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社会保障的发展理论
社会保障发展理论是对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性的理论阐释。包括社会保障生态理论、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理论、社会市场经济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条道路论、社会保障改革理论和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理论。
1.4.1 社会保障生态理论
社会保障生态理论是将生态学引入到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中。其中，“生态”是方法，“社会保障”是对象，目的在于为社会保障提供新的理论框架。生态学强调的是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生态学看来，没有一种生命有机体是可以孤立存在的，都必须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能生存，同时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129]依此类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同样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反过来社会保障也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反作用。社会保障生态理论包括人文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
社会保障人文生态是社会保障与思想观念的相互作用。乐善好施，社会应该济贫救穷，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注重和重视公共福利。人们之间互助友爱、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乃至为他人利益而宁愿牺牲自己利益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为各个国家所普遍接受。此外，对人的生存权的保护成为社会保障发展乃至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即人生来就有人身的保护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生存权是人的第一权利，人类只有获得生存权，才能从事一切生产和社会活动，生存权具有自然性，伴随着人的出生同时产生，是人们天然应享有的权利，而非某些个人或组织、机构的恩赐，也不应该被任何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剥夺，而能够提供公民生存权保障的，也不是某个组织或者个人，只能是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政府。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只有政府才具备向公民提供生存权保障的资源和条件。[130]社会保障为全体成员提供各种救济、福利和保险，这种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保障形式又更易于促进社会成员参与意识的提高，在社会范围内弘扬互助、互济精神，特别是社会保障提倡的尊老、扶弱、济贫、社区服务、志愿服务及鼓励捐赠等，更能促进社会成员自觉参与社会保障活动，促进社会互助、互济精神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保障思想倡导提供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受助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使施救者和受助者有平等的地位，从而使互助、互济的含义更加深刻。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通过适度的再分配缓解各阶层经济利益矛盾，为社会脆弱群体提供生活保证，使社会弱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促进了社会和谐及良好风气的形成。
社会保障社会生态是指影响社会保障与社会条件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家庭保障和慈善机构已经无力解决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风险及教育、医疗、赡养等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突出，进而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社会保障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统一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分配给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贫困者，使他们有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也会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维护了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自然生态是指社会保障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的恶劣和自然资源匮乏是导致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会给劣势生态环境地区社会成员带来生存危机。因此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来保障其基本生存。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为获得生存与发展，这些地区的人员只能通过对自然界掠夺式开发的方式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源，其结果就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进而加深人类生产资料的匮乏和生产条件的恶化。社会保障一方面对社会成员中的弱势群体给予现金、物资、服务、机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援助，使弱势群体可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尽可能使其获得教育、培训、就业等能力和机会，进而降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减少其对自然界掠夺式开发的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4.2 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理论[131]
社会保障偿付能力是指社会保障的总资产在一定的积累模式下的给付能力。它表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一种关系。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的经济内容表现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所拥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总额，一般由社会保险税（费）收入、国家预算拨款和投资赢利之和来代表。社会保险税（费）收入、国家预算拨款和投资赢利构成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偿付准备金，偿付准备金的增减体现着偿付能力的长消。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偿付能力是以国家信用作为保证的，政府负有社会保障偿付的最后责任，因此社会保障应该具有较稳定的偿付能力。
社会保障是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组成。其中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资金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部分来自于民间团体的捐赠等。这部分社会保障支付水准主要视国家财政收入状况而定，如果国家经济状况好、财政收入多，社会保障中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支出就多，否则支出就少。即社会保障中属于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支出的标准不是刚性的，而是具有较大的弹性。因此社会保障中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偿付能力不会因偿付总额的大小变化而出现偿付危机。而作为社会保障核心部分的社会保险，其保障水平具有刚性，一旦偿付能力出现障碍，要么由国家承担最后财政责任，要么由社会保障机构负债运作。可见研究社会保障偿付能力实质上是研究社会保险的偿付能力。
探讨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必须确定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和收入水平。社会保障的支付水平用社会保障支付率表示：社会保障支付率=社会保障金支付总额/社会保障金收入总额×100%。
只有在当期社会保障的收费额总和大于或等于社会保障费支付额总和（即社会保障支付率必须小于或者等于1）时，社会保障偿付能力才不至于出现障碍。衡量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的指标是一个相对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它能够反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的状况是好转还是恶化，所以应该动态看待社会保障偿付能力，并且将社会保障偿付能力放在一个较长时间去考察，也就是说在实际保障水平没有降低而且逐年提高的条件下，来评价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是提高、不变还是降低。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净差额最终形成基金的积累，所以衡量社会保障偿付能力主要从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状况来考察，而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涉及社会保障基金的政策制定、人口结构和规模、基金的收入和支付以及基金的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可以用积累率的变化趋势作为描述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的动态指标，积累率是支付率的互补指标：积累率=积累额/社会保障基金收入额×100%。
（一）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决定了社会保障的偿付能力。
一般而言，国民收入越高则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强，因为工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资收入越高。中国社会保障收费是以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提取的，所以社会保障偿付能力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
（二）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由于货币供应量过多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它通过影响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实际养老金增值率对社会保障基金偿付能力产生作用。物价水平越高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低；反之，物价水平越低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高。
（三）利率
利率的变动主要是影响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收益水平。在以银行存款和国债作为主要投资渠道的条件下，利率高意味着投资收益高，社会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强；反之，社会保险偿付能力因投资收益少而显得不足。
（四）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对社会保障偿付能力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老龄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比重越大，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低，反之，越高。其次，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比重，即失业率的高低，失业率越高，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低，反之，越高。
（五）社会保险缴费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缴费率较低，有利于企业自身积累；反之，不利企业积累。企业的积累和发展受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就会受制约，未来的社会保障积累水平和偿付能力就难以提高。
（六）社会保险筹资模式
社会保险筹资模式对社会保障偿付能力有直接影响。如现收现付制最大的特点是积累原则上为零，而人口老龄化等周期因素的变动是一个长期趋势，一旦零积累均衡点被打破，向负积累方向变动，基金的缺口将越来越大，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越来越小。在完全积累模式下，职工及其所在单位的缴款是养老基金的收入来源，并全部进入个人账户，基金积累数额大，社会保障偿付能力较高。在部分积累模式下，积累率大于零、支付率小于1，并且根据以支定收原则，使目标期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基本平衡，部分积累模式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当年收支可能是不平衡的，但长期来看应平衡的。
1.4.3 社会市场经济论
“社会市场经济论”是一种强调经济秩序的理论。“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由米勒-阿尔马克首次提出，最终由艾哈德作为经济政策的实践者制定完成。
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衡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从而将社会进步、公平正义这样的社会政策目标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利用充分竞争的市场繁荣经济实现增长的经济政策目标相同的高度。[132]社会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自由竞争，同时自由竞争也是实现经济繁荣的基本手段。“竞争是致获繁荣和保证繁荣的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者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终于归人们享受。”[133]社会市场经济论关于自由竞争的理念包括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持物价和通货稳定，反对政府管制；反对垄断；对外贸易自由四个层面。虽然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准则，然而必须在一定的秩序内进行。因此，为了实现充分的自由竞争，国家必须制定“秩序政策”，即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确定“竞争秩序”的框架。在社会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与政府干预的关系是：竞争是国家保障下的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竞争，国家干预是以促进自由竞争为目的的有限干预；积极的、间接的、有限的政府干预是保证自由竞争的手段，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目的。这既区别于传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又区别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
社会市场经济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自身有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功能，因为经济越自由，经济效率就越高，相应社会福利就越好。虽然社会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能力提供社会福利，但是也不应该否认社会福利政策措施的作用，因为即使经济政策十分完善，同样需要社会政策作为有益补充。社会市场经济论遵循“适度”原则来建立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适度”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社会福利政策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次，社会福利政策要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相一致，意味着社会福利政策以不损害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国民经济生产率为前提。
艾哈德认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大众福利”，并把这种目标具体化为“三位一体”：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名义工资的增长及由于低廉而稳定的物价带来的进一步繁荣，即通过生产与生产率的提高，名义工资的增长，低而稳定的物价来实现大众福利。社会市场经济要实现大众福利，意味着消灭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使绝大多数人可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艾哈德虽然主张实现公平，但是不提倡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实现公平与大众福利，他坚持生产优于分配，实现“大众福利”目标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生产，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收入再分配政策。他反对“公平分配”，认为即使现有的分配制度不是十全十美或公正的，也不应该立刻改革分配制度实现公正，因为那会引起激烈争论，发生提高工资的斗争，导致罢工，使储蓄和资金积累减少，激化社会矛盾，进而消耗国家的经济活力，从而无法实现大众福利。此外他还反对“福利国家”，他认为，现代国家中社会福利支出应该不断增加，然而有效的福利计划是以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在国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增加的前提下，反而大规模增加福利支出会引起财政赤字，种下通货膨胀的祸根，这种通货膨胀将破坏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社会福利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时过多的福利也会磨灭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导致经济停滞，进而使大众福利成为一种幻想。总而言之，社会市场经济要实现的大众福利是通过发展生产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收入分配公平，或者以收入分配均等化为目标的再分配政策，也不是由政府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来实现。
1.4.4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政权同垄断资本相结合，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稳定的和经常性的干预和调节。其中凯恩斯主张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理论与政策主张，是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市场缺陷、对付经济危机、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标志着国家干预理论的形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广泛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尤其是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凯恩斯主义与国家干预政策的直接结果。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如何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其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源于消费和投资的不足，而消费和投资的不足则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所致。有效需求的不足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和非自愿失业，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危机。因此，凯恩斯认为，只要社会能够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量，就可以避免危机，也可以解决失业问题，而市场机制本身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因此要保持足以维系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量，国家就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干预是为了弥补市场职能的缺陷，而并不是要完全取代市场机制。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主要是有效需求管理政策和刺激消费，引导需求政策。主张政府干预的重点应该放在刺激总需求方面。其中，财政政策居于主导地位，货币政策则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在危机期间，资本家对未来失去信心，借贷资本又需要支付利息，因而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的作用不大。主张由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和消费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不足，从而提高国民收入和就业水平。政府要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反对财政年度预算平衡，用举债的方法来扩大政府的支出，认为财政赤字可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投资需求的不足。还主张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即逆经济波动风向采取扩张或者紧缩的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他指出，有效需求不足表现为流通中没有足够的货币去购买，因此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即政府增加货币发行量。极力主张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降低利率，既刺激消费又刺激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另一方面，货币量的增加能够压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从而促使资本家雇佣更多的工人，实现充分就业。此外，凯恩斯把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扩大到再分配领域。他主张国家通过高额累进税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社会的根本缺陷之一是财富和分配的不合理，这种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从而减少有效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因此，他主张国家应该改变税收体系，通过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水平。同时，政府还要提高转移支付水平以提升消费倾向。包括支付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等福利费用，延长失业救济金领取年限，为特殊群体提供额外津贴等。
社会保障在凯恩斯的干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消费倾向。因为通过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将富人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另一方面可以稳定宏观经济。社会保障“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可以熨平经济波动。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从生产者角度出发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再生产，强调的是要刺激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以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强调个人责任，国家提供“有限”保障的制度。其价值取向是以生产为导向，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的，并非对民众福利的真正关心。
1.4.5 第三条道路论
第三条道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发展变化的直接产物，是一种中间道路，既不同于传统的左翼（即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右翼（即奉行新自由主义）。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集大成者。第三条道路的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在当今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吉登斯认为，回应新时代的种种变化就必须超越传统左右二分的简单思维，重新发展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于是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在“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第三条道路”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左派和右派是基于阶级。第三条道路是以新联盟为基础，抛弃了阶级政治。在明确承认它所关注的问题范围比旧的左——右分野架构下更加广泛的同时主张社会正义问题是核心的关注点。第三条道路接受与社会公正有关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寻找的是一种跨越阶级，可以得到支持的基础，反对权威主义与仇外。同时第三条道路认为个人的自由有赖于集体的资源，反对自由主义。“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是第三条路的规则。
第三条道路支持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老式的混合经济，一种涉及国家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但仍有很多企业掌握在政府手中，另一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社会市场，在两种情况下，市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而“新型的混合经济”则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134]同时指出高度不平等不是经济繁荣的必然伴生现象，因此是可以避免的。
左派热衷于扩大政府，对公民社会持怀疑态度；而右派想要缩小政府，认为如果缩小了政府干预，公民社会就会繁荣发展。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有必要重构国家，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构建新型的民主国家，即权力下放、双向的民主化、公共领域更加透明，行政效率不断提高，直接的民主机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同时认为政府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根据情况的不同，政府有时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物，有时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
左派认为民族认同并不具有高于其他文化主张的优先权，民族认同经常被认为是来历不明和被建构的，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右派认为“一元的民族”必须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单一的民族”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且必须得到严格的保护，使之免受文化污染。第三条道路倡导“世界性民族”，世界性民族是一个积极的民族，民族认同的建构更具开放性和反思性，认为如果缺乏了广泛的民族共同体的支持，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意图即反对剥削群体无法实现。世界性民族意味着在全球化的层面上进行运作和世界性的民主。[135]
左派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福利体系是一个人道和正义社会的基石。右派认为大幅增加社会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使人们对福利系统产生了普遍依赖，对福利国家持否定态度。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国家需要做根本性改革，使其成为“积极福利社会中的社会投资国家”。意味着将福利支出主要引向人力资源的投资上，同时“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福利社会不仅仅是国家，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自上而下的分配福利资金的做法让位于更加地方化的分配体制。此外，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间的契约也发生了转变，自主与自我发展将成为重中之重。福利不仅关注富人，也关注穷人。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福利供给的重组是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相结合。
1.4.6 社会保障改革理论
社会保障制度是基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条件设计的，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与原来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有可能暴露出很多问题，甚至出现制度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依存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社会保障的改革创造了推动力量。
社会保障改革的动因包括政治、经济和人口。其中，改革的政治动因是福利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并暴露其负面作用，其导致的最为直接的消极后果有三个：一是社会保障开支增多，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企业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降低；三是增加了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依赖，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损害了经济效率，阻碍了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多，对其进行改革在所难免。改革的经济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相对减少，同时带来严重的失业和贫困问题，但是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福利国家”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具备了一种刚性向上的自我发展机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费的持续攀升使日趋衰落的经济更加恶化。改革的人口动因是人口老龄化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共同的社会问题。退休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寿命的延长及“少子化”使劳动力短缺，加重了劳动人口与整个社会的负担，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社会保障基金危机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突出困难。
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困境，社会保障理念开始发生变化，即强调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共同责任，主张自助、互助与国家保障相结合。这种社会保障理念认为，社会问题的出现及加剧兼有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政府、社会和个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均承担责任。社会保障不仅仅依靠国家，社会力量和个人都应该发挥作用。改革的方向是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由单支柱走向多支柱；由政府经营走向市场化运作。改革的措施包括：其一，设法扩大和增加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同时控制社会保障给付。具体做法是将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于风险分散、见效快、利润丰厚的企业或部门，增加社会保障收入，扩大社会保障给付能力；提高缴纳社会保险税（费）的上限，扩大税基；提高社会保险税（费）率，直接增加社会保险收入；削减社会保障给付项目，修订社会保障给付金的调整办法，延长退休年龄和推迟社会保障给付时间，相对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延缓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速度；规定对社会保障收入征收所得税，所收税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其二，改变社会保障制度结构，建立国家基本保障、企业补充保障和个人商业性储蓄保障等多层次、多支柱综合体系，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增强社会保障的保障功能。其三，建立高效、统一、专门化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同时分散社会保障管理权限，调动地方社会保障部门的积极性，提高社会保障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四，改革社会保障模式单一和大一统的保障格局，鼓励有条件并符合有关规定的地方、社区、法人单位和个人举办社会保险事业，以缩小政府负担的保障范围与项目，分散保险风险，增加社会保障的安全性与稳定性。[137]
1.4.7 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理论[138]
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与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失业、贫困和疾病等“古典”忧患交织在一起，对人们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顺应历史大潮，发生深刻变化，呈现以下五大发展趋势：
社会保障多维化是指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多元化和社会保障目标多样化。其中社会保障体系多层次化指各国将逐步建立完善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社会福利等在内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筹资渠道多元化特指各国将提供退休收入或其他福利的责任由政府部门部分或全部转移到职工个人或者企业身上，政府将减少这种义务；社会保障目标多样化是指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将由单一的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需要向促进储蓄和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等多重目标转化。
社会保障商业化是从社会保险基金运作机制上讲的，指社会保险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保障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运营商业化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减少补贴或者不补贴，政府为社会保险制度提供法律保障，给予税收优惠，基金运营遵循商业化原则，自我平衡，最大限度地保值增值。二是将社会保险基金交由金融或者非金融机构经营运作，基金的管理由公营管理趋向民营管理，政府的责任只限于基金投资的法律约束和最后担保。
“产业化”是一种经营模式，即产业经营的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企业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化。社会保障产业化是指用产业化的观点来实施社会保障计划，包括基金投资营运和物质服务的供给。在这里，社会保障产业化主要是针对老年人而言的，主要是对由国家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以外的附加需求或者特殊需求实施产业化经营和管理。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保障区域集团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人员自由流动的加强和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和公平竞争的需要两方面促进社会保障区域集团化、一体化。其次，养老基金投资自由化。21世纪，世贸组织及其他一些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建立，将使投资更为便利，资金流动更为自由，养老基金的自由投资面临更为广阔的空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发展的一体化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就社会保障进行合作，以利于人员的跨国流动和经济发展的平衡，从经济金融全球化及欧盟的实践看，社会保障正从主权国家内部走向政府间合作或区域集团化并进而走向全球性联盟或合作。第二，社会保障基金国际投资比重将大为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显得尤为重要，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为基金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资本的趋利性将引导社会保险基金流向收益高的项目和地区；同时为了分散基金投资的项目风险和区域风险，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国际化程度及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制度趋同和协调化将不断提高。
21世纪是知识和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和机遇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全新的社会保障服务模式。社会保障网络化将实现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中心的多功能服务模式，包括：以便捷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的政策信息、文化物资信息、活动信息，并以良好的交互性提供自动性、无实体的缴付款等相关服务。其次，全新的社会保障运作模式。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社会保障的运作模式趋向虚拟化和智能化。最后，低成本、高效率。开展网络化社会保障只需要投入硬件、软件、少量智能资本，比传统成本低很多，因特网连接全球各个角落，信息传递快，提高服务效率。网络社会保障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目前主要是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网址、宣传社会保障政策。为此要积极探索开展网络社会保障之路。首先着眼未来，做好规划。其次加强网络建设和实体服务网点建设。最后加强调研，完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