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做学问，要有根基，有渊源。根基，在于自身的修为努力；渊源，则依赖于师门传授、师友切磋。古人做学问，就很重视师友渊源，所谓“学问精深，得师友渊源之正”，“非若庸庸无模范者可比”。宋代词人，早有师承门派的意识，滕仲因跋郭应祥《笑笑词》就说：“词章之派，端有自来，溯源徂流，盖可考也。昔闻张于湖一传而得吴敬斋，再传而得郭遁斋，源深流长。故其词或如惊涛出壑，或如绉縠纹江，或如净练赴海，可谓冰生于水而寒于水矣。”说一代胜过一代，不免溢美，但所言词人代有承传，张孝祥一传至敬斋吴镒，再传至遁斋郭应祥则是事实。20世纪以来的词学界，更是渊源有自，谱系分明。二三十年代，词学界有两大龙门。

一是“朱门”，即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祖谋师门。其门下高第有龙榆生、杨铁夫及夏承焘、刘永济等。龙榆生更嫡传朱氏衣钵，朱氏去世前将遗稿和校词朱墨双砚悉数相授，一时成为词坛佳话。当时著名画家夏敬观、吴湖帆、徐悲鸿等绘有《受砚图》以表彰其事。20世纪30年代，龙先生主编《词学季刊》，领袖词坛，无愧师门，颇像苏轼接举欧阳修的大纛而主盟文坛。同龄的夏承焘、唐圭璋先生与之鼎立而三，共同创造了三四十年代词学研究的辉煌。杨铁夫追随朱祖谋研治吴梦窗词，著有《梦窗词笺》。据说朱祖谋曾授予他“多读”二字真经。他初注梦窗词，不懂，请教朱氏，朱告之“多读”。一年后，还是不懂，再问朱先生，朱仍然说：“多读！”两年后，杨铁夫还是有些不懂，又请教朱先生，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多读”。古人读书，强调多读感悟。多读其实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我读大学时，曾请教任课老师张国光先生如何做学问，他也只告诉我两个字：“多读。”我当时有些不理解，以为老师是搪塞应付，不想传授真经秘诀给我。后来读的书渐多，才悟出“多读”二字，就是真经秘诀。初学者要多读，老于学问者也要多读。读的书越多，越发感觉自己读的书少，知道本专业或相关领域有好多书要读可读而未读，并常常为此而焦虑不安。

二是“吴门”，即词曲大师吴梅先生师门。吴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教授词学，受业的门生有任中敏、唐圭璋、卢前、王季思、赵万里、蔡桢及万云骏等先生。任中敏原为吴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追随吴先生到南京，长住他家一两年，足不出户，饱读吴先生家中藏书。任先生后来著《唐声诗》《唐戏弄》等力作，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文献基础。卢、唐、王、蔡，都是在东南大学亲承吴先生的教泽，虽同出一门，然后来专攻不一，卢前与王季思先生专攻戏曲，唐先生、赵万里与蔡桢专攻词学。30年代，蔡先生在河南大学任教授，著有《柯亭词论》《词源疏证》等，可惜得年不永，40年代即去世。其《词源疏证》深得夏承焘先生的首肯，夏先生曾准备笺释《词源》，及闻蔡有《词源疏证》，就搁笔不作。赵万里先生在东南大学时师事吴梅先生，未及毕业，就被王国维请到清华研究院担任助教。他长于版本之学，在北京与著名藏书家、目录版本学家郑振铎齐名，当时有“郑龙赵虎”之誉。他辑著的《校辑宋金元人词》，为词作辑佚的名著，大得胡适的称赏。后来供职于北京图书馆，曾任善本特藏部主任。

其后朱门、吴门的高第，又各开山门，成为一代山斗。

夏承焘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招收研究生，吴熊和、刘乃昌、喻朝刚等先生都出其门下。90年代前后，吴熊和先生门下又培养出了多位第三代词学传人，如沈松勤、沈家庄等。刘乃昌先生门下有崔海正等专家。

唐圭璋先生门下，人丁更旺。五六十年代跟他研习词学的有曹济平、常国武、潘君昭诸先生。80年代，他先后培养了杨海明、钟振振、王筱芸、王兆鹏、肖鹏、刘尊明等词学硕士、博士。不仅众位门生都相继成为词学研究的中坚，再传弟子中也有数十人成为词学研究的骨干。

万云骏先生，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掌教鞭，培养了邓乔彬、方智范、周圣伟和高建中等词学硕士。邓乔彬更长期致力于词学研究，后与施议对、杨海明、刘扬忠并称为“词坛四杰”，培养的词学博士甚多。

龙榆生、刘永济等先生因离世较早，没能赶上80年代研究生招生的热潮，所以传人不多。60年代初，龙先生曾在上海戏剧学院授课，复旦大学毕业的徐培均先生有幸亲聆教诲。受其影响，徐先生后由编剧而专攻词学，对秦观和李清照词研究尤精深，成果丰硕，是龙门传人的佼佼者。刘永济先生60年代虽然招收研究生，但招生人数有限，如今刘庆云先生是其硕果仅存的嫡系传人。任中敏先生虽不以治词著称，但其高足李昌集却以治词曲名家，并培养了多名词学博士。王季思先生门下多专攻戏曲，但也有词曲兼治者，如黄天骥先生，就颇留意清词，对纳兰词造诣尤深，并培养了不少专攻词学的博士。

与夏先生、唐先生同一辈分的吴世昌先生，既是“红学家”，也是词学家。他的学问，主要是自学而成。但他早年在燕京大学读英文系时，旁听过顾随先生的词学课（后来叶嘉莹先生也在燕京大学师从顾随，终身服膺感恩）。90年代，吴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了四大弟子：施议对、董乃斌、陶文鹏和刘扬忠，人称“吴门四杰”。其中施议对、刘扬忠专治词学，陶文鹏诗词兼治，董乃斌则治唐诗与小说。四大高第又各立门户，薪火相传，蔚为大观。

本书的作者顾宝林君，学殖深厚，渊源有自。他读硕士时，师从广西师范大学的沈家庄先生。工作几年后，又负笈京华，师从刘扬忠先生，既传承有“夏（承焘）门”一脉的学术基因，又承继着“吴（世昌）门”一派的学术传统。家庄先生与扬忠先生，都是既富学养又饶才情的词学家，创作与研究兼擅，感性体悟与理性阐释并长。宝林受他们的熏陶，对词作艺术感悟深细，对词人词作接受史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架构了然于心，故其书写来如行云流水，清晰地勾勒出晏欧三家词千年以来接受传承史的变化轨迹，新意层出。

宝林君是江西人，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江西井冈山大学任教。长期受江西文化的浸染，像其先贤欧阳修一样，对故乡文化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欧阳修虽出生于四川绵阳，成长于湖北随州，进士及第之后游宦四方，从来没有在父母的故居、家乡庐陵长住过，但他无处不以江西庐陵人自居：“庐陵欧阳修也。”“庐陵”，对欧阳修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性标签，而是一种乡土情怀、家园记忆、文化认同。宝林对江西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硕士论文探究的是宋末庐陵词人刘辰翁，博士论文则专攻宋初抚州的二晏父子和庐陵欧阳修，学术视野逐步拓展深入。词学界习称的是“二晏”或“晏欧”，今宝林将晏殊、晏幾道父子和欧阳修三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阐发，体现的又不仅是视野的扩大，更是一种融合性思维的深化，宏通的词史意识的延展。先由宋末而回望宋初，再由宋初词顺流而下，寻绎宋词的发展流向，就更有一种凭高望远的优势。晏殊和欧阳修作为宋初政坛重臣、文坛泰斗、士林领袖，晚辈文人墨客、诗家词手多出其门，或得其亲炙，或受其提点。以晏欧为视点，来考察千年词脉的承传变化，可谓得其枢纽关键。本书题为《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实际是上溯北宋，历南宋，沿金元明顺流而下，再分段梳理清代三大时段的晏欧三家词的传承历程。所以，本书呈现的不仅仅是有清一代晏欧三家词的传承史，也是北宋以来晏欧三家词生生不息的千年传承史。词人的生命史，不仅存在于自己的作品中，更存在于别人的作品中。在这部晏欧三家词的传承史中，我们看到了词人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延续与变化。此书为词人生命史的传承变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实操性的典例。

学统学源，很少是单向一线单传的，而是复向多线传承。一代山斗的龙榆生，不仅传承朱祖谋的衣钵，早年曾师从国学大师黄侃。蔡桢是吴梅先生的受业弟子，也曾追随晚清大词人郑文焯研习词乐，故对词乐别有会心胜解。施议对先生20世纪60年代是夏承焘先生的研究生，因政治变化而未能卒业，80年代，再投考吴世昌先生门下习词。我本人是唐门弟子，但硕士阶段是跟曾昭岷师学习，是曾师激发了我的词学兴趣，引领我进入词学研究领域。而曾师的词学又是渊源于四川大学的缪钺先生。我的学统中自然就潜含着缪先生的学术因子，虽然我平生无缘拜识缪先生，只是读过他的《诗词散论》《灵谿词说》，却十分服膺他的学识学问。本书作者顾宝林，先后师从夏门传人沈家庄先生、吴门传人刘扬忠先生，期间也到武汉大学做访问学者，从我问学，自然也就受到唐门学风的影响。他在井冈山大学工作期间，又深得欧阳修研究的大家刘德清先生的器重与真传，并合作笺注欧阳修诗文。而刘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先生的弟子。如此一来，宝林不仅传承着词林学谱，也与文统诗统结缘。

词脉诗脉的传承，与学源学谱一样，是多向度交叉型的。如果我们能像考察20世纪词林学谱这样，探究复原出千年词史的传承谱系，那将是一种何等壮丽而诱人的学术图景。滕仲因说的张于湖一传至吴敬斋再传至郭遁斋，是一线单传。本书厘清的哪些人学过晏欧三家词、评论过晏欧三家词，也还是一线单传。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探索出词史多向度交叉型辐射型的传播史图景呢？比如苏轼的词，既传承着欧阳修的脉理，又吸收了柳永词的技法，更有花间、南唐词的神韵。任何一位词人，都不是单向单一的接受。同样的，晏幾道幼承庭训，自然禀承着晏殊的家法，但他也充分融汇了花间的词径和父执欧阳修词的法乳。期待宝林君和词学诸同道的努力，共同探讨词史多向度交叉型辐射型的接受史图景。

很显然，词史包括诗歌史、文学史的传承，大多是隐性的。就像我们读一篇论文、读一本书，有时深受其思维方式或研究方法的启迪，而写出新的论著。但因为我们没有直接引用其观点或史料，在自己的论著中并没有注明所受启发的那篇参考文献，于是后人就比较难以寻觅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的思想渊源和方法来源。文献来源是显性的，思想来源、方法来源往往是隐性的。同样的道理，文学创作中，艺术技巧、章句、句法的借鉴与传承是隐性的，语词来源是显性的、追和用韵是显性的。比如黄庭坚公开宣称是学杜甫的，但要在他的作品中明确指称哪一篇哪一句是学杜甫的，却并非易事。目前我们只能据词人有形的文字表述确定他的师承渊源。词史、诗史的隐性接受与传承，虽然困难，却并非不可能。友人尚永亮教授的大著《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在这方面已导夫先路，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成功的探索。

除了依靠学者的学识来发现揭示隐性的文学接受史事实外，我们还可以利用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来识别分析。目前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水平已能进行初步的语义分析和语词结构分析。计算机经过学习，可以分析出不同作家作品中语义近似、结构类似的诗句词句。如果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将历代词作“本体化”，将原本固化的词作变成结构化、关系型数据，计算机就可以挖掘出词作文本之间的关联，并将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到那个时候，词史多向度交叉型辐射型的接受史图景，就不再是构想中的愿景，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了。

技术的进步必然带动学术的进步。期待宝林君今后在技术与学术的结合方面也有新的斩获！是为序。

王兆鹏

2017年8月15日于武汉南湖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