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社会保障体制外部风险的综合研判

2.6.1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因素对社会保障的反作用

以往对于社会保障政策或制度的解读更多是将其放在一个隔绝和静态的环境中，对于风险范围更多地强调“内控”，即其风险来自于内部，但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社会保障的外在影响日益表现出一种脱域性，即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和延伸，超越了地理边界的限制，以一种整体性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保障外部世界。社会腐败与道德下滑问题在侵袭着社会保障事业，每年各地发生的侵吞社保基金的现象屡见不鲜。

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形态中，为了营造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许多地方的招商引资一度演变为“让利竞赛”，比地价谁低，拼税收减免。资本利用率不足、不良借款大量增加，GDP增长的表面繁荣背后是社会成本的剧增。生态被破坏的背后事实上也是社会保障成本的增加。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提出过“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GDP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有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以及闲暇的价值。我国应该计量GDP增长对社会保障所产生的负面成本，我国国民经济始终未能进入良性循环，社会贫富不均程度增加，重视可带动GDP大量增加的资本密集型项目，忽视劳动密集型项目，致使城镇实际失业率多年来居高不下。

大搞开发区的跑马圈地造成失地农民与少地农民的大量增加与土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日渐衰减，进城务工农民为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GDP，而他们的养老、生病、子女入学、劳动保护等社会保障相对处于边缘化状态。流动工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健康医学检查，造成职业病患者得不到及时的诊断与治疗，更有甚者，一些个体业主甚至让工人从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有毒、有害作业，又在发病前辞退他们，致使这些打工者的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农村务工人员工作的流动性、不稳定性以及接触职业危害的多样性、复杂性，造成职业危害的不可预见性明显增加，对务工人员健康的影响难以估计且难以控制。

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高发，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拖欠工资、劳资纠纷、城乡居民贫困问题、特大自然灾害问题等，尽管作用于社会保障领域外部，但需要借助社会保障减压器的作用，进行社会减压。2004年起，中央政府决定不再以GDP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与业绩的核心指标，努力降低牵涉到GDP高增长背后的社会公平、工业伤害、公共卫生、大众教育、养老与医疗保障、就业增长等社会保障问题的难以计量的隐性成本。中国经济安全专家江涌指出：在中国西部、落后的农村地区，未来老龄化、性别失衡、空巢和类空巢等问题会更加严重，或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源头。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将直接需要社会保障埋单，真正从体制外减少对社会保障造成的成本灾害，才能使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走上与GDP增长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