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儒经的形成

一、“经”的形成

先秦时期，“经”只是指通行的基本典籍。《庄子·天运》中说：“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六部典籍是周代学术的基础，为当时的士人所熟知、所通用，《墨子》《庄子》《国语》《战国策》中都曾称引。在这些典籍的传授和整理中，孔子的作用最大。《论语·述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经过孔子的整理和传授，这些经典成为诠释儒家学说的文献体系，作为儒家的思想资源。

在文化的轴心时代，一种思想学说要想发挥重大的影响，一是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具有实践性，儒家不仅提出要建立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等理想，又提出实行礼乐教化以推行王道政治，作为理想能够吸引士人去追求，作为行为可以指导士人去践行。这与道家过于玄奥、墨家过于古板、法家过于实用不同，是儒家学说得以光大的学术基础。二是要重视传承，即后学有人。由于儒家重视经典的传授，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派儒学继续发展，除《乐经》亡佚之外，其余“五经”都经过不同的传授体系传到汉代，被列为官学，从而发扬光大。

秦汉时期，由于《乐经》亡佚，其余经典合称“五经”。扬雄就说：“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39]两汉设立的博士也只是五经博士。但习惯上有时还称“六经”，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开篇说“六经皆史”，这只是泛指，实际以“五经”为据。

“五经”经过秦汉相传得以保存。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就列举了《诗经》的传授学脉：孔子授卜商，卜商为之序，授鲁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人毛亨，毛亨作《诂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最后形成了《毛氏诂训传》，即现在通行的《诗经》。现存的“五经”正是经过儒生的口耳相传，才得以逃过秦朝焚书的劫难流传下来。西汉时，这些经典备受推崇。汉文帝时期，伏生能口授《尚书》二十八篇，贾谊通《诗》《书》，被立为博士。董仲舒也因熟习《公羊》，被汉景帝举为博士。虽然汉初博士以“掌通古今”以备顾问，杂取各家，但因为“五经”的难得，就显得格外神圣，士大夫越来越重视它们，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样，经过了儒家改造后的“五经”，便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文献，其中蕴含的思想学说，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士人的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的学术共识。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罢黜百家博士，专设五经博士，共七家：《书》《易》《礼》《公羊春秋》各一家，《诗》有齐、鲁、韩三家。这些博士往往专通一经，其弟子经过选拔，据经对策，录为甲乙丙三科，出任低级官员。甲乙科考遂成为一般官员的入仕途径，各家纷纷对所立经典进行注疏和经解，本以大义传承的儒学遂成为以释诂为特长的经学。

二、今古文经学

经学因发展而分化，一是由于传授系统的不同，形成了很多流派，如汉宣帝时，《诗》分齐、鲁、韩三家，《书》分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易》分施、孟、梁丘三家，《春秋》分公羊、穀梁两家，各家说法不同，且固守家法，形成门户，党同伐异，汉宣帝不得不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东汉光武帝时，《易》增京氏一家，《礼》分大戴、小戴二家，《公羊春秋》又分严、颜二家，各家仍各持己说，争论不休。

二是因为版本的不同，形成了今古文经学。所谓的今文，主要是汉初由老儒生口耳相传的经典，直接用汉代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这些经典在文、景时期已得到官方的认可。古文经则是在武帝之后新发现的古本，如从孔子老屋墙壁出土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门客整理的《毛诗》《周官》等，以及刘歆整理的《左氏春秋》等。这些典籍出自古本，最初用先秦的籀文写成，虽在传授中改为隶书撰写，但习惯仍被称为古文经。

由于汉武帝以后的经学不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变为利禄之争，后起的古文经必然受到今文经学家的排挤和压制。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主张增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以及古文《尚书》为学官。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诸经博士却说没读过那些书，没法讨论，多数不理他。刘歆气得作《移让太常博士书》，把抱残守缺的博士和官员们谴责一通。这次交锋，刘歆犯了众怒，遂补吏外出。众博士们也意识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联合而成今文经派，将那些没有立于学官的视为古文经派。

汉平帝时，刘歆借助王莽的支持，将上述经典立为博士。王莽还将“六经”各立五家，成六经三十博士。东汉光武帝即位后，则将王莽所立古文博士废除，仍保留五经十四家，其间虽短暂立过《左氏春秋》，但旋即废除。古文经学废除后，今文经学内部却争论起来，汉章帝在建初四年（79）召开白虎观会议，试图平息纷争，班固所撰记载这次会议的《白虎通》，便是采用存而不论的方式，把各家见解保存下来。章帝大约意识到了今文经的弊端和古文经的价值，他在建初元年（76）曾令贾逵选今文经《公羊》中严、颜两家的高才生二十人传授《左氏》。建初八年（83），又选儒生学《左氏春秋》《穀梁春秋》《毛诗》与古文《尚书》，虽然不授学官，却可以封爵，给事廷署，这等于承认了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性。东汉中期，很多学者逐渐兼通今古文。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出身古文家，却兼通今文，他们的同学和后学也多如此。博士人选中今古文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如周防治古文《尚书》，立为博士；卢植今古文兼通，也是博士。到了东汉后期，今古文之间的争论，便逐渐停息了。

今古文之间的争论，表面看是学术问题，实际是利禄问题。今文经学家不希望古文经来分一杯羹，故而颇多诋毁。由于今文经长期服务于政治，其不可避免地沾染很多官气，如抬高孔子地位、圣化儒学、过分阐释所谓经典中的微言大义、通过治学求致用，这就使其学说演绎成分增加，不免流于虚妄，甚至不惜造纬书、言图谶。古文经由于长期在民间传播，多固守家法、师法，注重经典中名物制度的注释，为治学而治学，态度严谨，但注疏过于细密，不免流于烦琐。今古文经学的合流，弥补各自不足，方使经学得以融化优长，稳步发展。

三、经学的意义

汉代经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文化谱系的初步确立，也意味着士大夫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达成共识，经学成为历代士人科考的基本书目，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末帝制的结束。其对中国文化的浸润作用，到现在仍在延续。

我们知道，“五经”在先秦时候虽然得到公认，但并没有经过官方确定，因此不具有文化的权威性。由于秦火，先秦大部分书籍散佚，流传下来的经典就显得弥足珍贵，特别是儒家所推崇的“五经”，被汉代学者奉为经典，作为学术传承的基本文献，得到广泛传播，对汉代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和社会文化等都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西汉建国之初，用什么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纲领一直存在着争论，早期用黄老学说，陆贾认为应该吸收儒家学说，贾谊认为应该将儒家和法家学说结合起来，汉景帝晚期、汉武帝早期还发生了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冲突。直到支持黄老学说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重用儒术治国，设五经博士以备问，这标志着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博士制度的建立，是官方给读儒经和学儒经的人提供了一条利禄之道，通过读书可以做官，可以获得利禄，这就吸引了更多的读书人读经，使得经学由“百家之一”变成了“百学之首”。当政者设博士，主要是让博士所研究的经学为其统治服务，并从博士弟子、如博士弟子中选拔郎、文学、掌故等小吏。所以，五经博士的设立是有政治意图的，一方面要求儒家学说适应汉代的治国之道，另一方面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条入仕的途径。儒生为了参与政治，也必须按照统治者的需要改造、发展、解读儒家学说。经过两汉近四百年的磨合，儒学才最终以经学的形态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学理。

此后，历代统治者都提倡儒学，儒经的地位不断提高。一部分解说经典的著作和补充儒家学说的典籍也得到尊崇，成为经学的组成部分，先后出现了“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经书。到了北宋宣和年间，朝廷将《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左传》《穀梁传》《公羊传》和《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十三部经典合称“十三经”，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刊《十三经注疏》，“十三经”之名正式确立。经过明代李元阳、清代阮元的重刻，“十三经”之名完全确定，其注疏也得以广泛流传。

“十三经”的形成，是儒家典籍不断被经典化的结果，那些解释“五经”的典籍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记》《尔雅》等，以及补充儒家学说的《论语》《孝经》《孟子》也陆续进入经典体系，成为儒家学说的基本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