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
（哈佛大学迪克·蒂什曼社会学讲席教授）
克里斯托弗·温希普（Christopher Winship）是哈佛大学迪克·蒂什曼社会学讲席教授（Diker-Tishman Professor of Sociology），也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曾担任哈佛大学和西北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1992年加入哈佛大学之前，他是西北大学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温希普于1972年获得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和数学专业的学士学位，1977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从1995年以来就一直担任《社会学方法与研究》（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杂志的主编。由于在社会学方法论领域的卓越贡献，2006年他被美国社会学协会方法论分会授予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奖（Paul Lazarsfeld Award）。温希普是国际公认的使用非实验数据进行因果推论的统计方法专家。他和史蒂芬·L. 摩根（Stephen L. Morgan）合著的《反设事实和因果推论：社会研究的方法和原则》（Counterfactuals and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Research）被视为因果推理方法的“圣经”。
2017年2月11日
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大楼（William James Hall）
教授，在您眼中什么是社会学？如果让您给它下个定义，您会怎么说？
我会说，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当中存在很多的制度（institutions），而我们对这些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很感兴趣。尽管单独地研究这些制度很重要，譬如单独地研究经济，研究政治，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一个全局的角度来认识它们。
那么在您看来，人们关于社会学的定义是否很难达成一致？
的确，它可能很难获得一致的认可，但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知道吗？我之所以想成为一名社会学家就是因为社会学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你如果了解我的话就知道，我其实对很多问题都感兴趣。在我看来，一个人能在其职业生涯中尽情地研究他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那种工作令人感到兴奋！
您觉得社会学何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何区别社会学和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还有经济学？我知道您以前在西北大学的时候是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所以我觉得您更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
你应该知道，经济学仅仅研究结构的某一方面，而社会学研究结构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社会学存在很大的不同。心理学研究个体如何思考和行动，而社会学则坚持在他人行动的背景下研究个体行为。
社会学中出现了很多分支学科，譬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您如何看待社会学内部出现的这种分工？
我认为我们有太多的分支学科了。结果就是，取决于你如何计算，你可以说现在已经有30个分支学科了，也可以说有72个分支学科了，但是不管在哪个分支学科领域，里面就只有那么一些人在研究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可我认为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因为你知道的，如果真想推动学科向前发展，那就应该组织很多人致力于回答一个同样的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展开辩论，然后取长补短。因此，我认为目前的社会学发展得不太健康，原因就是我们有太多的分支学科。
所以您认为哪种情形会对社会学的发展更有利，学科整合还是多样化？
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譬如十个分支学科，那么社会学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其实有一些非常明确的问题，以政治学为例。为什么人们会投票？又为什么按照他们的方式投票？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了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还在不断地研究，因为有很多的政治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再譬如劳动经济学。更多的教育投入对于收入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成千上万的文章在回应这一问题。因此我认为，这才是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式，因为观点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逐步明朗起来的，越辩越明。
那么，您如何看待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从事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人员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两种方法都用，我也会把两种方法都教给学生。其次，我觉得我本人在结束社会学方法论之争的问题上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回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即便是顶尖的社会学系，往往也只认定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当然，有些人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定性的方法，而有些人则认为应该是定量的方法。而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认识论机制的误解。在我看来，不同的方法好比是不同的光学望远镜，它们被用来探索不同频率的光线。所以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用什么样的工具，而是你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尽管我偏重定量研究，但）我培养了很多如今非常有名的民族志学者，像马里奥·斯莫尔，他现在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以前是我的学生。这里还放着他写的一本书。但是我也有不少学生，他们成了非常厉害的定量研究方法专家。
您认为现在是否还存在定性和定量方法之争？
顶尖的社会学系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在差一点的系，我想还是存在的。我认为所有的方法之争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所有人都忙着争斗而不是着手开展好的研究。在我看来，从不同的方法中，学者可以发掘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反思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在我给研究生开设的高级统计课上，我会把那些对定量研究而言很重要，同时对定性研究也很重要的问题提出来。
很多人都想知道，社会学到底有什么用？
我们都很关心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思考这一问题。有时候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能够给公众提供非常有用的真知灼见（insights），帮助他们理解那些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我认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在鼓励公众，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非社会学家，以一种更广泛、更宏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一个非常局限的世界中，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其他人所生活的世界很可能大不相同。我们需要去认识整个世界，而我认为社会学有助于我们去认识整个世界。
您认为十年或二十年后，社会学会是什么样的？
我想社会学可以朝着很多方向去发展。通常来说，当社会出现政治骚乱的时候，学生们就会对社会学很感兴趣，因为社会学是人们批判社会、揭露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所以如果我们去看那些学生运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左翼激进的学生运动，总会激发社会学的活力。与此相反，我认为在华盛顿，有些人正在试图中断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如此一来，社会学很有可能会成为最先受到影响的学科之一。那会对社会学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共和党中有些人正在干涉政府的数据收集工作。如果他们得逞，那么一些重要的研究就没法继续下去。所以我认为，在选举特朗普（Donald Trump）[1]当总统的问题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犯了错。不过很显然，他能不能连任将会是一个问题。只是国会原本想做的很多事情究竟能有几件会最终落实？我们料到特朗普上台会抵制我们，但是接下来会不会有针对特朗普的抵制？我不知道，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个过程会很有趣，但我认为现在还很难说。
您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社会学家？您最初在达特茅斯学院学的专业是社会学和数学，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会选择社会学？
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的母亲是一个精神病社会工作者，我的三个姐妹中有两个也是精神病社会工作者。我的父母离婚以后，我母亲又嫁给了一个精神病医生。受他们工作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思考关于人的问题，但我认为我家里人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把注意力聚焦在个人身上而忽视了个人以外的东西。再有就是我小时候数学很好，所以选择数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对我来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了。我有中度诵读困难症（dyslexia），所以不太可能选择英语或者类似的专业。
您觉得您的研究兴趣和您个人的生活经历之间是否有关系？
显然是有关系的，而且重要的部分尤其如此。譬如我现在和波士顿警察局合作进行的研究，还有我在第四世界运动（the Fourth World Movement）[2]中所做的工作，以及在推动大波士顿区域创新研究（Boston Area Research Initiative）[3]中所做的努力，这些都是我很感兴趣的。至于统计，我强烈地认为人们应该去学习如何严谨地思考，而我选择统计的部分原因就在于那是学习如何严谨思考的一种方法。当然，哲学或许更有助于人们严谨地思考，不过统计是在思考现实世界中的数据。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喜欢统计，因为数学很有趣。
您认为您的老师在培养您对社会学的兴趣方面是否发挥过重要作用？
我想“培养”这个词可能不准确，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支持”。我之前上的是一所私立高中，在我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和一个朋友做了一项针对全校学生的调查，然后我就带着一大堆问卷跑到了达特茅斯学院的社会学系，我说：“我来了，电脑在哪里？我想要分析我的数据。”达特茅斯学院是个非常棒的地方。有一个老师叫詹姆斯·A.戴维斯（James A. Davis）*，我后来读本科的时候就跟着他学习，他非常支持我。而且他当时正致力于把数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老师，像数学系的鲍勃·诺曼（Bob Norman），他当时也在社会学系做研究。所以我差不多是在16岁的时候就打算成为一名社会学家了，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
您如何评价您大学时期上过的课？那些课是不是都很有趣，还是有的也很无聊？
我的大学经历非常精彩。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从整体上来说都对课堂很感兴趣，他们都很聪明。任何时候我出现在一个教授的办公室说：“我想和你谈谈我的想法。”他们都会说：“太好了，快请坐！”（但我还是想问，你们那时候会逃课吗？）不会，不会。所以我敢说，在我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很多教授写推荐信，那我就一定能拿到很多教授写的推荐信。达特茅斯学院不是一个特别注重研究的地方，但很注重教学，那里没有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如果你很聪明，而且又对很多问题感兴趣。天呐，你要知道，那些老师会缠着你不放的。
大学期间您都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毫无疑问是数学和统计学方面的书，这也是我现在的阅读喜好。我和妻子度假的时候她总会嘲笑我，因为我旅途带的书有一半都是和数学与统计有关的，没有小说！（我正想问您是否喜欢读小说。）不，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做的研究本来就涉及很多领域，自然也就涉及大量的阅读，而这些阅读基本上就占据了我所有的阅读时间。所以我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阅读其他的书，也许等我退休以后，我会去读小说。我妻子总是喜欢给我推荐小说，她经常说：“你应该读读这个，这个简直太棒了。”但是我从来不读，哈哈。
那么哪些人物，譬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或者其他社会学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达特茅斯学院不是一个特别注重理论的地方。事实上，当我准备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我还专门找过教授，告诉他们“我要自学一些课程，因为我要参加考试，所以你们就别让我去读那些书了”。很遗憾，你提到的那些人对我而言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我当时参加了一个实用主义研究的兴趣小组，实用主义当时是社会学中一个比较新的理论视角。说到实用主义自然要追溯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William James Hall”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还有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我的大部分理论兴趣都用来研究实用主义了，实用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在他们三个人的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您成为一名社会学教师以后，您想教给学生什么？或者您想让他们从社会学中学到什么？
我希望他们学会如何严谨地思考关于人的问题。我希望他们能够尽量发散性地思考。此外，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在意识到数据重要性的同时，始终怀有对数据的质疑态度，成为一个批判的数据使用者。我还希望学生能意识到他们头上既戴着一顶学术帽子也戴着一顶政治帽子，这两顶帽子不同。一个人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戴什么帽子，这并不是说两种帽子不能同时戴，只是一个人的研究不应该只是用来服务于他的政治抱负，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不应该影响他的研究。
您是如何平衡教学和科研的？我想这对很多年轻的学者而言，尤其在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平衡的。
这的确很难。很显然，当一个人讲课的内容刚好是他在进行的研究，那就非常好了。我之前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来自我讲课的内容。当你讲课的时候，原本以为自己很清楚的东西，在尝试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的很清楚。这就好比你只看到了立方体的一面，但你其实应该看到它有六个面。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认为教学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哈佛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对于任何规模的课程，都有一个对应的教学系统，教授们不需要做很多的评分工作，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但是我认为对于所有研究型大学的老师来说，教学和科研之间的矛盾的确很严峻。尽管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做科研，但是我认为，客观地来说，教学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
除了教学和科研，我知道您曾经甚至现在都承担了不少行政工作，那么您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我不知道，（也许）一个星期工作100个小时吧，哈哈。我想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有些行政工作我很喜欢，但不是全部。（那您最喜欢哪一个？）我想是我担任西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时候，当时全系三分之一的老师都是刚招进来的，因为新人的缘故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当时招了很多非常优秀并且年轻的社会学家。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没有经历过坎坷？您最终是如何度过的？
我和很多同学分享过我的坎坷经历。我从本科毕业到博士毕业虽然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而且我毕业的时候手里还有三篇独立发表的文章，但是在我去求职的时候，我记得我面试了12个地方，结果没有一个愿意给我提供工作的，因为他们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讲的内容可能涉及太多的数学知识。事实上，唯一对我感兴趣的还是一个经济学家。所以我博士毕业以后并没有马上成为助理教授，我一共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第一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后面两年在芝加哥大学。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还遇到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后来，我的运气就来了。因为西北大学以定性研究著称，但是那里的经济学家却打算开启一项本科生项目，叫作社会科学的数理方法。西北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就和社会学系的领导说：“我愿意给你们提供一个教师岗位，但这个人必须要能教数理社会科学。”所以很突然地，我就在西北大学找到了工作。三年以后我就拿到了终身教职。我经常给我的研究生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你人生的某些时刻你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前景一片渺茫，但是你要相信，一切都会云开雾散。你知道吗？当我还在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压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因为那时我觉得自己能随便在一个什么地方当个教授就非常不错了。
您还记得您发表第一篇文章时的感受吗？我想那应该是1977年，发表在您拿到博士学位的前一年，对吗？
对，那时候我正要毕业，我想它是在我毕业前一年被接收的。（所以在那之前您没有发表过文章？）是的，那篇文章是我在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当时很高兴，也很兴奋。（我想问您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中国发表论文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知道您当时的感受。）在美国发表文章也很不容易。《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用了两年时间才决定不发表我的文章，害我不得不另投其他期刊，那让我非常沮丧。所以第一次发表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重要。
您从1995年起就担任《社会学方法与研究》的主编，那您有没有察觉这期间社会科学领域在量化研究方法上所呈现的趋势或变化？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尽管《社会学方法与研究》标题里没有“定量”这个词，但它一直以来都是一本定量研究的杂志。不过经过我多年的努力，它现在涉及的方法领域更广泛了。你应该知道，它现在也接收了很多采用了不同定性方法的文章，包括历史研究方法。这其实也是我对抗方法之争的一种努力。《社会学方法与研究》将来会接收和发表各种研究方法的文章。
您会给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什么样的建议？
很不幸的是，我认为现在研究生发表文章的压力非常大。你知道的，我毕业时发表了三篇文章，那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少见的了，因为没有人会那样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学生普遍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想我的建议就是，别盲目地投入到无意义的发表竞赛中去，尽量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做学术的部分乐趣就来自于长时间地思考疑难问题，而发表的压力会影响和破坏这种乐趣，所以不要盲目地发表。当然，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成功的事业，在你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你不可能还悠闲地坐在那儿说：“啊！我正在写，正在思考。”可是另一方面，能让人真正获得成就感的其实是发表或出版那些有深刻见解的作品，通过作品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时代，各种期刊层出不穷。在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如果有人想做某一方面的研究，他自然会坐下来阅读和这方面有关的所有文献材料。但是今天呢？你可能花十年的时间都没法真正开始，因为现在文章发表的速度太快了，你永远也读不完。所以我认为，尽管现在发表的文章数量增加了很多，但要论实际贡献的话，并没有几篇好的文章。
那么如何扭转这种情形？
我认为互联网有很大的潜力。我一直想建立一个关于社会学的参考网站，上面罗列关于社会学的文章和书籍。我想给每篇文章或书打分，从一颗星到五颗星，每个人可以选择一个主题，然后说：“给我筛选这个主题下的所有五颗星的文章和书籍，我要读五颗星的，不读一颗星的。”我觉得这就有点像你到一个城市，想知道去哪家餐厅吃饭，但是没有人会给你建议，而那里又有好几百家，甚至上千家餐厅，你知道你不可能吃遍每一家餐厅，这时候互联网就可以派上用场了。互联网会告诉你，好，你想去这类餐厅，这儿有一家五星的，那儿有一家四星的，你甚至可以参考一些以往顾客的评价。我们现在在杂志上可以读到书评，我希望将来也有针对期刊的刊评。我想这样的话编辑也会更加负责地审核他们要发表的文章。而且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过程会很快，所以我们也能得到更多的反馈，知道什么样的研究有价值，什么样的没有。去年，我和几个人合作的一篇评论发表了，我们写的那篇评论针对的是20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而原本9个月的时间就应该发表的东西，却用了9年的时间。因此我认为互联网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我想这也许需要花点时间，而且我们需要一些企业家，一些知识分子企业家，因为他们能够推动这种项目的发展。
您觉得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对您的改变或影响是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16岁就打算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这和我的家庭有关。我5岁就开始和家人讨论人以及人如何工作的问题。我认为，对我来说，很难说成为社会学家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几乎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打算成为一名社会学家，所以有趣的问题应该是，如果我不是社会学家会怎么样？（的确，那么如果不是社会学家，您觉得您现在会在做什么？）我刚刚也在想，我可能会做组织咨询顾问，去麦肯锡（McKinsey）或波士顿咨询（Boston Consulting Group）这样的公司，因为我喜欢思考组织和组织如何运转以及如何更有效地运转的问题。我大学毕业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刚好赶上了越南战争，那会儿我还留着长头发，一直留到肩膀，还有大胡子，我一会儿给你看看照片。那时候进入商界不太可能，不过你知道，如果真的那样做了，或许也会很有趣。
社会学让您感到幸福了吗？
我觉得称不上幸福，很多时候我乐在其中，当然有时候也不快乐。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10%的灵感加上90%的汗水，10%的灵感部分非常有趣，但是90%的汗水部分，天呐！很痛苦。就像你现在在做的这个（访谈），你有好的想法，也喜欢思考，但是现在你必须把它弄成一本书，那会花费你很长的时间。
相关人物介绍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美国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被认为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杰出代表，因为他在统计调查、小组访谈、情境分析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他同期的著名人物是罗伯特·K. 默顿（Robert K. Merton），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同年受聘到哥伦比亚大学，前者成为著名的方法论专家，后者则成为著名的理论家。
詹姆斯·A.戴维斯（1929—2016），美国社会学家，他是将定量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先驱人物。1972年，担任全国民意调查中心（NORC）主任的戴维斯建立了针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数据项目和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随后还协同创立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综合社会调查在美国是除人口普查数据外被社会学利用得最多的数据。戴维斯除了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以外，还先后在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经济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领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提出禁欲的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诞生的主要原因。韦伯和马克思、涂尔干被视为西方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和革命社会主义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共产党宣言》和三卷本的《资本论》。马克思的研究对后世的知识、经济和政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法国社会学家。他的首部社会学著作是《社会分工论》。1895年，他出版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同时创建了欧洲第一个社会学系，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学教授。1898年，他创立了《社会学年鉴》。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改革家。他的思想在教育和社会改革中都具有深远影响。杜威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功能心理学的先驱。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詹姆斯是19世纪后期的主要思想家之一，许多人相信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被公认为“美国心理学之父”。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他因对逻辑学、数学、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符号学的贡献以及创立实用主义而受到后人敬仰。
[1]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共和党籍政治家，2017年1月20日在华盛顿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2]第四世界运动是一个由贫困人口和来自其他背景的、致力于解决由于长期贫困导致的排斥和不公正的人士组成的支持网络。
[3]大波士顿区域创新研究旨在刺激大波士顿地区的原创性尖端研究，这些研究既在推动学术发展，也在改善城市公共政策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