技术（Technology）原意为经过熟练操作而获得的经验、技能和技艺，既包括人造器物，又包括人类的创造技能。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既包括“如何做”（Know How），也包括“为什么”（Know Why），在强调对人造器物操控的同时，也强调了技术中所蕴含的知识和原理。

在经济不发达时代，人们十分重视体现在具体职业活动中的一技之长，属于经验性层面的技能和技艺不能脱离操作主体而存在。

（二）技术是物质手段

1. 由手工技艺到机器技术

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使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由手工劳动向机械劳动转变，技术也由手工技艺发展到机器技术。技术过程由手工操作变成制造和使用机器的过程，技术发展水平体现为制造和使用机器的水平。

2. 机器化身为技术

生产和技术过程的机器特征改变了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一是决定生产过程的是技术设备，而不是劳动者的技能，从业人员只要能熟练操作和使用机器即可，无须掌握产品的全部制作工艺；二是这种变化改变了人们对技术的看法，人们运用技术制造出来的机器和设备成为技术的化身，甚至被视为技术。

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把机器等劳动手段视为技术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事实上机器、工具和设备等物质资料并不是技术，只是技术的外显，是进一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媒介和载体。技术是内化到机器和设备等工具中的技艺、智慧和创造力等人的本质力量。

（三）技术是系统性的行动知识

技术作为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面体，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认为技术既是合目的的工具，也是人的行为。在他之后，将技术的内涵和知识相联系的趋势愈加明显。1990年，美国在《技术教育的概念框架》（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echnology Education）中认为：技术是一种知识体系，能系统地控制相关的知识、工具、设备、规则和概念，并最终解决问题。技术知识产生并体现在技术活动之中，是行动的知识。“技术构成了知识，所有的技术都是人类某种知识形式的化身。”[2]这一认识上的飞跃将技术视为一种基于行动的知识。新技术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并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使人们对技术的认识更趋深入。

二、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一）技术的产生

在某种意义上，技术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正是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技术发展和进步，才使人类摆脱了野蛮和蒙昧进入文明与开化。技术活动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过程相关联。美国技术史学者奥特加·伊·加西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按照“技术人员”的地位，把技术史分为机会的技术、工匠的技术和工程科学的技术三个时期。“机会的技术是史前人类和当代原始部落人的特点。这个阶段没有熟练的工匠……古代和中世纪的特点是工匠技术。各种技术工艺发展到十分复杂的程度，从而引起了劳动分工……现代技术则完全是技师和工程师占主导地位。”[3]

（二）“机会的技术”时期

原始社会处于“机会的技术”时期，没有明确的分工和熟练的工匠，偶尔的发明也是出于无意识，甚至每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因利用天然的木石材料制作简单的工具获取食物而成为“技术人员”。在这一时期，工具的发明和制作没有复杂的工艺和深奥的科学知识，所有人都可以依靠直观的模仿而学习。“一个原始猎人的制作的方式多半是他在幼年时观察到的其他人的制作方式。一件标准的手斧并不是某个人从头开始想象出来的，而是几代杰出的个人不仅仿制前代人的作品而且偶尔也对其加以改进的最终产物。”[4]原始社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的技术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和享有的“公共产品”。那时，在发明和制作工具的过程中出现了学徒制的最初形态。狩猎技术的进步和工具的定型化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工取火促进了原始农业和制陶业的产生。制陶工艺技术的传授被视为学徒制的良好开端。

金属农具应用后产生了被道格拉斯·C. 诺思和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1916—2005）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农业。在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春种秋收。为了避免相邻部族的不劳而获，同时在本族群成员间形成适宜的分工，原始混沌状态的自然分工开始转变，出现了男子狩猎、女子采集的分工模式。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里描述到：在游牧或狩猎部落中，一个善于制造弓箭的人用他造好的弓箭交换别人的牲畜和鹿肉，结果他发现，用这种方式得到的牲畜和鹿肉，比自己到野外捕猎所得还多，依靠制造弓箭就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他开始专门制造武器。另一个人善于建造茅屋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经常被请去造屋，并得到作为酬金的牲畜和鹿肉，他发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从事该项工作对自己有利。同样地，有人成了铁匠或铜匠，有人成为硝皮者或制革者。这使每个人都能用自己劳动产品中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了每一个人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并培养和完善他可能具有的从事这一职业的才能或天赋。”[5]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技艺通过日常劳动在家庭成员间世代相传，逐渐形成了家庭学徒制。

随着农畜产品的日益增多，纺织、酿酒和榨油等手工业逐渐发达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公元前2000年，出现了陶工、金属工、纺织工、泥瓦匠、木匠、造船匠、铜匠和金匠等专门的从业人员。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的进步，使学徒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学徒制不仅在古希腊的文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是构成雅典的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建筑业、制造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劳动技艺都通过学徒制得以延续和发展。虽然家庭学徒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是罗马的普通民众却通过家庭学徒制传承劳作技艺，培养子女的谋生本领成为父亲的重要职责。

（三）“工匠的技术”时期

罗马帝国灭亡后，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全面衰退，西欧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从11世纪开始，商业进入复兴期，城市逐渐形成。城市居民为了维持日常生活，需要更多数量和专业的手艺人。“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6]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市场的扩大，以及各项技术的进步，使手工业的分工日趋细化。随着手艺和行业的专门化，学徒制逐渐成为传递应用性技能的主要形式。在城市中从事相同行业的手工业者为了反对贵族的掠夺、维护本行业的利益，建立了基尔特（Gild）或汉萨（Hanse）等行会组织。纺织、烤面包、锻造、金属加工、木材加工、造车、制革、制鞋、马具制作、细木家具制作、陶瓷制作、制砖、染布和肉类加工等行会纷纷建立。各行会分别制定独立的法规，保护成员的财产安全和职业身份，同时规定该行业的从业条件、工作时间、习艺年限、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等。

从12世纪起，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开始实行严格的学徒制，这使得家庭范围内的学徒制逐渐具有了社会性质。行会中的劳动组织由师傅（Master）、工匠（Journeyman）和徒弟（Apprentice）组成。经过学习，徒弟可晋升为工匠，再由工匠晋升为师傅。师傅与徒弟签订契约，在规定的年限里向其传授手艺，使之成为一名合格的手工业者或商人。12世纪末，行会已成为意大利城市行政管理的一部分。14世纪时，多数行会都在学徒制的基础上为会员及其子女提供教育机会：给组织内熟练工的子女确定师徒关系并提供入职教育。这在保护成员利益的同时也扩大了行会的影响。但是在漫长的学徒期内，学徒不仅要工作、读书、积累专业知识，还要在师傅家充当护士、看门人和信差等，这显然不利于他们对技术的学习。

行会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垄断性和排他性，常通过提高入会金、延长学徒年限、阻止工匠晋升为师傅等手段排除竞争。这使行会不再是维护成员平等地位的团体，甚至变成阻碍手工业继续发展的贵族机关。由于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行会日渐衰颓。为了进一步规范学徒制，1562年英国颁布《工匠、徒弟法》（Statute of Artificers and Apprentices Act）。该法明确规定：任何人要想在英格兰从事任何手艺、工艺或技艺，都必须至少做七年学徒。这使以前英格兰各地很多特殊组合的规则成为一切行业的公法。该法也是行会日趋崩溃后从国家立法层面力求维护学徒制继续存在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工匠、徒弟法》的颁布和实施并未能挽救行会式微的命运，1814年该法被废除。

农业社会的技术从简单到复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技艺和技能通过家庭中父子之间和作坊内师徒之间的传递，从原始社会的学徒制雏形，到家庭学徒制，再到制度化的行会学徒制，精湛的技术和职业道德操守都通过学徒制进行着传承。

（四）“工程科学的技术”时期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纱机和织布机为肇始，进而推动了冶金、采矿和化工等工业部门的技术革命，越来越多的新机器投入生产，对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随着纺纱部门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法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7]

尽管无法准确量化每种因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谁都无法否认技术的关键作用。不过英国的工业革命并未主动运用科学理论，而是表现为工匠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创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1917—2012）认为：“幸运的是，不多的技术知识也足以满足工业革命的需要……1789年以前的缓慢的英国的半工业化世纪，已经积蓄了相当可观的实用的技术，不仅有纺织工业的技术，而且有制造业的技术。”[8]这说明，传统学徒制完全可以满足早期工业革命的技术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最伟大的发明——蒸汽机是凭借直觉、试错和运气出现的。即使约翰·斯密顿（John Smeaton，1724—1792）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改进也仍然是在技艺传统内进行的，并没有运用科学的抽象。

蒸汽机的应用是人类生产技术史上的一次飞跃，使人们从依靠人力、畜力等动物能和风力、水力等自然能进行生产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并为工厂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动力技术的改革对整个工业和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785年，蒸汽机开始在英国的棉纺业中被应用，1800年只有50台，1835年增加到1900台。蒸汽机的大量应用使棉花消费量大增。英国棉花的消费量从1780年的550万磅增加到1835年的31800万磅，增加了58倍。蒸汽机和工作母机的大量使用促进了冶铁、煤炭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788年，英国的生铁产量为6.8万吨，1796年产量翻了一番，1805年又翻了一番，到1835年产量为102万吨。钢和其他金属产量的增加促进了铁路的大发展，1825—1839年，英国所修铁路的长度几乎等于前50年所修的总和。1770年，英国煤炭产量为760万吨，1835年则达3000万吨。这些行业又促进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9世纪，各种锻压设备、金属加工车床、轮船和机车先后问世。在70年的时间里（1780—1850），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使英格兰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9]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1850年，英国的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39%，其贸易额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21%。这使得英国不仅是世界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成为各国技术装备的输入地。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利益，证明了科学技术能创造出巨大生产力。

工业革命使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具有革命性的大工业要求统一的原料、劳动力和技术市场，这与行会的封闭和保守扞格不入。曾经在欧洲经济中一度占据统治地位的行会制度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并由盛转衰。已经摆脱野蛮状态的中世纪建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但却以原始经济为基础，不需要先进的科学，也无法为先进的科学和发明提供发展机会。13世纪时，与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纺纱机类似的纺织机就已在意大利投入使用，但好景不长，后因威胁手工业者的生计而被行会禁止。技术的发展十分缓慢，这并不意味着个人不能改进技术，“而是由于他们无法将这种改进传给后人。由于保密的必要性，由于个人技能无法传授，由于在行会支持下不那么成功的对手们的嫉妒愈形加剧，技术发展慢得无以复加”[10]。

始于工匠经验的工业革命在发展中对科学知识的需要日益增加，传统学徒制无法传授科学知识和理论技术，行会和学徒制的崩溃毁灭了工匠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被迫从家庭进入工厂，将单纯的经验技术和理论相结合。鉴于机器构造的复杂性和操作的危险性，设计者通常会附加各种文字使用说明，这要求操作者不仅要具有经验，而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看懂、理解设计者的说明。工匠已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工业诉求，逐渐分化为工人和工程师，而且后者逐渐成为技术的主导者。在工业社会，“世界已经成为技术的和合理化的世界。机器处于主导地位，生活的节奏决定于机器的速度……能源代替了体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1]。

全新的生产方式吁求新的技术教育形式。1823年，英国成立了第一所工人讲习所（The Mechanics Institute）。到1850年，英国先后共成立了600余所工人讲习所，学员达50多万人，其主要任务是讲授“技术和制造的科学原理”。虽然工人讲习所获得了成功，但后因收费高、未能吸收大量普通工人入学而日趋衰落。

（五）电力技术和新技术的发展

虽然工业革命使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但并未完全确立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开始出现自动化趋势。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业的兴起和形成，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意味着工业创建过程的完成。电力技术的发展，既推动了钢铁等旧工业部门的发展，又促进了电力、化学、石油和汽车等新兴工业的诞生，同时使各领域的生产逐渐走上大工业的轨道。

美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急先锋，电力工业的发展特别迅猛。1880年，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发电厂。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工业中已普遍使用电动机，并开始在电力工业和内燃机的基础上制造汽车，这同时使石油工业也迅速发展。1870—1913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8.1倍，其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至38％，跃居世界首位。世界的技术领导权从英国和欧洲转到了美国。

电力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总量大幅增加。从1870年到1913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2.2倍，贸易总额增长了3倍多。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成为技术变化的指示仪，飞机、坦克和原子弹等技术都是应军事需要而出现的。技术革新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它改变了工业和社会组织的性质，使自己获得了荣耀，这在技术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战”后的新科技革命中逐渐产生了核能、计算机和激光等新兴工业门类，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技术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高潮，通过生产力诸要素的影响，把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推上了一个新台阶。“1929—1969年促进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诸因素中，知识和科技的贡献率由37.8%升至71.9%，70年代后的比例更大。在苏联60年代促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诸因素中，约40%是因为采用新技术，7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至66.7%。”[12]

美国未来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1945—）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以可再生能源代替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为标志，而且权力类型也由金字塔型向扁平化趋势发展。他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进入21世纪的新经济模式，把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这两种不同的技术连接在一起，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