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

《晋书·陈寿传》载寿著《三国志》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且得到了夏侯湛、张华等名士的赞赏[31]。然而书成之后并未立即上奏，直到陈寿过世之后，方由时任梁州大中正的尚书郎范君页等上表称：

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晋武帝知悉此事，“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在后世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的《三国志》自此始流传开来，陈寿亦得以名垂不朽。对《晋书》的这一段记载，论者往往习焉而不察，清末刘熙载著《艺概》，却对此提出了异议：

晋元康中，范君页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能并论！[32]

批评范君页等人“文艳不及相如”之说，未免有些外行，因为司马相如和陈寿一文一史，“体本不同”，怎么能以文学家之辞藻去要求史学家呢？应当承认，刘熙载的观点是有几分道理的，文学注重词采华美，史学要求实事求是，二者确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所贵于学者，在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范君页等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且居之而不疑呢？答案须从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中去寻找。

六朝文学与史学之间关系密切，犹如水乳之交融，有时甚至难分彼此，这种现象在六朝杂传、地志、《异物志》等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33]。创作往往是与理论互为依存的，创作为理论提供基石，而理论是对创作的提升和总结，并反过来引导创作。六朝文学和史学的理论批评之间，也出现了相互渗透和影响的情况。六朝史学对于文学批评之影响，学者多有论列，如张伯伟先生即认为六朝史学的独立发展加强了人们的史学意识，从而在探讨文学变迁时具备一种追本穷源的历史眼光，成了古代文学批评之“推源溯流法”产生的重要背景之一[34]。傅刚先生则认为自《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以来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辨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指出：“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六朝文学批评是深受到史学传统的影响的。”[35]这些看法无疑都卓有见地。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到六朝文学对当时及以后的史学批评之影响，则尚未见有专论。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兼有史注和史评之意，是对魏晋史学的一大总结，具有承先启后之意义，因而其史学批评也最有代表性，本文即拟以裴松之的史学批评为例，并且旁搜远绍、上下求索，探讨六朝史学批评与文学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