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六朝正史与文学——以沈约《宋书》为例

我们在“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一章中，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例，探讨了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认为六朝人“大抵要求史学著作富有文采，方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得到时人的推崇；反之，如果鄙拙无文、‘蹇乏全无宫商’，则会遭到大家的批评乃至‘嗤鄙’”。[115]史学批评本是对史学著作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史学著作之受到六朝文学的辐射和影响，自不待言，刘知幾所批评的“文非文，史非史”（《史通·叙事》）即为反证。检六朝时期的正史著作，流传至今的主要有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三部，三位史家都可称是才兼文史，卓尔不凡，其中尤以范晔之《后汉书》体大思精，久享盛誉。然而要论到同时在史学和文学两大领域都取得突出成就者，则当推“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的“一代词宗”沈约[116]。故《史通·核才》篇有云：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易，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即把作《八咏》的沈约与赋《两都》的班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文史兼擅、双山一手的大家，固属难能可贵。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卒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历仕宋、齐、梁三朝，生平事迹见其《宋书》自序和《梁书》本传（卷一三）[117]。沈约一生聚书成癖，著述甚宏，本传称：“所著《晋书》百一十卷，《宋书》百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迩言》十卷，《谥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就中史学著作除《宋书》一百卷外，皆已亡佚。考《宋书》之修撰始于齐永明五年（487），至次年二月即告竣，阅时仅仅一年，古今修史未有如此之速者，其自序有云：

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牍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被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讫于大明之末。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118]

据此可知，沈约《宋书》乃在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以及宋孝武帝刘骏所撰的基础上斟酌损益，“制成新史”，职是之故，成书甚速。徐爰所撰《宋书》六十五卷，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之史部正史类，尤其为沈约所祖，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有“《宋书》多徐爰旧本”条，根据沈约《宋书》“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的避讳情况，指出“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119]可谓知言。事实还不止于此，今本《宋书》又经后人之窜乱，如卷四六和卷五九皆有《张畅传》；卷四六之卷目列赵伦之、到彦之、王懿、张邵四人，实阙《到彦之传》，卷末又无论赞。诸如此类甚多，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一有“《宋书》为妄人谬改”条[120]，论之甚悉。虽然《宋书》有此因袭和窜乱的种种毛病，我们今天要论列沈约之文史成就，仍不能不借重此书，一则史书之因袭前人本为常事[121]，毋庸深责；二则沈氏毕竟还是多所创制，此观徐爰旧史才六十五卷，而沈书多达一百卷可知；至于后世之窜乱，则非沈氏之过，在读者善于鉴别而已。

前人对于沈约《宋书》之评价可分两派，一派就史法立论，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即批评沈书过于烦冗：“凡诏诰、符檄、章表，悉载全文，一字不遗，故不觉卷帙之多也。”[122]金毓黻先生则谓：“南北八朝之史，唯沈约《宋书》，详赡有法。”[123]另一派就其史笔立论，如郝懿行《宋琐语》自序称：“沈休文之《宋书》华赡清妍，纤秾有体，往往读其书如亲见其人。于班范书、陈寿志之外，别开蹊径，抑亦近古史书之最良者也。”[124]榷而论之，可知沈约《宋书》在史学上虽不无可议，在文学上则堪称别开生面。但这一点在20世纪之学术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晚近之学者始关注到《宋书》的文学研究，如李少雍、鲁云华、李敏、张亚军、郭晋等，皆有相关论述[125]，其中李敏《〈宋书〉的文学价值》一文，对《宋书》之文学特色进行了非常全面而详尽的探讨，张亚军《南朝四史与南朝文学研究》一书则视角独特，新见迭出，对本人启发甚大。本文即拟以沈约《宋书》为例，分别从《宋书》之本文、《宋书》之征引、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等四大方面，探讨六朝正史与六朝文学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