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与文学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曲沃）人，生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生平行事见《宋书》卷六十四，其著述主要有《集注丧服经传》一卷、《宋元嘉起居注》五十卷、《裴氏家传》四卷，以及《北征记》《西征记》《述征记》等[36]，然他之所以声名藉甚，并为后人所广泛称誉，却是因为他的《三国志注》。本传称宋文帝命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可见宋文帝颇有先见之明。关于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得失短长，前贤时彦论之备矣[37]，至其史学批评思想，晚近之学者也多有关注，如叶建华先生认为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包括“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诬罔视听，实史籍之罪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等四个方面[38]；崔凡芝先生则从对史书的总结、对史家的要求、对史料的处理等方面探讨了裴注的史学意义，认为裴松之“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学纂写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39]。本文认为局就与六朝文学之关系而言，裴松之的史学批评有一个特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一方面要求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对质木无文，二者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统一，而这显然是跟六朝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请申论如次。

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主要见于《三国志注》中，尤其是注释之自注，即“臣松之案”“臣松之以为”以及那些没有列举书名的注，虽然所占比重不多，却是其注释之精义深旨所在[40]。裴氏注书之体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有很好的交代：

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大致包括“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其中“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正是我们上文所说的要求真实、反对虚妄之意，这种纠谬惩妄的做法在《三国志注》中随处可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魏书·武帝纪》写到曹操和袁绍的官渡之战，有一段云：“八月，绍连营稍前，依沙塠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对其作战之人数提出了质疑：

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

先从情理的角度推测史传之失实[41]，并且进一步分析了曹操兵数“不得甚少”的三个原因：

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可谓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因而得出了“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的结论。不止此也，《魏书·荀彧传》载陶谦死后，曹操欲取徐州，还定吕布，荀彧进谏，有云：“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裴松之于此下注曰：“臣松之以为于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万之众，虽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称。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又借荀彧之说论证了官渡之战“兵不满万”的虚妄不实，可见此事时在其念中，未尝忘怀。

裴松之不仅对陈寿之记述失实提出批评，并且对所引史书之谬误进行纠正，如《魏书·董卓传》注引谢承《后汉书》写到了汉末史家蔡邕之死：

蔡邕在王允坐，闻卓死，有叹惜之音。允责邕曰：“卓，国之大贼，杀主残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为王臣，世受汉恩，国主危难，曾不倒戈，卓受天诛，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谢允曰：“虽以不忠，犹识大义，古今安危，耳所厌闻，口所常玩，岂当背国而向卓也？狂瞽之词，谬出患入，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遂杀邕。

蔡邕之死为汉末一大公案，其具体情形如何，今已不得其详[42]。裴松之对谢承之书评论说：

臣松之以为蔡邕虽为卓所亲任，情必不党。宁不知卓之奸凶，为天下所毒，闻其死亡，理无叹惜。纵复令然，不应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也。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谓内省不疚者矣，既无惧于谤，且欲杀邕，当论邕应死与不，岂可虑其谤己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诬罔不通之甚者。

且不论蔡邕之于董卓是否真是“情必不党”，因而“闻其死亡，理无叹惜”，但看其称赞司马迁之《史记》“博有奇功于世”，并认为“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就可看出裴松之作为史家的良知和卓识，也可看出他对实事求是是多么地重视。此外如批评王沈《魏书》崇饰虚文、难以实论（《魏书·后妃传》注），批评《孙资别传》出于其家为不可信（《魏书·刘放传》注），批评鱼豢《魏略》之妄说（《蜀书·后主传》注）等，都是裴松之崇实疾虚的表现[43]。《魏书·袁绍传》注在引用了乐资《山阳公载记》和袁《献帝春秋》所云“审配战于门中，既败，逃于井中，于井获之”之后，对二人之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臣松之以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岂当数穷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难信，诚为易了。不知资、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寔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44]

我们于此看到了裴松之义正词严、凛若秋霜的一面，“轻弄翰墨，妄生异端”，“诬罔视听，疑误后生”云云，实开刘知幾“史家之申韩”的先声，柳诒徵先生指出：“故裴氏之注，不第可谓陈《志》功臣，且可谓为晋代诸史之南董。刘知幾之治史，盖多师其意。”[45]甚有见地。

以上是为裴松之注史要求真实、反对虚妄之例，屡觏不一觏，大概会让人觉得裴氏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对于史书之文采不会有什么要求吧？事实并非如此，处在六朝这样一个注重文学多于史学的年代里[46]，裴松之虽欲卓然自立，亦难以摆脱时代风气之影响。《魏书·三少帝纪》之高贵乡公传记有司马昭镇压毌丘俭之反抗一事，裴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子先还。”接着即对此段进行了辩驳：

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后始有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鄱阳内史。璠撰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著江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在批判了《世语》记事之不实后，又对张璠、虞溥、郭颁三人所著之史书分别进行了评论。我们注意到这三条评论中，除了最后一部分批评《世语》虚错如此、“往往而有之”，延续了其崇实疾虚之旧贯外，其他部分却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展开的。张璠之《后汉纪》“虽似未成”，然而“辞藻可观”，值得称赞；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即谓条理比较清晰，也是从文章的角度着眼。至于郭颁的《魏晋世语》，则“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蹇乏谓才识低劣贫乏[47]，宫商则指声律而言[48]。联想到魏晋以降，作诗为文日重声律和谐，必使“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文心雕龙·声律》），则裴松之提出这样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49]。由此可见，裴氏对于史书的文采也是非常重视的，他对于字句的讲究，有时到了苛刻的地步。《魏书·董卓传》最后附有陈寿的评论，其文曰：“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裴注首先肯定了陈寿的论断：“臣松之以为桀、纣无道，秦、莽纵虐，皆多历年所，然后众恶乃著。董卓自窃权柄，至于陨毙，计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祸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残贼之性，寔豺狼不若。‘书契未有’，斯言为当。”但是接下来笔锋一转，开始批评陈氏的措辞：“但评既曰‘贼忍’，又云‘不仁’，贼忍，不仁，于辞为重。”认为“贼忍”和“不仁”语义重复，从文章而言，未免瑕疵。相同的例子还有《魏书·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陈寿评曰：“袁涣、邴原、张范躬履清蹈，进退以道，盖是贡禹、两龚之匹。”裴氏又对其用字遣词提出了批评：“臣松之以为蹈犹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读书至此，为之解颐，这些细节既体现了裴松之的严谨不苟，也可看出他对遣词造句的郑重其事。《文心雕龙·练字》篇斤斤于字句之讲究，“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云云，自然也是时代风气的反光，可与松之相视而笑也。

除了要求史书富有文采外，裴松之对史注也提出了文采要求。其《上〈三国志〉注表》有云：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寔顽乏，顾惭二物。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祇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

首先把注书比喻成画家之绘画和蜜蜂之采蜜，认为应该在原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也就是前文所引的“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从而“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亦即有所发明之意[50]。接下来谦称自己“虽自罄励，分绝藻缋”，所云“藻缋”，实指文采而言，这从“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句可以看出来。前一句用淮南王刘安之典，《汉书·淮南王传》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故“食时之敏”意谓才思敏捷，犹夫《文心雕龙·神思》篇所云“淮南崇朝而赋骚”，“亦思之速也”[51]。后一句用《论语·公冶长》之典：“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中“斐然成章”演变为富有文采、文章可观之意[52]。故合此二句来看，裴氏盖谓自己既无淮南王之敏捷，又乏斐然之文采，其实都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虽说得很谦抑，其实倒是一种自负的表现，所谓似谦实傲，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证明裴氏之注并不缺乏文采。《魏书·卫臻传》注引《旧事》和《傅咸集》，讲到了卫臻之孙卫权的事，也可印证上述观点。裴注曰：“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此处所说的《吴都赋》是左思《三都赋》之一篇，虽不是史书，却与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53]。裴松之认为卫权之叙“粗有文辞”，言下之意实乃嫌其文采不够也[54]。“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则恰是要求注释应有所发明的意思。二者皆与其《上〈三国志〉注表》相呼应，由此可见，裴松之对于注史也是高自标置，严其律度，既需有所发明，又要文采斐然，故能与陈寿之书交相辉映，同垂不朽。刘知幾所批评的“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云云（《史通·补注》），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当藻采和真实发生矛盾，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裴松之还是重视真实多于藻采的，毕竟史书旨在信今传后，客观真实仍是第一位的标准。《魏书·陈群传》附其子《陈泰传》注引用干宝《晋纪》，写到了魏高贵乡公被杀之后的情形：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会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召之。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我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

全段语言明白如话，陈泰之忠义悲慨，亦历历在目。接下来又引用孙盛《魏氏春秋》，存其异文[55]：

帝之崩也，太傅司马孚、尚书右仆射陈泰枕帝尸于股，号哭尽哀。时大将军入于禁中，泰见之悲恸，大将军亦对之泣，谓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独有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大将军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岂可使泰复发后言。”遂呕血薨。

两相比较，情节颇为不同，二书所记司马昭和陈泰之对话尤其相异，裴氏对此下注曰：

臣松之案本传，泰不为太常，未详干宝所由知之。孙盛改易泰言，虽为小胜，然检盛言诸所改易，皆非别有异闻，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旧。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

先对干宝之记述提出质疑，可毋多论，接着即批评孙盛著书“改易泰言”为不当，并提出了“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的主张，意即应当根据对话人的时代和个性确定其声口，而不应徒饰词采，造一些假古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则道出了裴氏注重真实多于藻饰的观点。类似的情形在《魏书·武帝纪》中也有出现[56]，《魏书·武帝纪》载曹操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则改为：“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裴氏注云：“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可见这也是裴松之注史的原则之一。

综上可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一方面要求真实、反对虚妄，另一方面又追求藻采、反对质木无文，若二者不能得兼，则注重真实更多于文采[57]。虽然如此，其批评思想受魏晋文学之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裴氏不仅要求史书富有文采，而且要求史注“绚素有章，甘逾本质”，甚至在辞藻、声律、炼字等方面都有诸多讲究。我们将在后文论证，这不仅是裴松之个人趣味的问题，而且是时代风气的表现。不过在此之前，先须探讨一下，裴氏的这些史学思想是否贯彻到他的实践中去了呢？“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不妨看看《三国志注》的文学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