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孟子》
一、仁义与民本
《孟子》的撰者是孟子及其弟子。顾炎武考证说《孟子》有内篇和外篇，外篇已经失传了，现存的《孟子》7篇为内篇。相对《论语》来说，《孟子》的中心更加明确，不再是简单的语录体，而是围绕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第一，《孟子》将《论语》的“仁”发展成“义”。“义”是什么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责任，是人之能群的根本。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相互争霸，如果再讲“仁爱”显然不合时宜，只能通过讲责任与义务，将“仁”更加具体化，才能引起国君们的注意，才能符合民众的认知，才能形成相互的约束关系。如果说“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体验，那么“义”则是一种现之于外的责任。诸侯要重义，对待其盟国必须尊重彼此的约定与承诺；百姓也需讲义，用以明确彼此责任与义务，社会秩序就能良性运转。
第二，孟子把孔子的“人本”落实到“民本”，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具有时代感。“人本”显然是包括所有的人，即无论是国君还是民众。“民本”则将国君和民众分开，强调百姓的重要性。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兴衰和长治久安的关键在民，不全是依靠国君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这就使孟子的学说比孔子的学说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战国时期，由于吞并和战争，西周分封制度下相对固定的土地疆域及其所有权、管理权开始发生变动。国与国的竞争，主要是国力竞争。在农业社会，一需要开辟土地，二需要吸纳百姓。开辟土地，无论是采用武力吞并还是农业开垦，都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已开垦的土地也需要耕耘，人口的多少和民力的大小，不仅决定了国家的财税，也决定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孟子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衰弱关键是看其人口的多少，将商周时期“民惟邦本”的理念发展成为“民贵君轻”的“民本”说。
第三，孟子把商周时期的“天德”思想和孔子的“仁爱”思想结合起来，阐述为“性善”论。他肯定天是人间道德的来源，按照西周以来的“皇天授命，惟德是辅”的认知，上天不仅授命给有德的人，而且辅佐有德的人，论证出天本身具有道德感。由于人间百姓受这种先天道德的支配，人必然具有道德，这种道德就是“仁”的来源之一。先天道德感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以仁爱作为基本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孟子虽然赞同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但他却不从先天道德来论述，而是认为仁爱之心的根本在于人自身，即人有“恻隐”之心。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恻隐之心”正是仁爱的本源，表明任何人心的深处都是善良的。这样，天道说从外在论证了天德对于人德的决定作用和派生作用，恻隐之心又从内在论证了人心本善，从内外两个角度推导出“性善”说。
第四，从“性善”论出发，孟子认为统治者有可能实行仁政；从“民本”说出发，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仁政”便成为孟子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孟子看来，统治者也是人，也有性善的一面。他见梁惠王时说：你在一次祭祀时不用牛祭祀，而用羊祭祀。这并不是因为怕杀牛而杀羊，也不是杀不起牛而杀羊，是因为当时你看到一头牛从门前走过，这个牛是哆哆嗦嗦的，所以不忍心杀而用羊代替。孟子认为梁惠王有不忍之心，但只用这种心性来怜悯牛是不行的，要把它用于治国安邦上，通过同情百姓、关心百姓，让天下归顺，才能成就辟土地、朝诸侯的梦想。
除此之外，孟子还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说法。“以意逆志”，是说我们读一个文本时，要通过它所表达的意思和语言来探寻它所要表达的本意；“知人论世”，则指在讨论一本著作的时候，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人，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对于文学研究、历史研究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二者成为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和古代文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充分体现了孟子客观而辩证的认识论。
二、心与性
《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认为这些内在的心性正是仁、义、礼、智的本源，是道德产生的基础。
在孟子看来，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一旦具有恻隐之心，就会有不忍做的事情，这就是仁的基础。知道羞耻和憎恶，就能依照社会的规则确立起道德评判标准，催生对社会的责任感，这就是“义”。当看见老人、长辈时，会自然地抱着尊敬和谦恭的态度。这种谦恭和尊敬，也自然会使人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加重视礼仪，推而广之便是“礼”。希望对一件事情判断出对错，辨明是非，这就是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对物的分辨上，更体现在对社会道德的判断上，是非之心成就智慧。
从狭义角度来讲，孟子把孔子的“仁”推导到“义”，是一种理论的发展。从广义角度上来讲，孔子的“仁”涵盖了很多的道德内涵，不仅是爱人，还包括恭敬、认真、谦逊、坚持等品德。孔子并没有论证这些品德的来源，孟子讨论了这些德行全部源自“人心”。由于仁、义、礼、智生于内心，人性是善良的，一个人完成内心的修炼，可以达到完善、完美的境地，也就可以“成圣”。与孟子同时的思孟学派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提出了“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等观点，此后的《中庸》直接由此生发，继续讨论心性、性情等问题，这也成为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
需要注意的是，荀子也讲“性”，但认为“性恶”。孟子说人“性善”，是说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引导人向善，是从来源谈起，他说的“性”是人性。荀子讲“性恶”，并不是反对孟子，他是从结果来看，说的是人行为的结果，他说的“性”是本性。荀子要求人必须学习，用礼和法来约束自己，改掉恶的习惯。儒家是用道德来评判人性的，道家则认为天、地、人都是按天道运行，天道自然，人法地，地法天，人亦自然，所以只存在人的天性，而不讨论人性或本性。杨朱说“性无善无恶”，他认为性就是生性，是生命肉体，认为这一客观存在无善恶之分。先秦诸子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就推导出不同的性命观。
思孟学派认为，仁、义、礼、智，加上圣，即是“五行”，现在出土的郭店竹简和西汉贾谊《新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意思是说人可以通过仁、义、礼、智的培养和践行，达到圣的境地。随着汉魏学者们对圣人的讨论，特别是汉儒认为圣人可学而不可得，使“成圣”说被削弱，“圣”被“信”替代，从而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五伦”进行阐释。
三、《孟子》研读
《论语》都是很短的片断，《孟子》多是长篇大论。《论语》多是孔子对其弟子的教导，语言平实而简洁；《孟子》更多是向国君阐述自己的主张，论述纵横捭阖，其“善养浩然之气”，因而言谈讲究气势。他论仁政，使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批评许行、论难杨朱，滔滔不绝。喜欢了解人生智慧的，就多读《论语》；喜欢思考心性哲学的，不妨读读《孟子》及思孟学派的著作。
《孟子》成书后，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对其阐释。此后《孟子》的研究较为沉寂。到宋儒那里，才大放异彩。朱熹的《孟子集注》，借《孟子》阐述他的理学见解。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是集大成的著作。一般入门的本子，可选杨伯峻的《孟子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