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六朝其他史学批评
除了裴松之以外，六朝的其他史家也多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其史学批评也大多带上了文学的色彩。《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已从文学立论。东晋袁山松尝著《后汉书》百篇，为时所重，《史通·模拟》篇载其评论史书曰：“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稍事推敲，不难发现，五条之中，除了“书不实录”和“赏罚不中”之外，都是就文字修饰而言。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95]甚有道理，可以补充的是，这种修史注重文字乃至文学的现象，在六朝时期甚是普遍，不独袁氏一家为然。《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记》六十五卷，题晋散骑常侍薛莹撰，其实薛莹在入晋之前，是东吴的史官，其父薛综“枢机敏捷”“信辞粲烂”，有大名于世，而莹亦克绍箕裘，得到时人的称赏，被命与韦曜、周昭、华覈、梁广等同修国史。然以事触怒暴君孙皓，而被捕入狱，时任右国史的华覈上疏求救，有云：“莹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是以慺慺为国惜之。实欲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孙皓“遂召莹还”，使为左国史[96]。其中所说的“文章尤妙”，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赞赏薛莹，显然在同为史官的华覈看来，是否具有文学才华应是衡量史才之高下的标准之一。《后汉记》今有清人姚之骃辑本，其序云：“莹书大半弗存，未经拂耳瞥目。然读世祖及显宗二论，波属云委，灏瀚苍郁，洵良史手，他称是矣。”[97]可知薛莹文采，名不虚传。无独有偶，领衔修史的韦曜也因“不承用诏命”，而被孙皓收捕入狱，为国惜才的华覈“连上疏救曜”[98]，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99]也是从“文辞典雅”的文学角度称赞《汉书》，以此指代韦曜之才华，可与薛莹一事相参证[100]。《宋书·王韶之传》载韶之“好史籍，博涉多闻”，因熟于泰元、隆安时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史称其“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无疑也是以文采相称赏。阮籍《与晋王荐卢播书》称卢播“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其中文学与良史互文见义，而敷述藻采，也被认为是良史所应有之能力。[101]
以上所举都是他人之评价，可证史学批评之为文学所影响，事实上，六朝之史家亦不乏自道其创作甘苦之例，其中尤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特出。《宋书》本传称晔“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可谓多才多艺。又载其入狱后《与诸甥侄书》，洋洋近千言，可当其《后汉书》之自序读，其中有云：
从古至今，对自己文章之称赏夸赞，大概未有及此文之“称情狂言”者，“天下之奇作”“体大而思精”云云，真要令人叹为观止，范氏也因此而遭到后人的诟病，姑置不论。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未对其《后汉书》的史学意义做应有的铺叙，却大谈其文学成就，如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盖谓文章的深层意蕴与剪裁之功；“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则主要谈的是文章的气势和收放，瞿林东先生敏锐地指出，范晔提出的“精义深旨”“笔势纵放”，与萧统《文选序》中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虽语出文、史二途，其义实则一致，并谓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共同的时代风气影响的结果[102]，可谓卓有见地。此外如：“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喜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也多是就文学的角度而言的。联系到此段之前，范晔还说到作文之甘苦：“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可见他对文学是深有解会的，范氏之大谈其文学成就，也许并不难于理解。有意思的是，范晔在其《后汉书·班彪传赞》中称赞班氏父子，有云：“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盖谓班氏父子兼有司马迁、董狐之秉笔直书和司马相如、扬雄之文采斐然，也是将史学成就与文学成就相提并论，可与本文开头所引《晋书·陈寿传》范君页之上书互参。与之相似的还有南齐皇室萧子显，入梁之后著《南齐书》，今本无自序，而《梁书》本传则载其《自序》一篇，历数其生平，同样对其文学成就沾沾自喜，如云：“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看来真是词人才子，伤春悲秋。又谓：“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即可想见其所奉为楷式者，常在文学才华之士，故其《南齐书》之撰著亦不能不受此影响，宋人曾巩校史一过，称：“子显于斯史，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文比七史最下云。”[103]余嘉锡先生论及萧氏的《自序》，也批评说：“自称曰余，所言仅辞藻文章之事。此不过如刘孝标、江总等之自叙生平，当时词人例有此作，非史家《叙传》之体也。”[104]恰好说明了萧子显被六朝文学影响之深至。
要求史书富有文采，是六朝人的普遍观念，与之相反，若史书没有文采，则会遭到时人的批评，前述裴松之对郭颁、乐资、袁
等人的评论就是著例。此外如《晋书·王隐传》载，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其劝谏祖纳有云：“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可见颇有著述之志。至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终于达成所愿，然亦费一番周折，“书乃得成，诣阙上之”。史官至此评论曰：“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其中“芜舛不伦”盖就题材而言[105]，可毋多论，至于“文辞鄙拙”和“文体混漫”，则都是就文学而言，前者责其文采，后者咎其文体，认为王隐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好，尽管有心修史，而书成几废，可见文学是多么地重要。缪钺先生在讨论《三国志·荀彧传》裴注引何劭《荀粲传》时，取《文选》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李注引王隐《晋书》相对照，有云：
则王氏可谓点金成铁也。北朝史学多为官方所控制，无多新变[107]，然就史书之须具有文采一点而言，则跟南朝没有多大区别。北齐王劭“少沉默，好读书”，时人称其博物，《隋书》本传载劭“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108]。可见也是颇有几分才华，方能得到隋文帝杨坚之器重，然史官评其所著书，则曰：“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且不论这里的评价是否公允，或者夹杂着私人之恩怨[109]，其以王劭之书为“文词鄙野”，则仍跟王隐的“文辞鄙拙”乃至郭颁的“最为鄙劣”等性质相似，都是从文学的角度做出的批评。又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上表自称“文致疏鄙，无一可观”，亦此物此志也[110]。
这里再举一个自我之感觉与他人之评价相左的例子，以证史书文采之重要。萧子显之弟子云也是一个大才子，《梁书》本传称其年十二，“自制拜章，便有文采”，入梁之后，肆力于学，“以晋代竟无全书，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子云又工书法，史称其“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锺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梁武帝萧衍称赞他：“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即可想见一斑。正因如此，子云的史才竟为其书法所掩，《颜氏家训·杂艺》篇载：“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111]勒成一典，文章宏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所谓“文章宏义”大概相当于范晔所说的“笔势纵放”和“精义深旨”，“自谓可观”即自我感觉良好之意，“唯以笔迹得名”则指书法而言，此中当然不无自得之意，然而其文学不为人所重视，对于子云而言，究竟是一件遗憾的事。
由此看来，史学批评之受到文学影响，在六朝时期并非孤立现象，裴松之《三国志注》如此，其他各家亦然。大抵要求史学著作富有文采，方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时人的推崇，反之，如果鄙拙无文、“蹇乏全无宫商”，则会遭到大家的批评乃至“嗤鄙”，可见六朝文学的辐射是非常巨大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不同的看法，如萧纲《与湘东王书》称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似谓史学著作无须“篇什之美”；萧统编《文选》，亦将史学著作排斥于外，而只收录富有文学美之史书论赞。盖至此时，文学与史学始各自在观念上走向自觉，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在文体上截然划分，此观本文接下来几章之论证可知。[112]史学批评是如此，史学著作与批评相颉颃，自然也呈现出鲜明的文学色彩，前述薛莹、范晔、萧子显等人的著作都是好例。唐人刘知幾著《史通》，总结前代史学之成就，即对六朝时期这种文史不分的状态非常不满，如《序例》篇曰：“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衒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于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论赞》篇曰：“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以上二篇皆就史书之局部进行批评，《叙事》篇则对六朝史书之语言进行了集中的批判：
刘知幾的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史学之意义，不在于词采华美，而在于秉笔直书，“以文叙事”，如《隋书·经籍志》所云：“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然而我们透过刘知幾的批评也可以看到，六朝史学以及史学批评受到文学之影响，可谓既深且巨，二者之间甚至浑融杂糅，难分彼此，刘氏所云“文非文，史非史”，信非虚论[113]。
行文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范君页等人之所以认为陈寿《三国志》“文艳不若相如”，以文学家之辞藻来要求史学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常识，不懂文史，而是受到时代风气之影响，特别看重文学才华的缘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有言：“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可见时人颇以文艳与否衡量当时之各种著作，又不特史学著作而已也[114]。然则刘熙载所批评的“此言殆外矣”固然没有错，但没有顾及当事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未免有违于传统的“知人论世”之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