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现》中的民族性和本土性构建
丁林棚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对加拿大民族文化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在加拿大，她是最具影响的文化标志人物和公众知识分子。自从1972年发表小说《浮现》以来，阿特伍德就成为在加拿大家喻户晓的公众知识分子，她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是一个著名的文化评论者，她的推特有30多万“粉丝”。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化、政治、社会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关怀，以文学写作的形式对加拿大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等问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正如布利吉所说，阿特伍德“为自己的身份意识和普通加拿大人的身份意识绘制了一幅加拿大想象的地形图”（Broege 117）。阿特伍德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1972）不仅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它事实上已经成为加拿大的文学宣言。同样，在她的小说《浮现》中，阿特伍德对“对美国精神作出了深入剖析”并展示出“强烈的加拿大自我意识”（Broege 127），通过文学的描绘凸现了加拿大民族性格和精神状况，这本小说因而也被许多人视作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文学标志。
对阿特伍德来说，尽管加拿大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加拿大人“只是从英国的文化殖民地身份转变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Second Words 377），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被连环画、好莱坞电影、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占据。阿特伍德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象征，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思想独立的符号，因此文学不应当排斥政治远见、民族理想和社会现实，文学应当表达民族身份诉求，作家应当通过写作定义加拿大人的身份。本文通过对《浮现》的细读进行文化民族主义的解读，阐述阿特伍德通过写作回归本土性，进行民族性构建的思想内涵。
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出版于1972年，当时正值加拿大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高潮，同一年，阿特伍德还发表了被视为加拿大民族文学宣言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浮现》可以被视为《幸存》的姊妹篇，它们共同表达了阿特伍德对加拿大国家现状和民族身份的深切关怀。在谈到《浮现》这本书的时候，阿特伍德指出，这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就是加拿大受害者的心理”，这种心理“不仅仅反映了加拿大人对世界的姿态，这常常也是一种女性的姿态——看看我这里有多乱，这都是他们的过错”（Howells, Cambridge 18）。对阿特伍德来说，加拿大的民族身份就如同《浮现》的女主人公一样，是一个女性受害者的身份，因此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构建并定义自己。通过《浮现》的生态女性主义叙事这一文学形式，阿特伍德借用文学写作的“召唤”功能，提醒人们关注加拿大的现实状况和民族身份构建。的确，高尔特对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特点和加拿大文学状况进行了精辟总结，他指出，这一时期标志着加拿大人“身份认同的形成阶段，尤其和女性身份认同形成一致，这两种趋势一起推动政治上的决策，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作为女性和（或者）作为加拿大人的现实意义”（Gault 24）。阿特伍德借用《浮现》这一文学叙事的载体，把女性身份追求和民族身份构建两个过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不仅成为探索女主人公精神世界的一个窥探镜，更是对国家、民族、社会和政治大环境的一个切实的反映，从而使宏观和微观、个体和集体的意识形态问题相互融为一体。
《浮现》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在三个城市里来的同行者的陪伴下到加拿大北部荒野寻找失踪的父亲的故事。她带领着三个同行者大卫、安娜和乔穿行在加拿大的荒野之中，试图通过她和自然在身体和精神上的接触探寻她的过去以及她和这片土地的联系。女主人公对自我的寻求和对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寻求被描写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体现了外来价值观与加拿大本土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冲突，使小说成为文明/荒野、工业/自然等二元对立的叙事。女主人公遭受了流产，失去了父亲的踪迹，无法在现实中定位自己，这种境况不仅代表了女主人公个人对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迷惑，而且象征了加拿大人对集体身份的彷徨：加拿大人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女主人公一次次深入加拿大荒野去发现父亲遗迹和印第安艺术的尝试也代表了她对加拿大这片土地的精神认同，象征着加拿大民族身份的寻根之旅。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的结语中曾经精辟地总结出加拿大人的“边哨心态”，他认为萦绕在加拿大人心头的问题就是认识自己，作为在英国殖民地影响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夹层间生存的民族，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里是哪里？”（Frye 318）阿特伍德在《幸存》中也明确指出了加拿大民族身份和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她认为民族身份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个人历史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地理的问题”（McWilliams 49）。阿特伍德写道：
正如弗莱所提出的，在加拿大，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解答至少在部分上是对“这里是哪里？”这个问题的解答。在一个地理环境已经明确无疑地被理解为“这里”的国家，“我是谁？”这个问题再合适不过，……但是在加拿大，“这里是哪里？”是一个不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身处异乡土地的人需要提出的问题，而且它还意味着其他一系列的问题。（Survival 17）
显然，阿特伍德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对弗莱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实际上，在未出版前的手稿中，《浮现》的原标题就是《这里是哪里？》。由此可见，阿特伍德的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加拿大人同加拿大土地的精神认知的小说，民族身份的确立必须是建立在和加拿大土地的内在精神联系的确立基础之上。阿特伍德在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女主人公一行的这种使命。女主人公意识到，“我们踩在脚下的是家园的土地，异乡的疆界（home ground, foreign territory）”（9）。在魁北克的一个小镇，女主人公甚至感到自己就是一个文化的外来者：“事实上，我不太清楚这些村民是怎样想的，他们谈论的又是什么，我和他们之间的隔绝还不小”（54）。阿特伍德所描写的这种“家园的土地，异乡的疆界”反映了加拿大白人殖民定居者后代在文化民族身份与土地认同之间的错位。因此，女主人公的北方之旅就是一个寻求个人归属和集体文化归属的精神朝圣之旅，她不仅需要通过这次精神之旅认识自己的身份、过去和未来，也象征着加拿大人作为移民定居者对这片土地的精神和心理认同。
《浮现》中对本土认知和民族身份的描写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对荒野的认同上。在小说中，荒野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它不仅代表了加拿大广袤的北方土地和大自然，更是加拿大人的精神认同。北极圈地带的广袤的荒野作为加拿大独特的地理特征在加拿大文学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荒野作为一个象征是当代加拿大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teenman-Marcusse 82）。这里一望无垠的雪野、无边无际的草原和数不清的湖泊代表了加拿大人的内心世界。如同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中的女主人公夏甲以及范·赫克的《不固定的地址》中的叙事者一样，荒野成为《浮现》的无名女主人精神世界的投射。在小说中荒野和文明的对立代表了加拿大精神世界和外来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侵袭之间的矛盾。小说一开始所描写的加拿大的城市文明就暗示了来自美国的商业化。小说中到处可见商店、麦当劳和汽车停车场。即便在城市的边缘和进入荒野的交界地带，女主人公看到的也是正在遭受商业文化侵蚀的加拿大边缘地区，她看到了“到处搭建的棚子和亭子，还有主街上的电影院”（7）。然而在这些商业繁荣的表面之下，女主人公看到的是加拿大人的被侵蚀的思想和文化空间：“我从来不把这里看成是一个城市，而是第一个或者最后一个边哨地带”（7）。在这里，阿特伍德对弗莱所说的“边哨心态”（garrison mentality）作出了回应，并通过“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这样看似矛盾的表达再现了加拿大人面临的抉择：如何面对加拿大的未来将会至关重要，它既会让加拿大人摆脱许久以来的“边哨心态”，也有可能让加拿大人深陷于殖民心态不能自拔。但是，曾经作为文明边缘的边哨荒野现在正在逐渐屈服于美国商业化的侵蚀，然而这种摆脱边缘化的文化努力却恰恰是对殖民思想和文化受害者心理的又一次讽刺性的加强和巩固。通过小说女主人公的视角，我们看到，代表加拿大民族精神的荒野正在丧失本来的面目。在路旁，她看到至少四个小镇都竖立起“通往北方之路”的标牌，宣称这里是通往加拿大民族精神的神圣通道。这些标牌令女主人公联想到一句政治标语：“未来就在北方”（9）。这句颇具煽动性的标语形象地描绘出加拿大人的彷徨。作为加拿大象征的北方荒野成为两种不同思想和力量的争夺之地。深入北方既意味着美国工业化对加拿大北方的侵蚀，也意味着加拿大人回归本土传统认识自我的精神之旅。因此，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的北方旅途和美国商业化向北部的扩张形成了鲜明对照。对女主人公来说，北方意味着过去，意味着对加拿大民族性的历史构建和精神空间。随着女主人公深入北方，她距离发现自己和父亲的过去就更进一步，这种发现更是对“加拿大性”的历史探索，这里是对来自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抵抗的空间，因此“北方什么都没有，只有过去”（9）。
《浮现》中女主人公的地理认同同样也是对加拿大本土文化记忆的一次探寻过程，这象征着对加拿大文化的民族性的发掘和构建。在潜入湖中寻找父亲遗迹的时候，她坚信父亲一定给她留下了蛛丝马迹，但是在她不断接触湖底接近真相的过程中，她逐步进入了土著人的岩石壁画所构建的精神世界，这是对文化本土性的象征性深入，而这种对史前艺术的痴迷正是加拿大文化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女主人公来说，她对印第安人的史前艺术的探索代表了加拿大移民定居者同这片“外来疆界”进行历史和文化认同、构建民族性的一次重要的精神交融，是对民族本真性的一次探索。在小说第六章，女主人公告诉我们，她是一名“商业艺术家”（52），她的工作就是给海报、广告、杂志封面设计图案，她最近的一次任务就是为一本题为《魁北克民间神话》的儿童故事书进行绘画。但是她的所谓艺术创作任务的目的却是为了满足美国文化消费市场的需求，充满了金钱的铜臭味，就连女主人公都承认，“这不是我的领域，但是我需要钱”（52）。女主人公发现美国商业消费和文化市场的价值观充斥了加拿大人的精神和文化世界，这是加拿大人更应当提防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危险。她发现她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仓皇突兀的决定”，她根本“没有这个本意，……也总觉得非常不自在”（52），她的“艺术家”的头衔也像“水肺”或“假肢”一样只是强行嫁接在她身上的，就连童话书中的那些故事“也不是我所期待的”（53）。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给童话、神话和传说等赋予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使之成为民族性构建的重要元素。这些文学和口头叙事的艺术形式成为构建民族身份的重要媒介，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形式。在女主人公看来，加拿大民族文化的本真性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就像商品一样被不断改编、拼接、翻译，直至最终变形。她发现，《魁北克民间神话》中的故事非但不能代表加拿大的神话特征，反而“和德国神话十分相似”（53）。女主人公意识到，魁北克神话在出版商那里早已经过了数不清的加工程序，删掉了“令人不快”的情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女主人公被要求必须学会“模仿”，故事必须是“仿迪士尼的”，或者是用“乌贼墨画的维多利亚风格的蚀刻”、“巴伐利亚小甜饼”、“国内市场所需求的临摹爱斯基摩人物画”等等（53）。女主人公不无讽刺地告诉我们，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引起英国和美国出版商的兴趣”（53）。显然，文学艺术形式在阿特伍德看来完全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道德和理想。阿特伍德借用《浮现》似乎传达了一个构建民族神话的强烈声音，她呼吁文学家通过作品深入加拿大的本土地理和文化想象，从中发掘加拿大的民族文化想象本质。正如《浮现》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传统欧洲童话中的塔楼、地牢、恶龙、小飞侠彼得·潘等并非加拿大神话的反映，“这些故事根本不能揭示任何本质的东西”（53），“青春的泉水”和“金凤凰的传说”这样的故事“根本不属于这里”（54）。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对文学和艺术与加拿大的本土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对她来说，民族身份的构建不仅仅是政治的需求，也是文化的需求，而文学必须回到加拿大这片土地的过去进行本土化的挖掘，才能构建不同于英国和美国文化体系的形象，这也是加拿大作为一个新生民族国家摆脱来自英美的文化影响的重要途径。的确，小说女主人公发现传统欧洲的神话与童话在加拿大北方荒野的文化土地上是一种外来影响：“很难相信这里的任何人……都知道有这样的故事：这里不是公主的国家”（54）。女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作者阿特伍德的化身，她在小说中对这些欧洲传统神话与加拿大本土想象之间的冲突的思索体现了阿特伍德对本土性的文化身份的强烈意识。对阿特伍德/无名女主人公来说，构建加拿大神话就是要树立一套欧洲神话传统之外的本土文学想象。小说中叙事者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传达出了这种声音：“该死的英语”[24]（56）。这深刻地反映出了加拿大基于英语和法语双元文化基础的精神困境：加拿大人在语言上是分裂的自我，而这个分裂自我需要在文化和精神上找到归属和根基，或者说，以英裔和法裔文化为基础的加拿大文化的本土性建构需要和加拿大本土的地理和历史想象发生深刻认同，同本土的民族文化和神话体系进行对话，借用英语和法语的形式和本土神话的素材来塑造加拿大的神话想象。这种与本土神话对话的需求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无名主人公再次用法语说道，“或许《魁北克民间神话》中应该有一个狼人（loup-garou）的故事”（56）。当然，她也意识到，英美文化消费市场对这些本土神话的改造总是影响着加拿大本土想象的原本呈现，这些狼人故事要么是因为“太粗俗”被编辑砍掉，要么就是进行另一种方法加以处理，“故事中的动物内里实际上都是人类，他们脱掉皮毛如同脱掉衣服一样容易”（56）。
＜p class="left"＞加拿大学者格尔蒂指出，在加拿大文学中有一种本土化的文学创作趋势，也就是通过文学传达本土民族的声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变成‘本土人’的需求”，寻求“一种属于这里的归属感”（Goldie 234）。不过，这种在文学和艺术上的本土化民族身份的构建是一种奇异的文化遭遇。格尔蒂认为，对加拿大白人作家来说，构建文化本土性的方式就是“移除对归属感的隔绝”（Goldie 234）。他这样写道：
在《浮现》中，阿特伍德采用了格尔蒂所说的第一种解决方法，即拒绝承认加拿大的地理空间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真空，而是回到史前时代，回到印第安民族的过去，在文学、艺术、历史、价值观上进行本土化认同、构建和吸纳。这种文化本土化的尝试在小说中往往展现出一种文化的模糊性，即对代表殖民帝国和霸权主义的西方主流文化价值的某种的排斥以及对本土文化的弘扬从而表现出某种文化的居间性和模糊性。比如，在无名女主人公不断深入加拿大北部荒野，不断接近本土文化的本真状态时，她意识到了外来文化的侵蚀，小说中对基督教的影响和商业文化侵蚀的描写此时充满了讽刺：“这里已经开始出现地标建筑了，路边竖立着几个广告牌，还有一座十字架，上面有个木头耶稣像，他的肋骨向外突出，俨然是个外来的神。在我的眼里，他和往常一样显得十分神秘。耶稣像的下面是一个果酱坛子，里面插着鲜花，……这里一定发生过交通事故”（14）。小说中大卫更是称《圣经》为“一本小小的肮脏的书”（28）。的确，女主人公回忆小的时候请求父亲送她到主日学校，但父亲“没有批准，他的反应就好像我要去台球室打台球：基督教是他一直要躲避的，他要保护我们不受它的扭曲”（55）。当女主人公提示父亲她可能成为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父亲告诫他“天主教徒都是疯子”（56）。显然，借助小说中无名女主人公的宗教模糊性，阿特伍德表达了对印第安精神信仰的一种“移情”式感受，这同样是进行本土化身份构建的一种重要形式。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在女主人公的白人父亲看来，都是白人文化对加拿大荒野的侵袭，它们甚至和印第安人的加拿大本土性形成对立。比如，父亲指出，天主教徒认为，“如果你不作弥撒，你就会变成一只狼”（56）。当女主人公反问父亲是否去作弥撒时，父亲回答道：“我们不去”（56）。在阿特伍德的文化本土化过程中，女主人公和父亲显然表现出对西方入侵文化的某种程度的远离以及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吸纳。又如，女主人公在自己的画作中添加了大量的印第安传说的元素，如在公主的身旁画上一只“毛发直立咆哮着的狼”（57），她甚至喜欢上了男友乔后背上浓密的体毛，认为这是人类从野兽尚未完全进化的状态。对女主人公来说，耶稣的画像虽然出现在不同的书本上，也无论是怎样的姿态，但“他没有丝毫创造奇迹的能力”（55），相反，魁北克北部的荒野和土著居民的神话却充满了神秘和不可言说的奇迹，对女主人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当然，如果把小说中的反基督教元素解读为对西方文化的抛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加拿大民族性构建的一种本土化的身份协商的过程，即把土著文明吸纳为白人文化的一部分，使之和原来的传统文化和神话相互并存。正是通过这种宗教的模糊性，阿特伍德强调了建构民族性过程中对印第安宗教和本土文化的吸纳。正如加拿大另一位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克罗齐所说，“对我们的想象来说，我们还有另一系列可以继承的来自祖先的文化”（Kroetsch 7）。在加拿大，地方感和身份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白人和土著居民的关系则尤为关键。加拿大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指出：
事实上，阿特伍德本人就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在本土印第安传说和神话中寻找加拿大身份的历史。正如佛斯特所说，阿特伍德的作品“受到了印第安神话的深刻影响，……她的许多诗歌都……和印第安关于人类起源神话的故事非常相似”（Foster 16）。阿特伍德说道：“许多加拿大白人宣称他们拥有‘印第安血液’，并引以为豪”（Hopkirk 187）。在《奇异的北方》中，阿特伍德探讨了加拿大文化中的印第安传说中的“大灰鸮”主题，指出了加拿大文学想象中“白人对印第安性的欲求”（Classen）。正如克罗齐的小说《变成印第安》中白人主人公想象自己变成象征印第安性的大灰鸮一样，阿特伍德也认为“白色印第安性”对于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具有本质的意义：“如果说存在加拿大文化传统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么具有悠久历史的白人转变为印第安人的主题就属于这个传统的一部分”（Classen）。在阿特伍德看来，白人对印第安性的吸纳不仅能够完成加拿大民族神话和文学想象的本土化使命，而且通过塑造“加拿大人的原型摆脱掉欧洲过去并通过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印第安人来和新世界的荒野建立联系”（Francis 223）。由此可见，加拿大北方荒野、大灰鸮和文学对印第安性的吸纳不但是构建民族性的本质，也是反抗美国文化殖民的重要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使“加拿大白人对自然世界采取一种更具本土传统的态度，对土地充满敬畏而不是随意掠夺”（Strange Things 72）。通过对印第安性的容纳和吸收，阿特伍德继承和呼应了约翰·理查生（John Richardson）和厄内斯特·汤姆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等早期加拿大作家的印第安想象，在文学上表达了加拿大民族性构建中对本土性容纳的思想。对《浮现》中的女主人公来说，对文学和艺术想象的本土化意味着对进入土著居民神话和传说的空间，这是对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自然观的一种不同的认知模式，但正是这种与加拿大地理和历史空间结合的本土化神话才是加拿大民族身份和想象构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总之，在《浮现》中，阿特伍德通过女主人公对过去的探索暗喻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她认为加拿大要摆脱文化殖民主义的境地就必须返回到本土的历史性，通过和加拿大地理和荒野进行深度认同，在精神和文化上接纳本土性，这样才能完整地定义加拿大性。这种本土性不仅是一种地理认同和精神归属，而且为文学和艺术创作创造了新的空间，使文学写作与民族身份构建相互融合。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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