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论语》

一、《论语》的形成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大约在汉文帝之前已经定本。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发现了竹简本《论语》，其文字次序与今本《论语》大致相同。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论语》最早的版本。不过在西汉，《论语》主要是靠齐鲁的儒生口头传授，分《鲁论语》和《齐论语》两种，分别有20篇和22篇。东汉后期，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了《古论语》21篇。关内侯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他以《鲁论语》为底本，参照《齐论语》，编成了一本《论语》，被称为“张侯论”。郑玄又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其他论语作《论语注》，这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论语》。后来，其他《论语》的本子都亡佚了。

今本《论语》共20篇，492章，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谈举止、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以及他们与诸侯、官员、隐士等人的交往细节，带有浓厚的语录体色彩。各章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有些孔子晚年的话被放在前面，也有早年的话被放在后面的情况，阅读时一定要注意。

二、孔子的思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两个基点。在《论语》中，孔子对“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阐述，对不同学生的回答也是不一样的。有时讲的仁，就是爱人，有时则说是诚敬。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类社会建构的基石。作为个人感情，要能够尊重他人、关心他人、爱护他人，人对人之间的道义便是“仁”。作为社会认知，“仁”是社会建构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策略，国君能够勤政爱民，是为仁政。

春秋时期，西周严格而有序的礼制被破坏，孔子试图通过“礼”的恢复，来维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运行，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和顺畅的社会运行秩序。孔子把“礼”作为群体之间或群体内部交往时的行为规则，作为内在道德体验的外化。就个人修养而言，孔子提出的“克己”，就是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欲望克服下去。在公众场合我们都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独处的时候则会非常随便，这个随便就是本性的流露，本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若要变成能体现群体价值共识的君子，就需要把个性中恶的一面，或者说自私、弊端、毛病压制下去，按照社会规范的伦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克己复礼。

对人本身的尊重，是孔子思想的着眼点。春秋时期，天道和神命是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两个命题，如墨子就过分地讲天志鬼神，对人的自我价值体认不够；老子又讲天道，天道的运行规律是难以弄清的，只能消极地顺应自然，以小国寡民来自保。孔子偶尔也言天命，但多数时“罕言利与命”[59]，这些东西不是孔子不知道，而是他很少谈，可能是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虚妄，摒弃了鬼神说。《论语》中，孔子谈论最多的是日常生活的道德、行为、行政问题，这使儒学较早地摆脱了神学的控制，与神学划清了界限；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中，孔子侧重讨论人道，又摆脱了天道的不可言说。通过他和弟子们的实践，使关注现实、注重修养、参与社会、积极进取成为中国士大夫的基本气质。

孔子之所以被中华民族所尊重，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圣人，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他是第一个以道德而不是以财产为标准区分君子和小人的，这就使得中国人文传统在形成之初就确立了崇高的道德标准。二是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广开私学，不问家境贫富，只要向学，就可以来学习，不因为财产多少剥夺人受教育的权利。私学的普及，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促成了春秋时期士阶级的迅速形成，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全面发展。三是孔子的理想主义精神，引导了中国社会向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发展。儒家的思想里确实有复古的倾向，这是因为孔子所言的理想社会，正存在于其复古的表述之中，成为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目标。一个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改变的人，却能影响一个民族几千年思想的发展，正在于孔子及其弟子所提出的小康、大同社会，表达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渴望。

三、《论语》的研读

《论语》自西汉被视为“六经”的附庸，一直受到世人的关注。汉晋间，孙邕、郑冲、曹羲、荀，都对《论语》作过注解。其中最著名的是何晏的《论语注》与皇侃的《论语义疏》。北宋邢昺作了《论语正义》，南宋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作了《四书章句集注》，成了科举考试重要的参考书。注疏集大成者是清末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考证严谨，最有参考价值。杨树达作的《论语疏证》也颇有见地，他的侄子杨伯峻作的《论语译注》是现在常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