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V. 马斯登（Peter V. Marsden）
（哈佛大学伊迪丝和本杰明·盖辛格社会学讲席教授）
彼得·V. 马斯登（Peter V. Marsden）是哈佛大学伊迪丝和本杰明·盖辛格社会学讲席教授（Edith and Benjamin Geisinger Professor of Sociology）。他1973年从达特茅斯学院获得社会学和历史学专业的学士学位，1975年和1979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87年加盟哈佛大学之前，他一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任教，并担任过社会学系副主任和主任特别助理。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分别在1992—1998年和2002—2003年两度出任社会学系主任。他还分别在2000—2003年和2005—2010年两度出任组织行为专业博士学位项目的招生委员会主席。2011—2015年，他出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马斯登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组织，特别是正式组织和社会网络领域。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医学社会学也很感兴趣，并从1976年开始参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收集工作。
2017年2月18日
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楼（William James Hall）
教授，您眼中的社会学是什么？如果让您给它下个定义，您会怎么说？
在美国，至少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社会学是一门非常广泛的学科，涉及很多不同的领域。如果学生问我什么是社会学，我会说社会学是关于群体的研究。有些人研究非常具体的群体，像组织；有些人则研究更加松散（diffuse）的群体，像社会运动；还有些人研究人们的集体行动，而参与集体行动的人往往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譬如来自同一个国家或者同性别等。总的来说，我认为社会学家已经达成的共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特征，要研究群体对个体的影响。所以，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群体与个体的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个体组成群体，但是反过来个体又受到群体的制约。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社会学。
社会学何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同于心理学、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
我认为仅仅为了区分社会学的话，接着你刚才的问题来说，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个体的研究，而且至少在美国，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长。心理学研究人的大脑，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研究大脑的物理属性以及大脑如何作用于人的思维。现在很多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任职于心理学系，正在研究个体的思想和大脑在群体背景下的工作机制，但是重点还是放在个体身上。我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区分相对难一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美国的很多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专业通常被放在一个学院。尽管在哈佛这两个专业是分开的，但是在很多美国的大学或者学院，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两个专业通常是在一起的。我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社会学和人类学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至少在美国，人类学家更倾向于使用定性的调查方法，而社会学家则有一整套不同的调查方法。我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定量方法，哈佛的很多同事也都使用定量的方法做研究。至于人类学，我认为他们专注于做定性研究，只有很少一些人专注于做定量研究。我认为人类学家，至少在美国那些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家的人，他们经常做跨文化研究，经常做田野调查，有时候他们会选择去一些小的、偏远的地方。但是现在更多的人类学家会去非洲或者东亚国家，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了解那里的一个社区或者群体。这可能不是社会学的研究策略。当然社会学和人类学也存在理论上的差异，而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践上的。我认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不同于经济学，经济学喜欢用特定的模型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考虑成本和收益。我认为社会学不存在这种特定的理论模型。至于政治学，政治学是有关政治的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制度领域，而社会学则涉及很多非制度领域，还有那些不是特别制度化的领域。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就是在关注非制度化的政治行动。当然也有政治学家研究社会运动，但是我认为政治学的重心依然是研究制度化的政治行动。
所以是社会学的视角、方法和理论使社会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您是否同意？
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学的特点，不过没有哪种社会学的方法是只限于社会学家使用的。尽管很多方法都得益于社会学家的贡献，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运用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在美国，我们看到了不少交叉学科的研究，许多学科开始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说，社会学有一个分支叫政治社会学，但是政治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有交叉，尽管这两门学科举办不同的会议，有时候也引用不同作者的观点，但是它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却存在很大程度的重合。我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学科是相互区别的，不同于制度化的组织，但从研究主题上来说，是在趋于一致。
社会学里面有很多的分支学科，您如何看待社会学里涌现出的众多分支学科？此外，什么情况对社会学的发展更有利，是学科整合还是多样化？
我想每一个人对如何发展社会学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从事专业社会学教学与科研工作40年了，所以我在这个领域也算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社会学理论变得更加多元化、跨学科化，研究主题也延伸到很多方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占据着主导地位，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他在这里（哈佛）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尽管功能主义那时候并不是唯一的理论范式，但相比今天，功能主义在当时确实占据了社会学理论的中心位置。可是现在，美国社会学协会具体有多少——我记不清了，可能有51个分会或者更多。有些人批评说社会学太分散了以至于分支学科之间没有了共同语言。这么说当然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在理论整合方面现在确实不如从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却更深入了。学科分化很正常。我认为，随着学科的发展，学科会变得更加专业化，而随着对知识探索深度的不断增加，要想同时在几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您如何看待社会学内部的定性和定量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采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您认为社会学内部是否存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分歧？如果存在，这种分歧对社会学的影响是什么？
显然在社会学里存在定量和定性方法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人们其实已经讨论了很久，至少存在社会建构的分歧。我一直认为定性和定量方法只是用来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可以了解世界的不同侧面，（两种方法）大体上取长补短。当然，在不同的阵营，都会有人认为他们做研究的方法才是唯一有效的。如果你去看我做的研究，（我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量化的数据，而且我认为通过定量的方法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但是，我认为研究方法有很多，尽管我的研究主要依赖于调查和各种类型的量化数据，但是这种调查和量化数据不能产生深度的理解。相反在社区或村落，通过结构访谈或拓展田野的方法可以获得更多的有深度的见解，因此采用定性方法的研究人员获得的不同深度的理解是采用定量方法的研究人员无法从数据之中简单获得的。我认为近年来在社会学中出现了令人兴奋的改变，那就是在调查中开始运用成熟的混合方法，不仅把两种方法放在一起使用，而且相互启迪，把二者共同设计到研究计划中。这种努力在我看来不单单是定量和定性方法之间的妥协，而是将二者各自的优势拿出来取长补短。坦白地说，我认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在美国是最早一批——即使不是第一个——为研究生开设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的院系。我们鼓励学生根据他们要回答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所能采取的数据收集方式来选择研究方法。
社会学有什么用？您认为十年或二十年后的社会学会是什么样的？
关于社会学十年或二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我想我能说的不多。我不确定我能预测并且说出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至于社会学有什么用？我认为，过去社会学只适合那些立志成为社会学家和那些教别人如何成为社会学家的人来学。不过现在在美国，情况已大不相同。尽管还是有很多社会学家是在大学从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工作，但是社会学家掌握的技能，尤其是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技能，当然（社会学家所掌握的技能）不止于此，这些技能适用于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研究。很多社会学家为咨询公司或研究机构服务，如监测一段时间的非法药品使用趋势，监测人口趋势，以及（研究）人们如何对城市政策施加影响，等等。所以，学习社会学能够培养学生在信息泛滥的社会开展高水平的社会调查的能力，而关于社会的信息又无比重要，所以很多社会学家投身到了信息社会之中。
您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社会学家？我知道您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专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您的父母在您选专业的问题上是否对您产生了影响，还是您是自己决定要学社会学的？
我完全是自己决定要学社会学的。尽管在我家里很多人都是老师，当然不是全部，我的父亲就不是老师，他经商，但是其他人不是教这个的就是教那个的，因此教学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可选择社会学并不是我父母促使我去做的。最近我也和很多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像你一样也问了我类似的问题。我从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一定程度上是很偶然的，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同寻常的经历，因为这条路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当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数学，而且数学成绩特别好，所以上大学以后，我就选了很多数学课去听。我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希望用我所学的数学知识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等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上了一门关于初级调查分析的课，我发现那门课不仅需要我所掌握的数学知识，而且还涉及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社会问题，那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社会问题。于是我被那门课吸引了。后来我觉得应该多了解一些历史，顺便说一下，我上过的一堂历史课碰巧是关于中国历史的，所以我知道一些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历史。总之，因为我对社会学关注的问题很感兴趣，加上我又掌握了一些数学技能，所以社会学就成了我的最佳选择。此外，我当时也很清楚我想留在学校工作。
回到大学时代，您的老师在培养您的社会学兴趣方面是否发挥过重要作用？
当然了，毫无疑问。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叫詹姆斯·戴维斯，后来我到哈佛工作，我们还成了同事。相比其他人，他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之所以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他应该有很大关系。他就是我上面和你提到的那个调查分析课的老师。
您如何评价当初上过的大部分课程？都很有趣，或者有时候也很无聊？
我不会说所有人的课程都很无聊，但是相比而言有些课程更加生动有趣，也更有帮助。（所以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翘课？）是的，有时候吧，尽管我喜欢学校，我从五岁开始就一直待在学校，到现在我已经在学校待了很多年。我喜欢学校，总的来说课堂对我而言非常有趣，是个不断激励我学习的地方。我不会说我每堂课都去，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会去，而且我会很用心地听。
读大学时，您读得最多的社会学家的书是谁的？您为什么喜欢读他或她的书？
我最早读过的一本，也是我一直保留到现在的一本书叫《初级调查分析》（Elementary Survey Analysis），那本书非常有影响力。还有一本书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写的《人类群体》（The Human Group），这本书对我也很重要。除了詹姆斯·戴维斯的初级调查分析课，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课就是关于小群体的。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接触的有关小群体的课程逐渐衍生发展成了社会网络和网络分析，而《人类群体》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是关于小群体研究的理论综合，是乔治·霍曼斯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的小群体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那本书里面的一些网络图像（network imagery）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您成为一名社会学专业的教师以后想教给学生什么？或者您希望学生从社会学中学到什么？
我讲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研究方法与技术的。我开定量研究方法的课，也开社会网络的课。通过这些课程，我希望学生可以学到一些技术和方法，用来帮助他们分析和解答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其他课程，我这学期还开了一门组织分析的课，我给本科生上这门课，我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更加了解他们所面对的事物和生活的世界，提前了解这些对他们而言会有帮助。我想大部分社会学家都在试图告诉人们，作为群体一员存在要比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重要得多。个体是可被观察的、具体的，而群体却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显而易见，所以我告诉学生，集体和群体层面的现象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除此以外，我相信所有社会学家都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想要教给学生。
您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社会组织，特别是正式组织和社会网络，您现在研究的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以及医学社会学，所以我的问题是，您是如何构建起自己的研究兴趣的？我的意思是说，您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些领域进行研究？
我不认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完全计划好的。（是的，但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吗？）是的，从大一点的范围来看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如果你四十年前告诉我说我将来会做健康和医学社会学的研究，那么我恐怕就要问你为什么。因为那在当时对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有些领域，譬如定量研究，是我自己想要研究的。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社会网络研究中的网络分析已经是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了，那时候主要是研究信息。这个领域非常有意思，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你可以在里面进行探索研究，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研究出解决办法。所以我认为进入有些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进入其他领域则纯属机遇。譬如医学社会学，其实是因为我在哈佛有一些人脉关系，这让我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建立了联系，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研究兴趣和他们的契合，所以我们就想看看我们之间能不能合作，到现在我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我记得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特·默顿*曾经谈到过偶然性和发现的规律，（他认为）每个人的职业生涯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现在回过头来说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宏大的规划是很容易，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你只是刚好碰上了这种偶然性和机遇罢了。
您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在您看来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在我上课的时候，我优先考虑上课的问题，因为学生把自己人生当中的一部分时间（用来听我的课），我觉得我对他们是有责任的。对于我而言，至少在每个学期，上课始终是最重要的。在此期间，我会见缝插针地找时间做研究，但是到了暑期，或者休假的时候，科研就成了重点，所以这大概就是我平衡二者的方法。我认为在哈佛，我们都很幸运，因为教学和科研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如果我们想要和研究生一起探索新的领域，我们可以开设相应的研究生课程，所以教学和科研对我而言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我发现一个人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了一些东西，因为要给别人解释清楚，自己首先要清楚。有时候，一个人的研究也会得益于他的课堂。因为和那些聪明的本科生、研究生在一起，你会获得不同的思路。有时候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我会把脑子里闪过的想法写下来，然后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梳理。所以能和这些聪明的学生在一起让我感到十分幸运，而选择教书这一职业让我感到十分荣幸。
除了教学和科研，我知道您曾经有过很多行政工作，因为您曾经是社会学系主任、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那么您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不管你有没有行政工作。从事行政工作实际上是一项殊荣，大多数人在教学的同时也喜欢从事一些行政工作，他们做这些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报酬，当然能获得报酬毕竟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相比较于其他职业，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了。对于我而言，我尽力让这个界限清晰起来，特别是在晚上，工作与家庭的界限要很明确，因为我认为工作和生活都很重要，不过这需要你刻意为之。我认为有些社会学家在很多不同的机构兼职，遇到一些唯利是图的机构，只要你不拒绝，他们完全可以吞噬你，所以你必须要抵抗，多给自己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尽管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但我认为明确界限，知道适可而止很重要。当然，一年之中有些时候，特别是在学期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工作会相对繁重。不过其他时间就会相对轻松一些，这时候就可以把之前牺牲的本来用于家庭娱乐、朋友聚会的时间再补回来。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没有经历过坎坷？您最终是如何度过的？
我不得不说我很幸运，这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或许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许遭遇过人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经历过坎坷。但是，坦白地讲，我很幸运。我工作过的学校都很支持我，无论在哈佛还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我遭遇过人生危机，因为家人的健康或其他问题，但是也没有那么多，总的来说我很幸运。这些事情都很难预料，而且很大程度上你需要在危机发生的瞬间就想出解决办法，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会事先通知你，而它们又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要尽力去处理。不过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因为在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所任教的学校都会尽力地支持我。
让我们来谈一下您的书《美国生活中的社会趋势：基于1972年以来的综合社会调查的发现》（Social Trends in American Life: Findings from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ince 1972），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并获得了美国舆论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的图书奖。您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其实就是美国综合社会调查[1]。你善意地说这本书是我写的，但我其实只是主编。那本书里有几章是我写的，而它实际是一本论文集。这本书是用来庆祝我认为是美国自1972年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项目而写的，现在已经是这个项目实施的第45个年头（2017年）了。这项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旨在前瞻性地追踪社会趋势，这一调查已经实施多年，从最开始的每年一次到现在的每两年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项目，是由我之前提到的老师詹姆斯·戴维斯率先发起的。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去推动这本书的出版是因为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为很多不同类型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研究主题涉及种族关系、性别角色、休闲方式、工作、幸福等，而得益于这一项目发表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两万篇，可是至今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书来总结这一项目的价值。所以在综合社会调查35周年之际，我们打算写一本书，系统地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认为综合社会调查对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总结它的贡献。如果让我一个人写的话，我觉得我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都远远不够，所以我就想不如组织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大都参与过综合社会调查的工作，请他们基于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写一写各自领域出现的一些变化趋势。当然，我很感谢美国舆论研究协会对于我们工作的肯定。
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就是让最后一个人尽快完成自己的那部分工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为完成整本书的编辑，其他人都在等待（最后一个人）。因为我做过很多统稿工作，所以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当最后一个人把自己的那部分成果交上来的时候，最早上交成果的那批人不得不重写，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等了大概五年或八年。但是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每个人差不多都在两年之内把自己的那部分成果交了上来，所以我们很幸运。但这的确是集体合作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不得不承认，我有时候就是那个拖到最后还没交稿的人。我认为，这是我在主编这本书的时候面临的最大挑战，不过我挑选的都是对各自领域非常熟悉、曾经使用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人，而且幸运的是，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库组织管理得非常好，也不存在什么技术问题，所以我们就避免了很多集合成书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您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写什么类型的书？我的意思是，您觉得社会学家有没有必要写书给学术界以外的读者看？他们该怎么做，以及是什么影响到了社会学家去触及更广范围的读者？
我恐怕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我的大部分成果都是面向学术界的。尽管我认为这是社会学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绝不是社会学唯一可以扮演的角色。我的同事，他们在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富有成效地著书立作，在他们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只有社会科学家才能看得懂的专业术语。你知道，用专业术语并不是为了让普通人看不懂，而是因为专业术语有它的科学功效，是用来服务专业群体的交流的，但是在学术圈之外，专业术语确实影响到了普通人去理解我们所做的研究的意义和其中所隐含的信息。我认为有人通过杂志、博客、出版物的形式来交流，有人写书不仅为了专业人员，也会考虑受过教育的公众，所有这些方式都很有效。尽管这不是我个人倾向做的工作，但是我发现很多社会学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努力去改进写作的质量，有时候知道怎么写得短小精炼也很重要，但是写得短小精炼要比写得冗长累赘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那样做的原因。
从您的经验来看，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是否不同？您会给两个国家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什么样的学习建议？
我关于中国学生知道的不多，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对中国学生有足够的了解，所以不知道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有什么差别。哈佛有很多研究生来自中国或者讲中文的国家，我发现他们和美国学生没有显著的差别。相反我觉得我对那些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之强感到吃惊，如果是我去学中文，我恐怕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所以我很羡慕这些学生。我的确觉得中国和美国学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除了努力学习，我也不知道我还可以给出什么更好的建议。终身学习非常重要，当你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足准备去学习能使自己变得专业的东西，而变得专业就意味着你要不断地学习。如果只是去读研究生，接受了几年的训练然后就开始实践，那么实践几年后你就会发现，你被年轻的一代人超越了，因为他们在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学习如何学习以及学习如何自主学习是很重要的技能和习惯。我还想建议学生去研究那些他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吸引他们注意力的问题。有些人尝试去研究那些在他们看来时髦或者流行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能投身进去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觉得从中有利可图的话，那么恐怕你不会做得很好。所以在选择你要研究的问题时，记得听从你内心的召唤。
您是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名社会学家的？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对您的改变或影响又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答你的这两个问题。我之前已经说了我成为一个社会学家的过程。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点自我心理剖析，才能回答为什么。我读大学读到一半的时候就决定将来要留在学校。我当时其实能在学校找到几份报酬不错的工作，而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科研显然是其中的一个选择。我想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您觉得社会学让您感到幸福吗？）我一直被社会学所吸引。在学校工作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断地被激励，同时也在不断地激励别人。你会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也被鼓励去迎接新的挑战，所以你不会感到乏味，你也不应该觉得乏味，因为你有很多推陈出新的机会。社会学家研究的一些话题可能会很枯燥，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生活总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而且重复学习也不会让你感到快乐。我不会说我总是很快乐，但是我很少感到乏味，这已经非常不错了，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殊荣。
谢谢教授，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和经历，我会把这些带回中国分享给我们的学生和年轻的学者。
好的，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从我的“胡言乱语”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发。
相关人物介绍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他开创了社会行动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被认为是20世纪社会学发展历程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罗伯特·贝拉、克利福德·格尔茨、爱德华·劳曼、罗伯特·默顿、尼尔·斯梅尔塞、兰德尔·柯林斯等人都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乔治·霍曼斯（1910—1989），美国社会学家，行为社会学和社会交换理论的开创者。霍曼斯以其对社会行为的研究和他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其代表性著作有《人类群体》、《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等。
罗伯特·默顿（1910—2003），美国社会学家。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默顿被视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他提出了“意外后果”“参照群体”“角色紧张”等著名概念，尤其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的提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1994年，默顿被授予国家科学奖章，以表彰他在社会学领域的贡献。
[1]综合社会调查（GSS）是一个基于当代美国社会的数据收集项目，旨在监测和解释美国人民的态度、行为和属性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