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词学”概念的延展与宋代“穷而后工”观念的衍化
以上分析了“词学”在历史上的蔚起与演变，总体来说，“词学”在宋代的相关概念与前朝实有相当的承续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其语境与指涉对象又具备了新的含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词科的兴起。这里笔者还想谈得稍远一些，进一步以文艺理论的一个侧面来展开。
在宋代，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儒学社会已基本定型。词臣在翰苑禁垣任职，代天子立言，同时能够牵引社会舆论。从陆贽开始，词臣以制诏文宣扬国体、阐导王言的职业特点成为后世楷模，制诏文的影响加剧。宋代也是如此。周必大认为词臣“非专取其翰墨之工也”，希冀词臣能够以其论思与献纳“有补于治道”，像陆贽、欧阳修那样“才本王佐，学为帝师”[142]，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代表性。文臣地位的提高与施政影响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文学观念的转变施以影响，而随着历史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许多文学观念也现出质疑之声或是被重新界说，其中就有文人之“鸣”与对“穷而后工”观念的挑战，士人文学观念的变化虽与词学的发展分属不同系统，但也大致呈同步状态。
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提出了著名的“穷而后工”论：“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43]欧阳修将诗歌的成就与诗人在野的穷愁身份关联起来，认为诗人因为身处环境的险恶，经过了忧思感愤，将这些阅历与感情形之于怨刺，写人情之难言，故此愈穷而愈工。至于为何“穷”能致“工”，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解释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144]个人处境上的“穷”却造成文学成就上的“达”，其关键就在于作者能够投入精思、情志而寓意于文。
与其他许多古典文学理论一样，“穷而后工”论不是凿空而生的，它属于某种渐进的、累积型的批评范式。在文学批评传统里，就有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离骚》文辞的怨悱之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等等。它们皆为“穷而后工”论的提出作了充分的铺垫。“穷而后工”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应属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将“鸣”归纳为从物至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种，认为孟郊人生之“穷”使他将忧思愤懑之情发于诗文之中，取得了巨大的艺术力量，因此属于善“鸣”者。他在另一篇《送董邵南序》中说，董生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145]怀抱利器而不适于时，则必有所激发而生感慨。这种感慨形之于诗文，则是一种类似自然界的鸣。韩愈说了不同处境下关于“鸣”的两种情况：一是鸣国家之盛，一是自鸣其不幸。他所着重论的乃是后者。不平则鸣论在中唐时期偶尔作为一种讨论的范畴出现。白居易的《序洛诗序》一文亦言历代词人“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146]也是阐明穷愁之经历与诗歌作品创作的关系。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样，是结合文人的身份与处境，对文学原动力产生原因的敏锐发掘，也是对某种深层文艺规律的高度总结，提出后得到很多回响，宋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李纲、陆游、王十朋、陈郁等均对欧公此说或肯定或沿用。但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在宋代，针对“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说法的质疑也一直存在。
北宋时期，张耒即提出对“穷而后工”的质疑：
张耒认为文章之工，不可谓其能穷苦而深刻。这段话其实是针对秦观而言的，他认为秦观的处境与穷愁无关，但他本人却在诗文中喜为穷辞。下文延宕开去，举数位古贤人为例，指出无论是“正君”还是“训民”，均是在朝执政士大夫所能为，其行其言皆非出于“穷苦”。张耒此文其实已经指出文章之工有别的途径可至，从古贤人立德立言的角度看，“穷而后工”说是站不住脚的。
北宋的质疑之声只是偶尔出现，南宋时期开始，对“穷而后工”的纠偏开始频繁出现，而且质疑者通常是跻身通显的士大夫或文坛宗匠式人物，包括周必大、刘克庄等人。
周必大尤其反对“穷而后工”说，他在《杨谨仲诗集序》一文中称：
周必大称赞杨谨仲诗文之美，认为其涵泳六义，沉酣风骚，其诗能够兼得天分与人力之全，而文末述其仕履时，认为仕宦通达与否同诗之工拙并没有必然关系。虽有古人成说，但不必皆认为如此，诗歌并非穷人之具。周必大虽未就穷而不工的问题展开讨论，但体味其意，是反对诗之工与人之穷困缚在一起的。有趣的是，他对于通常是处穷之状态的江山之助，也另有一种说法，文见《初寮先生前后集序》：
初寮先生即王安中，在徽宗时为知名词臣，经历了靖康之变，则在尽发前半生之所蕴的基础上，“复躬阅事物之变，益以江山之助”。虽然经历“穷”，但此穷有助于“韵遇险而反夷，事积故而逾新”。周必大这里谈的其实是经历的挫折对一个人精神与为文上的影响，其实本质上也是关于“穷而后工”的问题，但他并未以“穷”来概括这种经历挫折的状态，而只是强调贤者在险恶的境遇中，仍然能够心与境会，从而做到意随辞达。这里可见，周必大从他的观念出发，对穷而后工的理论作出一个较为个人化的阐释，这种阐释源于一种温和的文学态度。
周必大虽然对欧阳修多有服膺，[150]但他并不赞同“穷而后工”理论，《跋宋景文公墨迹》一文中，他更明确提出了对“穷而后工”说的质疑：
这里的“穷人诗乃工”虽然出语婉转，但其实就是针对欧阳修的诗论而言。宋景文公指宋祁，仁宗朝担任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仕履上可谓“终身荣路”，在周必大看来，宋祁在仕途上的顺畅并未妨碍他书写“述怀感事之作”，也即是说并非穷才能工，达亦可工。
刘克庄也在《王子文诗序》一文中指出：
王子文即王埜，王埜于理宗宝祐年间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其身份不可谓“穷”，刘克庄认为他的诗歌有“粹美”“闲雅”的特点。他举李白、杜甫为例，指出他们都曾担任翰林学士与谏官等要职，其身份自然与那些处在“饥饿而鸣”状态的文人有着相当程度的差别。借此刘克庄提出，未必只有窭生寒人这一种可能的情形，诗论应该抛开穷达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只要题旨切于世教，那么无论诗人本身处于何种地位，都无碍于诗歌内容体现出的见识之多寡与价值之高下。
这种正面强调那些执掌丝纶的士大夫的在朝身份对文学的积极意义的说法，溯其渊源，从中唐时期就开始了。如刘禹锡指出：“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缊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谟宥密，庸可不纪？”[153]所谓“得其位者，文非空言”，是强调得其位者有其声，这其实已经涉及达亦能工的问题。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一文中，刘禹锡赞赏令狐楚由文章登陟大位，“以文雄于国”的功绩[154]，也是宣扬堂庑正大的庙堂文学对“文”的正面影响。刘克庄的立论点与此相似，他以穷而工诗的李、杜二人为典型，否定其草野羁旅身份，从这一角度提出质疑，本身也是有说服力的。中唐是中世史向近世史的重要拐点，中唐思想文学中的新变孳乳繁衍，许多已笼及嗣后的宋代。在这段时期，关于“不平”与“穷”的内容的丰富已经大大拓展了相关概念的内涵。
在《跋赵孟侒诗》一文中，刘克庄表达了近似的态度：
诗必穷始工，必老始就，这符合世俗中一般的认知规律，但赵安中“未冠出春官，出门行顺境”，与士人之穷愁毫无关联，清词丽句却能层出不穷。这里，刘克庄采取了与前文相似的表述方式，先列举成说，然后引入主题，以实例推翻成说，表达了对论述对象的赞赏。
反对“穷而后工”的还有叶适门人吴子良，他选取的批评角度与他人有所不同：
他选取了两个较为独特的批评的角度：一是提出欧阳修虽然认为穷而后工，但欧公本人的文章像《吉州学记》《丰乐亭记》，前者是“和平而工”，后者是“感慨而好”，也证明了并非只有强烈的感情才会“言工”。另外，他还举了感情愤激而不工的诗人的例子，如王令与邢居实，二人均是穷愁写诗的典型。王令一生穷愁潦倒，其郁积之情发之于诗，可他的诗却未必好；邢居实著有《呻吟集》，其中多有悲伤无聊之作，也绝非精于诗者。这样他其实就此提出两个疑问：一是欧阳修所说并不全面，这一点从他自己的文章中就可以找出扞格之反例；二是穷蹇著书未必就能蚌病成珠，诗人穷愁潦倒的状态与写出好诗没有必然联系。吴子良从两个角度提出反对意见，很有说服力。
宋末王应麟则以本朝诗人为例，提出诗人未必皆穷：
朱新仲即朱翌，他认为唐代诗人中唯有高适能够称得上是“达”，而且宋人也多承认像杜甫的穷愁一生造就了其诗歌的伟大，但王应麟列举宋代八位诗人，即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徐俯、陈与义、韩驹、吕本中，他们都致位通显。文人与士大夫之身份结合本是宋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像北宋的欧、王、苏、黄皆是执掌文柄之人。王应麟注意到本朝诗人这一特点，虽然他没有再进一步论述，但对于成说的质疑也不言而喻了。
以上是对于“穷而后工”的异说，与之近似的还有针对“不平则鸣”的异说。二说往往导向相近。宋代前期尊韩思潮兴盛，韩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现，在道统与文统两方面均得到推尊，在论及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时，评论者大致持肯定的态度。虽然如钱锺书先生所指出的，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本是两面兼顾的，既包括“鸣国家之盛”，也包括“自鸣不幸”[158]，但后人往往对“不平”的认知侧重于“穷”与“窘”方面的理解，往往将之与穷愁、发愤联系起来，不过到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从“鸣”的宽泛意义出发所作的一些思考，如黄庭坚在《胡宗元诗集序》中提出的：
黄庭坚此文是对韩愈之说的进一步申发，他认为鸣并非势必由怨而起，不怨亦可鸣。无论是因庆荣吊衰而鸣的草木喓虫，因地势不得其平而鸣的涧水，还是寂寞无声动之中律而鸣的金石，这些物象很难说有什么“怨”或者情感上的“不平”，它们的“鸣”更多地是由天性生发。这种“无所于伐”、与物无忤的“鸣”施用于文学上，则能够创造出杰出的文学艺术。黄庭坚的“鸣”之说剔除了“怨邪”等感发情志之成分，将文学的生发与创作放到更广阔的自然论的背景中去，施诸作者本人，则着力于体现其胸次寡怨鲜尤的洒落，与发愤著书说等较为主动的选择是大相径庭的。
与欧阳修同时而稍前的余靖，即在《孙工部诗集序》里提出与愁而后工相反的一种看法：
孙工部即孙抗（998～1051），字和叔。天圣五年得同学究出身，后登进士甲科，授滁州来安主簿，历洪州司理，迁知当州。庆历二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累除广西转运使等职。孙抗因为遇谗而谪倅汉阴，历经穷愁险慝，而后又还朝担任御前近臣，其诗作有《诗经·周颂》里的《我将》《时迈》等颂诗的风格，不能以穷愁之作等而视之。余靖这里也是针对欧阳修的身份说提出反驳，举例说明不必皆如此，其着眼点仍是就诗人之身份而言的。
“穷”与“才”往往相关联，有“才”而“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遇”，“不遇”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出自诗人的主观选择，在《玉堂类稿序》一文中，周必大指出：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已指出诗文可以“鸣国家之盛”，也可以“自鸣其不幸”，但针对孟郊而言，他的关注点还是放在“自鸣其不幸”上，而周必大则着重强调了“鸣国家之盛”。至于为何“鸣”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宋人常说“用舍行藏固有命”[162]，周必大也同样将“鸣”系之于“命”。遇或不遇是一种命，如不遇，则老于穷乡僻壤，仍可借诗文以鸣；而如遭逢明主，则可鸣国家之盛。鸣与不鸣纯系乎命，但因其处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周必大此说体现了一种委运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其实在同时代中有相当的代表性。身居高位的朝臣往往不认为自己因为有着杰出的才能而走上高位，往往将遇与不遇视为一种“命”，与“命”背景下的“鸣”则有了非常顺畅的解释。他认为在好的机遇之下，“鸣”可以作为王度之华的一种文学表达，作为演纶之体的生发渠道。在《与傅道州伯寿札子》《与陆务观书》等文中，他也提到了类似以诗文“鸣国家之盛”的观念[163]。虽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成为文人的普遍共识，但从“鸣”这一主体性甚强的角度着眼，并剔除“鸣”所具有的不平则鸣的内涵，由鸣其不平升至鸣国家之盛，并且也由衷地认为是倾注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这里面还是有所区别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四中说：
针对“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言论，从韩愈的同一篇文章中找出与“不平则鸣”相扞格的例子，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所谓“不平则鸣”，韩愈指的其实是一种情感有所激荡而鸣的情况，并不限于情感之一端的“不平”，洪适指出文中的“伊尹鸣殷，周公鸣周”，确实不属于“不平”的情况。而《送孟东野序》中说：“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敚，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用情感代入对普通自然现象的观感，这一句式主要还是文学的表达，从逻辑的层面也是可以反驳的。洪迈指出“不平则鸣”说的逻辑缺陷倒不一定有其他的用意，但这种不以前贤为是的怀疑态度是可贵的。而且他说的伊尹、周公，其士大夫身份直接决定了他们“鸣”的动机与方式。其实看韩愈的文章，往往善于将不同的看法平衡在同一篇文章中，如《送文畅师序》一文，既勉以儒学正旨，又嘉赏浮屠能喜文辞，文章有直笔，有曲笔。吕祖谦《古文关键》评以“匡正格”，也是指出其有所用意。韩愈文章这种多层的丰富的寓意，往往可作不同的解读。洪迈此处的措意也十分巧妙，其实目的并不仅仅为指瑕，实则也表达了对这种看法的不认可。
以上举数例概述宋代“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理论的异说情况。当然，“穷而后工”与“不平则鸣”二说虽系同源，也有所区别。“穷而后工”主要针对诗歌而言，“不平则鸣”则包括了多种文体与经史著作；就文学批评的内在尺度而言，“穷”相比“鸣”，淡化了主体内在的志意，突出的是主体身份和境遇方面的窘迫；“鸣”相比“穷”，则更强调主体感发志意的作用。虽然各自批评的出发点不同，但异说层出不穷的出现说明，宋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往往不受文学批评传统的羁绊，融入更多实际的考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于文人之处境、内心之体验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变得更加宽泛、更具发散性，质疑与异说也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出现的。
在各种关于“穷而后工”的异说中，一些评论者流露出的诗歌态度在其诗学观念中，并非保持稳固的状态。像上文中提到的陆游与刘克庄二人，他们对“穷而后工”的看法均存在一定的变化。陆游在诗中反复说“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读唐人愁诗戏作》）“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对镜》）等，还在文中指出“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165]这些都是对成说的沿用。但同时他在另外一些诗歌中却表露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例如“酒能作病真如此，穷乃工诗却未然”（《曾原伯屡劝居城中而仆方欲自梅山入云门今日病酒偶得长句奉寄》）等等。对陆游来说，“穷而后工”是前人成说，他虽然在诗中提及，但并不代表全然认同，体味他的“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论诗“不独穷人亦瘦人”等句句意，还包括一种对愁蹇作诗、自苦写诗的戏谑成分存在。刘克庄也同样如此，他的批评往往根据不同诗人的具体情况而生发。从上文所举《王子文诗序》《跋赵孟侒诗》看，他似不赞成“穷而后工”理论，然而在其《跋章仲山诗》一文中，论述又回到了我们较为熟悉的话语表达中去了。面对布衣之士章仲山与其流离颠沛的生涯，刘克庄许以“穷而后工”的鼓励；而王埜与赵安中则属显宦人士，刘克庄则以“搯擢胃肾，呕出心肝”的孟郊等人的枯寒贫瘠的诗风作反衬，指出王埜等人在诗歌方面不以力求，而反能风度闲雅的特点。这看似龃龉的态度，实则反映出刘克庄在作序跋文时，善于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与不同语境变换说辞。虽然并没有统一的诗学态度与诗学标准，但其采用的诗学主张与诗学话语，与文中的逻辑是扣合的，因此能够自圆其说。这种能够根据具体情境发出议论的诗学批评，反映了宋人诗学思维相比前代，显得较为灵活。
以上从诗学情境化的角度为“穷而后工”的质疑之说提出了一种解释。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为何宋人会出现如此多的对“穷而后工”论的质疑呢？这还可从文化环境方面予以申说。宋代社会，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社会模式已基本定型。尊文重儒的社会风气与相对稳定的入仕渠道使得文人身份由山野向台阁的转变成为事实，这已是学界对宋代社会的共识，文人身处士大夫之位而能工诗文者举不胜举。莫砺锋先生曾指出宋代社会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多数士人都能得到做官食禄的机会”“我们试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魏泰《东轩笔录》等宋人笔记，便会惊讶当时士人生活之奢华，当时像陈师道那样一贫如洗的士人是非常罕见的”[166]。士人经济与文化地位的提高，使得“穷”成为相对的一种境遇，像唐代诗人类多穷士的现象，至宋而结束。士人在“立言”方面的理想多是掌丝纶之言。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说的重新界定，与宋代士大夫文化主体关系密切。
宋代士人文化的转向，可从山野与台阁两种不同“文气”的轩轾中看出其中端倪。结合具体地理与社会处境论文学，则诗文可分为在野与在朝两种不同的风格。北宋的吴处厚将文章分为“山林草野之文”和“朝廷台阁之文”两类，其差别在于：“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167]山野之文一般以唐代郊、岛等文人的诗文风格为代表；而台阁之文的代表，唐有燕、许大手笔，宋有杨、刘之西昆体。宋人将这两种文风划分得很清楚，[168]他们对西昆体在批评以外，之所以有正面评价，也是因为西昆体尽管有挦扯义山之讥，但其典雅赡丽之风格与下层文人枯槁枵薄的文风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即是吴处厚所论的“庙堂之文”与“山野之文”的区别。当然，吴处厚这里是论文章，偏重于应用文体的实用功能，至于诗歌中庙堂与山林风格的分野，宋人也有类似的看法。叶适称翁忱文“文字重密，有周、汉体。诗尤得句律，读之者如在庙朝听韶濩之音，金石之声，非山泽之癯所能为也”。[169]言下之意即是说，朗然阔大的诗境诗思是发之于穷愁的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南宋的程珌认为诗歌可以同时融合山林之文与廊庙之文的两种特质：“桃源汪君以所为诗编示仆，且欲仆附一言于编末。仆未识汪君也，意其为人，清而不癯，直而不讦，峻而不异，以山林之槁薄而能兼宗庙之雍容者乎。”[170]山林之槁薄既是其文学风格特征之一种，也是其在野身份之象征。而程珌笔下的汪君之文，既有山野气，又具备山林之外的雍容之气。程珌评文气，总结出了两种兀傲与雍容完全相异的气质，认为它们可以同时存在，这也是一种“允执其中”的做法。这一例子虽与“穷而后工”无直接联系，但似乎暗示穷而达两种身份带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个人在野也可以具备两种气质，穷或达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其潜在的意思是，并非只有“穷而后工”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庙堂与山野的身份并非截然对立，这是与儒家传统中士人的用舍行藏一一对应的。关于君子的出处之道，洪适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有代表性的话：“君子达而在上，居台辅之位，使朝廷尊安，遐迩赖福，名遂而归，啸傲丘壑，以松竹为藩篱，以鸥鸟为朋俦，进退俱荣，岂不超然有余裕哉？”[171]用舍行藏均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必受“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身份分野的影响，即便身在山野也保持豁达心志，是其基本理念。此处须注意的是，此种山野之身份也是由台辅之位转来的，并非自始至终保持的山野身份，其背后还是隐藏的士大夫视角。这种“行”与“藏”，只是士大夫在经历荣辱之后的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其前提在于“名遂而归”，与沉迹下僚，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山林草野”群体的被动无奈实难等同。
质疑声音在南宋的此起彼伏，自然可以从以上文艺机制的深层规律与社会文化的心理层面提出可能的原因，[172]笔者这里还想提供另一个观察角度，也就是作者的身份与其词学背景。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提出异议的洪迈、周必大、程珌、刘克庄、王应麟等人，他们均是执掌文柄的词臣，尤有意味的是，其中洪迈、周必大、王应麟均是由词科出身，程珌未中词科，却也曾研习过词科，后在理宗朝担任词臣。还有上文提到的傅伯寿，也是词科出身。我们知道，词科取士很严格，整个南宋词科入等者只有四十多人。而很有意思的是，上文指出的“穷而后工”的质疑者中有三人均出自这四十多人中，还有一人也与此科有关。当然，欲借此明确说明词科人士有趋同的文艺观，究竟是十分困难的，但他们的身份与其文艺观是否有若隐若现的联系，尚可深入挖掘。如果我们将材料放得更宽的话，还可发现更多的与词科士人有关的例子，例如南北宋之交的葛胜仲，他在为陈与义诗集作序时，也曾明确提出对“诗能穷人”的质疑：
“穷而后工”论旨在逆推文章之“工”的成因，将“穷”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因素；而“穷”与“工”的胶合则使“穷而后工”之外又衍生出“诗能穷人”一说。葛胜仲虽然是针对“诗能穷人”而论，但他在涉及论述对象陈与义的时候，重点拈出了陈与义曾任参知政事这样显赫的身份。有趣的是，葛胜仲也是词科出身，曾试中哲宗元符三年（1100）词科。这样的巧合，又给我们些许提示。
尽管士人的身份、出处不能够与文学思想作生硬的比附，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着眼，洪迈、周必大、程珌、王应麟等人的身份与其文学观念的一致，尤其是针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不约而同的质疑或是补充这一点，还是透露出不小的信息。笔者认为对此大致可以这样解释：对这部分士大夫来说，他们通过早年的词科经历所习得的内容以及其后在朝廷执掌内外两制的文臣身份，致使这部分词科士人的知识储备无法脱离这样的一种背景，同时也使他们对“鸣国家之盛”有一种自然的亲近与认同；其试中词科后较为畅达的仕履经历，又使他们与具山泽之癯的文人区别开来。
身份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学观念的生发往往不能离开作者的身份，持论者总有自己的人生体验与经历，其出语总是基于自己的眼光和立场。从评论者身份的角度来观察，往往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微妙的痕迹。无论是词臣身份还是词科出身，指向的都是某种具体的“身份”。洪氏、周氏反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样的成说，虽然出发点各自有别，但他们个人而言，在科第顺遂且有王室褒宠、立德立言两皆不废的情况之下，觉得成说不必皆对，“鸣”并非一定是出于不平，不穷也未必不工，是相当自然的心理。
强调词科的身份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大概仍然是较为隐晦的，但词科是以词学之习为主的。经此濡染，从重视词学的角度出发，以“鸣国家之盛”的角度看待文学史，则文学史的面目较为新鲜。这一点我们从洪迈、周必大等人对文学史的评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洪迈在《黄御史集序》一文中指出“词章关乎气运，于唐尤验”“伯玉奋然洗刷，沈、宋、燕、许，辈出振响。以至贞元、长庆，经术大明，修古弥众”，[174]以沈、宋、燕、许等人作为唐代辞章代表，本身就代表着重官方文学的观念。另如，北宋前期文风一般被认为较为轻靡，但周必大为吕祖谦《皇朝文鉴》所写序文中，将北宋前期这一通常不为人所重的文学时段的基本特征分别概括为“文伟”“文博”“辞古”等等，认为每一段时期都有可取之处。这种为每朝设定文学特征的持平做法为叶适所讥，[175]认为与常情不符。确实，周必大的言论，与传统的文学史观有着相当程度的龃龉，但就身份的角度而言，周必大从翰苑词臣的角度对前朝文学进行总结，构建起新的文统脉络，其实是属于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自觉。他还在《初寮先生前后集序》等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些观点与宋人在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宋兴百年间文章体裁未改五代余习之说，无疑有很大差别。[176]排除对前朝作品肯定为主的官方表达需求，其文学观念中也具有对润色华章的应用型文学较寻常更为宽博的态度，这既是得之于词学的训练，又不乏在其翰苑掖苑任职的经历中进一步加深了这些见解等等因素存在。同为词科出身的孙觌，在为汪藻《浮溪集》所作序文中也指出，诗易作而文不易工，以朝廷制诏为代表的大手笔之作，是那些浅薄的“心竞力取”的文章所不可比肩的。[177]从身份反观这部分士人的文学批评，也可以解释周必大、洪迈、孙觌等词科出身的士人为何有这些趋同的文学观念。这在本书的第四章还会具体论及。
之前谈到，在宋代社会，以士大夫为政治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社会模式已基本定型；而在词学方面，对演纶之体的辞章之华的逐渐重视，加深了对文学理论中“鸣”这一概念的理解。这两方面分别从制度与观念上为文学批评的深入作为充分准备，也预示着南宋文学词学兴盛下的文人观念及其文学情志的新变。随着历史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许多文学观念也现出质疑之声或是被重新界说，在此情况下出现的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说的重新界定也有其内在的缘由。无论是将“鸣”的概念扩大，还是拓展出“穷”的对立面也即“达”而后工的实例，不但与持论者的身份转变有直接关联，其与宋代词学与词科之学的兴盛也有一些间接的关联。
从“身份”的角度着眼，文学史中的许多现象或可呈现另一维度的解释。如王夫之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178]身份与眼光不仅规约着文学可能达到的高度与宽度，也同时规约着文学批评者自身的批评视野。祝尚书先生提出从“身份”的角度看待文学，认为“‘身份’认同是宋代文学体派延续的心理‘脐带’”，[179]从身份的角度重新认识宋代文学，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角。这方面在宋前就代不乏例，如刘克庄所指出的，杜甫、白居易那些通常从世教民彝角度出发引出的诗学观念，往往可就其谏官与词臣的身份来重新认识。白居易称其以新乐府形式所作之讽谕诗乃是“自拾遗来”（《与元九书》），也即是揭示自己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不脱谏臣身份的。近年来就有学者论证这一点。[180]也就是说，这些诗歌均是“有为而作”，有着明确的创作态度，而并非以纯粹的“不平之鸣”或以记录一代之史的观念为指引。到了宋代更是如此，北宋前期流衍甚广的西昆体诗风，与杨亿、刘筠等人的台阁身份相关。杨、刘等人的诗歌酬唱在馆阁翰苑中进行，相对稳定的身份空间与相关的文学空间有其一致性，而擅长引经据典、风格华美绮丽的昆体诗风因不脱台阁气息，其主体身份与李商隐的在野诗人身份已经构成了内在的差别。又如江西诗派，虽然是从地域的角度划分的，其体派的特征也较为松散，但吕本中总结的“一祖三宗”等说法，都表明了后期江西诗人是在有意识地营造共同的文学追求，这也可以看作是有共同诗歌追求的诗人派别对“身份”的自我认同。
我们知道，身份影响文学这样的例子从古至今都不胜枚举，文学史上，南朝谢灵运的贵族身份与其山水诗、宋代柳永的市井身份与其艳情词等等，都是其例。尽管梁代萧纲曾有“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的观点，[181]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身份与文学形态、内容的对应关系是较为一致的。不过，身份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却多为人们所忽视。现实情况下的文学批评中，身份仍是一个较为隐秘的视角。前文通过举例，意在指出文学批评者的身份对文学观念的影响，这涉及他们自身身份认同的问题。如果将持论者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身份进行比勘的话，无疑可以发现，这些批评者的身份往往能够和他们的文学观念达到某种程度的暗合。上文提及周必大对“穷而后工”论的批评，程珌、王应麟对“达”而能“工”的肯定，孙觌、洪适对泛鸣的理解，也是与他们对词臣身份的自我认同相吻合的。尤其在南宋时期，执掌文柄的士大夫群体在肯定欧阳修的功业文章之余，就“达”与“工”是否可以兼顾方面，他们的看法有着内在的一致。
反观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严格意义上说，也是出于一种身份论的先验性质的推导，只不过欧阳修的身份论采取的是知人论世的方式，对某一诗人的状态与社会身份作了界定，由此再推导其对文学的影响。在评价梅尧臣的诗歌时，欧阳修拈出其“穷”的身份，再进一步强调梅尧臣的这种身份客观上为他的诗歌之“工”提供了充分的材料与情感上的准备。而宋代针对“穷而后工”的批评者则多从具体实例出发，举出“穷”之外的例子进行质疑或者补充，也同样是针对身份问题进行的新的界说。在这一过程中，批评者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也显现了自己的立场，他们在辨明身份与文学之关系的过程中，也代入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当然，这后面更多的是持论者的人生体验。总而言之，这构成了一种受持论者身份影响而针对身份进行批评这样一种较为特殊的多重批评。
就诗学批评范畴而论，宋代之前，从“发愤著书”说到“不平则鸣”说，均属于一种渐进式的层累型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流变，相关的概念清晰明了，也几乎没有异说的空间。而在宋代，尤其是南宋，针对“不平则鸣”与“穷而后工”的另一些较为温和的质疑或者另一部分声音，推究其背后的知识文化背景，可知其发声者大多具备共同的身份纽带。这种由身份纽带引起的文学批评的趋同，借用余英时的概念，体现的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某种“群体自觉”。[182]这里指的“群体自觉”，不单单体现了宋人对成说、对经典的质疑、反叛等精神层面上的文化自觉，也与他们对鸣国家之盛的心理认同相关。这背后有着尊师重儒的思潮、士大夫参与执政的背景，体现了文人对弘国家之美的词学的看重；而对词学的看重，实则脱离不了这些质疑者的词臣身份。进一步考察则可以发现，词学之臣的甄选背后，则有着系统的对词科之学的学习与研磨。看似单一的身份，背后牵涉出许多的问题。
以洪迈、周必大、程珌、刘克庄、王应麟等为典型代表的南宋文人，对“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或是另辟新说，或是削去韩愈与欧阳修文学理论中明显的单一的穷愁著书的身份界定，而多采取发散性的思维方式，以具体的文学实例出发，提出更多的反例支撑其观点。他们并非否认穷戚怀忧、不得其志的文人心态对情志的感发所产生的原动力，而是尽量将自身的文学抱负、文学理想与文人的晋升之阶、儒臣形象的建构相洽合，构建一种堂庑正大，并且同样可以寄托文学理想，与山林文学迥异的正面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南宋的翰苑掖垣文学即是这种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他们自身的身份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针对“穷而后工”的质疑，既是针对的批评对象的“身份”，也代入了其自身的身份。在这里，身份既是批评的对象，也是支撑其批评的背景。这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批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