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与中国当代社会的世俗化
市场化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更引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品意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富裕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世俗化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在价值取向上，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方向发展，从注重义务向强调权利的方向演变，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是中国当代社会心理嬗变的主要趋势与特征。世俗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的现世追求、物质享受，表现出强调个体、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明显增加，人们普遍注重个人利益，追求现世享受，围绕利益的算计、争斗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
韩庆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8]一文中则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十个方面：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由于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而市场性思维则必将影响并渗透于社会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市场交易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社会的市场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社会世俗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时代。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贫富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随着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所促进的小康社会的来临，随着消费文化匆匆登上日常生活的前台，世俗化正全面地展开其内涵与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行为已完全淡去“计划”色彩而演绎为真正的交换行为，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它所奉行的交换原则、效用最大化原则甚至渗透到社会几乎所有领域；由市场理性催生的“经济人”，在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权力面前，也在充分施展其“个人效用最大化”才能。
市场经济一方面极大地促进生产的不断发展、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也对传统道德伦理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形成了一种解构的力量。社会弥漫着实用主义和实利主义，只重实用和实利，生活变成赤裸裸的一件功利的事情。社会像是一个大公司，人人都在想钱，人人都在赚钱，一切向钱看。
“商业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意义上，它与传统的以生产为主导的农业或工业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商业社会”是世俗型社会，它常常跟金钱崇拜、物质利益至上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它代表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世俗化充分地肯定了现世追求和物质享受，表现出强调个体、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进行着社会心理上的准备。这是世俗化的“光明面相”。但是，作为现代化悖论性质的一种表现，如果缺乏崭新的价值观念和行动规范做出及时而强有力的引导，世俗化就必然会表现出它的“阴暗面相”，当世俗化变得偏激化，必然会造成对人文精神的巨大冲击，更为甚者将会严重削弱甚至消解精神世界的终极价值，如果人们对于生活意义、社会理想、人类幸福这类问题都丧失了兴趣，那就可能在市场与商品的大潮中沦为经济动物。在经历了理想信仰的幻灭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对个人欲望的满足，活在当下、快乐至上的人生态度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
股市加速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因为股市每天都在普及着商品精神和买卖交易意识。在股市的深刻影响下，社会成员更加关注自我的现实利益和世俗幸福。他们由衷热爱世俗生活，与那些致力于思索社会问题与探寻人生价值的知识精英形象不同，他们尽量回避形而上的思考，而将股海搏击作为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关于成功和发财的故事，因为老百姓希望圆这样一个梦，因为现在这是一个全民的梦。
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是中国当代最早以股市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常锐与郭夏是一对夫妻。丈夫常锐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在在S市保险公司当一个小职员。他想起自己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到了S市只是在保险公司当一个小小的职员，心有不甘，但去开公司做买卖吧，没有资本不说，主要是没有背景，弄得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妻子郭夏是S大学法律系的讲师，同时兼任夜校的老师，每个星期要去上三个晚上的课，非常累，每堂课只能挣四十元钱，而这笔钱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从北京调到S市后，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住房，连本带息压得他们够呛。郭夏的父亲郭天谷离休前是C省财政局的副局长，以前是十级干部，离休后变成九级，可每个月的工资总数不过三百元。而在S市即使是饭店洗碗的女工，每月也赚四百块钱。S市股票市场正式成立，一下子火爆起来。“S市股票市场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繁荣起来：大学教授，政府高级、中级和低级官员，一般工人，个体户，以至于保姆都参加到股票生意中去了。”“买卖股票已经由少数人的行为演化成一场人民战争。”常锐炒股一下子赚了20万。“郭天谷惊讶了：20万，这几乎是厅局地市师级干部两辈子的工资。”赚了钱的常锐花20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两层小楼。
小说形象地表现了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分量的增加，经济实力对人的精神心态的影响与改变，特别是股民阶层作为创造与拥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新兴力量所带给人们的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受和生命活力，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好奇、窥秘、企羡、效仿心理和审美诉求；经济权力以无所不能的态势占据了社会生活的统治性地位，市场规律、利益原则开始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和行为驱动，市场经济实施了对社会市场价值观的重构。
在对股民群体高度聚焦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不仅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暴富的股市神话和小农经济孕育出的关于财富天堂的理想，有意或无意地将成功股民个人奋斗故事榜样化，并且营造了一种以社会地位和财富作为成功唯一衡量标准的价值取向；在对成功股民的崇拜、对股市生活的向往中，社会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并接受这一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激变的时代，在这样特定的文化环境中，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应运而兴。于是，在经济权力的掌控下，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运用自己作为具体社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身份，创造财富英雄奇观，让叱咤股市的成功人士以生动可感的方式满足社会对于财富和成功的想象与梦幻、成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理想和目标的化身，从而在将股民群体明星化的形象建构中，完成对社会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的整合与重构，使突出经济建设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向往财富的民间意识形态空前一致起来。
旧有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变革，文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作为现实人生介入者的形象正日渐从作家身上剥离，本身就是股民的股市题材小说作家们“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受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10]。市场经济的推行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已迫使作家创作转型。这其中，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生产因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的天然联系，因其讲述股市故事的内在规定性而更乐于接受市场理性的制约，因而更强化了这种相互依赖性。
在市场大潮的推波助澜中，面对现实生活里空前丰富的股市题材，股市题材小说作者的创作立场和审美趣味均发生了积极变化，其话语实践也一改以往漠视证券活动本身而着力展现股民及其经济行为的丰富与多彩。市场经济以肯定人的合理私欲为前提，并且以人的合理私欲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的利己欲望本身无所谓善恶，善恶在于满足它的手段。当一个人通过利公或利他的手段达到利己目的的时候，可以说这种行为就是善的或道德的；当一个人通过害公或害他的手段达到利己目的的时候，可以说这种行为就是恶的或不道德的。人们通过正当和合法的手段积极追求个人利益，同样可以增进社会公利。让人们通过压抑甚至否定个人利益的办法来为社会公利全面奉献，其结果是，伴随着人们劳动热情的丧失，个人利益不存在了，而社会公利也不可能增长。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指出：“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们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在这里把人的贪欲视为“历史发展的杠杆”，正是肯定了私欲的价值和作用。
在市场经济时代，应该提倡一种公私并重的义利观。它不像中国传统的义利观那样以公利压倒乃至否定私利，而是强调既重视公利又重视私利。提倡以利公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反对通过害公的手段达到利己的目的。当利公的手段与利己的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自觉地舍私为公。
中国当代社会的世俗化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变化。散户股民大多出身中国社会的底层，品尝过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资源或社会资源，盼望自己能够在政策允许下发家致富，因此不惜铤而走险，投身股市。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股市泥沼里摸爬滚打，除少部分人外，多数人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亏损累累，但仍然要去一个个地抄“底”，痴心不改，股心不移。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卑陋的生存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愿望迫使他们近乎自发地投入到风险与机遇共存的股市中，追求实现自我的财富梦想，期望创造爆发者的人生传奇。梦想通过炒股赚钱，一方面改善自我及家人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
王天成的《股惑》表现金钱盈亏这些世俗的考虑左右着人们的精神，支配着人们的生活，股市的红绿变幻吸引了梦想在股市淘金、发财的亿万股民。李忠怀着妻死后的沉痛心情，凭借自己不低的智商进入大户室；风流倜傥的高才生将其失恋后搏击商海赚的几百万砸向股市，损失大半；从小受到商业熏陶的回民妻子放着好端端的生意不做打股票赔了钱，还说赚了，和父亲要钱欺哄丈夫；受不了股市狂跌的打击从椅子上溜下来的邢胖子，又被漂亮的小媳妇陪着来到股市；不做学问、以炒股为生的大学老师孟教授，在股市屡战屡败。小说描述了最普通的散户在股市中的徘徊挣扎，生动地阐述了“股性”与“人性”的深刻关联。借助股市、股票、股民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和一幕幕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故事，展示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站在更理性的角度去审视股市，审视人生。在功利主义世风昂扬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重农轻商和重义轻利的观念大为动摇，股民阶层日益活跃与扩大，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力；中国股民虽然滋生于传统小农经济土壤，裹挟着传统文化的世袭因子，但以相似的精神品格和行为特质，在对文化传统反叛与传承的交互演绎中，上演了中国社会舞台上惊心动魄的戏剧。
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将中国社会从更加注重纯粹的精神世界带入一个更加注重今生和现实的世俗社会，它改变整个社会利益结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财富价值观。从耻于言商、耻于言利到全民经商、追逐金钱，精英主义的文化崇拜转向了实用主义的拜金，当代中国人正在把财富拥有者看作这一时代最具光彩的英雄；而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财富伦理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股市是个不理性的市场，是情绪的聚积场所，各式各样人的喜、怒、哀、乐、兴奋、抑郁大量汇集激荡。
因为有了股市，忙碌紧张的生活多了份新奇、激动、刺激和希望。生活“因股市而精彩”。正是因为股市充满了这种独特而又神奇的魅力，才会使那些“股市不死鸟”任凭风吹浪打，仍顽强地坚守在这片熟悉的“阵地”上，也才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兵”加入股市大军里来。来自万千股民的一分一厘，汇聚成A股市场的汪洋大海。当股指蓬勃向上时，股民们兴奋的表情与K线相互映衬；而在寒冬来临之际，每个营业厅中传出的沉重叹息又能使资本市场的空气为之凝结。
世纪之交的中国散户股民有一些典型特征，素描像应该是这样画的：年龄45岁，原为某国企职工，炒股本来是一个兴趣，下岗之后却成为一个职业，炒股资金2万元，是多年的工作积蓄，每天的交易时间，他一定在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如果旁边正巧有人在谈论某只股票，他一定会张着耳朵细心打探，同时会分析一下盘面走势，有主意了就去柜台下单，有时候去营业部并不是为了交易股票，跟一群人聊聊天也可以打发时间。现在中国的散户股民，没有明显的性别和职业特点，也许他是一名企业职工，也许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刚入职场的白领。证券公司的营业部里几乎找不到中小投资者的身影了，投资者买卖股票的地点可以是任何地方，家里，办公室，咖啡厅，公交车上，甚至是路边，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交易。在股市上，不难看到茶饭不思、不休不眠、面无血色、精神颓废的股民。无论股票跌或是涨，都会引起大的经济利益变化，而经济利益的突变又可诱发心理危机，从而引起失眠、焦虑等多种心理问题，有些人还可能出现自杀倾向。这是当代中国股市、股民的真实世相。
正是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变革相伴随，中国当代社会的阶级分层也开始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拥有社会经济资源已变得与拥有政治资源同等重要，“经济利益成为重要的社会激励机制，经济能力成为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定位的重要指标”，[12]资产占有和市场位置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一个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中国社会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当今社会分化成的十大阶层中，[13]商人群体已成为涵盖最广泛的社会群体。群体的庞大促使其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本获取更广泛的经济权力，而经济权力的增长又激励其不断制造新的理论话语以颠覆传统的“抑商”准则和既定秩序，实现自身从社会话语权力场域边缘向中心的位移。一言以蔽之，包括股民在内的商人阶层作为新的地位群体迅速崛起并开始拥有较为强势的社会话语权。对此，作家邱华栋指出：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向来在文学场域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股市题材小说创作，因其与市场和市井的天然联系，因其坚持讲述“股民话语”的艺术自主原则，当然更因股民阶层兴起导致的经济权力对社会“贱商心理”转向和文学表达“给力”的积极介入，从而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文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本应拥有的自由、自主的话语权力和表征空间，作品出版盛况空前。评论家朱向前早在市场经济建立之初的1993年就预言：
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世俗化的文化浪潮，极为有力地取代了原有的主流文化，并把主流意识形态加以稀释和筛选，造成崇高与理想的失落。对物质的享受和追逐在世界观、人生价值观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形成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的观念。社会流行炫耀型、崇洋型和攀比型生活方式，它逐渐成为一些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处世哲学，而这些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与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去甚远。金钱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时代俨然已无处不在、无往不胜。市场化的进程牺牲了人类最美好的心灵净地，处处躲不开的是金钱和物欲的陷阱，处处弥漫的是使人性畸变的不健康气息。金钱才是唯一的终极目标。为了内心那一定要成功的焦渴欲望，为了物质与金钱的满足，他们可以不惜一切。
《金融战争》（顾子明著）的主人公孟振荣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一直默默无闻，命运的改变源于他邂逅了某银行行长的千金肖雅媛，他迅速实现了由小职员向投资公司总经理的转型。利用证券市场法制机制尚未健全的机会，借助手中权力，孟振荣暗捧股评家，用以操纵股市；建老鼠仓，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官员，以利权钱交易。短短五六年间，他就积攒了上亿元的资金，且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他为情人王卿萍挪用500万元公款来谋取私利，一切都“操作”得滴水不漏。“孟振荣先将1000万元的资金以借款的名义借贷给一家公司，贷款利息为8%，其实该账户是只有孟振荣一个人知道的做盘账户。孟振荣将其他账号的股票低价抛出，由该账户承接，再将该账户的股票高价抛出，由其他账户来承接。这样反复数次，用这种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手法，500万就轻松到手了。不到半年，1000万元资金连本带息悉数归还。”孟振荣后来被公安机关查办。可查来查去只查到他“擅自做主，将公司资产抵押后，将资金用作炒作股票”，他的挪用公款、巨额贪污、非法经营之事，却无据可查。最终，在情人的帮助下，他居然顺利地从被监视居住的医院出逃，连同他拥有的巨额财富一块从人间蒸发。本来，他的问题并不难查清，张永财临死前寄出了检举信，梁聪这个主要证人也提供了证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级重新任命的钱董事长，竟然是收受了孟振荣贿赂的人，或者说他们本就是一条线上的蚂蚱。钱董事长向孟振荣露口风，传信息，暗示他守口如瓶，走为上策，孟振荣也果真就此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小说表现唯利是图者在股市找到了更好的“舞台”，更多的“用武之地”。
苏肃的《股市套中人》以某市公务员古锋为主线，描写一批普通人投资股市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股民这个特殊群体的无奈，演绎身不由己、难以自控的人物的命运，深刻解剖了日常表象下隐藏的人性。G市正科级公务员古锋初涉股海便大有斩获，但在单位却升迁受挫，为追梦而辞职下海。偶然解救落难女子申慧，古锋通过她认识了投资公司女操盘手申彤。在两姊妹帮助下，他们开办的股风大酒楼成为股民谈股论金的集散地和股市喜怒哀乐的晴雨表。后来，古锋中计赔光了一切。田伟利通过上市公司重组大肆圈钱；蒲松炒股赔钱后靠非法证券咨询大行其骗；黄娜中了原始股骗局，其夫也被股市套牢；胡蒙全职炒股的生活一团糟，其姐胡蓉则无形中被卷入一桩与炒股有关的人命案；市财政局长王进礼因为炒股赚了大钱而迷失自我，最终跌入自设的圈套。小说描摹各色人物在股市这个人生舞台上的不同表现，形象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变化。炒股也好，爱情家庭也好，事业也好，都有着数不清的“套子”，人人都可能沦为新“套中人”。如何实现自我“解套”，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是我们现实人生中无法逃避的大命题。小说表现股市对人性的改造和对传统生活的冲击，塑造了一批鲜活的时代人物，展示了人性怎样被冷酷的现实扭曲，欲望膨胀下的丑恶如何在生活中滋生。小说中各类人物的命运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全民炒股浪潮的冲击，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多数人被股市深深套牢，被赌徒心理所左右，迷失生活方向，成为新时代的“套中人”。
股市使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多了很多金钱和物质利益上的争斗，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日益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枭雄》的作者沈乔生是一位很有文化眼光的作家。他之所以对股市生活这个题材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股市找到了一个人性的试炼场。毕竟在和平年代里，人性不可能有太多飞扬的表现，但在股市这个合法化与技巧化的“赌场”内，即便是一个凡夫俗子，心中那点点滴滴不甘蛰伏的情绪也能够充分地展现、扩张，甚至变形。所以，沈乔生在作品中既具体又抽象地阐述了股市特有的“魅力”，它给予了现代人一种变相的自由，让一部分人得以暂时抛开刻板的生活程式。小说的主人公楚南雄是集中国国粹和当代资本理念于一身的股市枭雄。他原是一个普通教师，从换汇起家，靠炒股发家。当年派人到农村去向农民借身份证，开了几万个账户打原始股，使自己的资金在三年之内翻了一倍。楚南雄在创业未发达的时候，其妻有外遇，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老总梁羽石。楚南雄为了报复，没有阻止患有精神隐疾的妻子驾摩托车，妻子车祸身亡。十年后楚南雄派自己的副手和义子汤一坤收买证券营业部的经理，指使证券营业部经理给梁羽石的部下小冯融资一千万元，汤一坤又指派手下的人接近小冯，向他推荐股票，诱使小冯重仓买入一只股票，而这只股票是楚南雄及其朋友韩大方把持的老庄股，已经炒作两年了，正打算出货。在楚南雄的暗中操纵下，小冯重仓的股票急剧下跌，证券公司清了小冯的仓，收回融资。梁羽石挪用公款融资炒股，血本无归，无法向公司交账，只得仓皇逃往国外。小说描写股市强人在股市的血腥搏杀。
郭现杰《私募》中的赵云狄是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又是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咨询中心”的总经理。林康是他的学生，当金鼎投资的总经理助理。赵云狄在股市炒作罗邦股票，谁知罗邦股票中已有资金介入。那边的主力操作极为凶悍。他们以为赵云狄们只是一个小角色，只要稍稍恫吓一下就会交出筹码望风而逃，谁知赵云狄比他们还不要命，不顾一切地向下砸盘。试图用这种烧钱的方式将对方打倒，将筹码抢回，然后再拉高，引诱不明真相的资金进入，最后逢高获利了结。王雨农就是争庄罗邦股票那个神秘资金的幕后人。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由赵云狄负责的金鼎投资公司以每股2.5元的价格收购王雨农手中三分之一的罗邦股票，剩下的三分之二的仓位签订锁仓协议，所有仓位账户和密码由赵云狄和第三方营业部共同监管。出货时，由赵云狄统一布置。但这时由于媒体出现揭底文章，罗邦股票崩盘，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偷偷出货。由于股市高位被套，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赵云狄被逼跳楼自杀。林康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与王雨农继续争斗。林康用重金诱使王雨农的部下肖福禄成为自己的眼线，从而完全掌握了王雨农的投资操作秘密，使王雨农的许多见不得人的违规违法行为暴露出来。林康在王雨农坐庄ST化工之前，偷偷潜伏下来，等王雨农将股价拉到高位，便不计成本地往下砸盘，让ST化工连续十多个跌停。王雨农被迫自杀身亡。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中围绕金钱展开的股市搏杀日益血腥：
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作者们选取最易于张扬个体主义的生命激情、最可能集中人们的逐利世相的股市生活作为表现对象，揭示商业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与心灵裂变。“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金钱已成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一个‘卖’字，像溅着火星的烙铁一样烫在人们的心上。”[17]
当经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题词之后，商业、利润、股份、消费、信贷、资本共同作为显赫一时的概念重组了社会话语光谱。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正是诞生于这样的世俗氛围之中，以新潮的话语顽强地分割出新的文化空间，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维面和价值体系。它以市场原则、实用主义为价值旨归，呈现出浓厚的世俗气息，表现商业社会以及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中人性的异化过程，表现社会变革中日益凸显的物质实利主义价值准则。在历史的传承中人们不难发现，股民以个人为核心、以财富为价值目标的逐利追求，不仅仅是股民独立自足、维护人格尊严的保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源。
当代中国人生活在新旧道德的历史嬗变期，承受着新旧道德冲突，一面被新生活诱惑，一面又被旧心态所禁忌，陷入无法回避的道德困境。在利益多元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人们不再相信有一个适合于一切人的恒定的标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作为主导伦理思想的功利主义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人生价值观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人们的功利观念被大大强化了，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正在逐步取代重义轻利的倾向，人们改变了视金钱为“鄙欲”、视钱财为“不义”的观念，在付出劳动的同时期望占有更多的财富。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平等与竞争观念深入人心；时间与效率观念得到充分重视。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人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过分地看重物质利益。人生价值和评价标准趋于实用化、功利化，人生价值目标和价值体验趋于短期化、感性化，以致社会上一切事情都以功利的眼光加以评价，金钱成为衡量人与事物的唯一尺度，致使现实生活中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现象泛滥成灾。
在一个充分世俗化的时代，金钱无处不在、无往不胜。金钱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它的本质定义，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它的盈亏变化无不关乎股民的生存与生命，关乎股民人性的提升与沉沦；金钱已经变成了目的本身，它“如此彻底和毫无保留地变为一种心理上的价值绝对，变为一种统御我们行为取向的无所不包的终极意图”[19]。金钱本是人类实现终极目标的手段，一种只作为手段才有价值的对象，“一旦生活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20]。当金钱作为终极价值被信仰和崇拜时，其他一切的人类价值都被金钱所取代，而人性异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次第上演了。
当代中国的世俗化是个人自我迷恋的世俗。一些人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世俗化的社会对人的诱惑力就在于鼓励人自由进取、弘扬人性和自我实现、放纵人的意志和欲望。权力和金钱成为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金钱数量，这成为世俗社会的价值核心。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不是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一方面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社会公众所真正信仰，这表现在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自责，并不因此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其实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崇高和伟大开始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
“世俗化”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从内容形式到深度都无限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可以没有伟大的理想追求、宏大的生活目标、坚毅的精神信仰，有的只是满足生活基本享受的热情、获取现实享受快感的需求。在这种取消了精神的理想性和崇高性的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兴趣在于对自身生活物化的感性表达和表达的快乐。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满足，似乎越来越取决于其物质占有的丰富程度。越穷越革命的理念在富裕奢华生活的引诱下顷刻土崩瓦解了。随之而来的是见利忘义，见钱眼开，要钱甚至不要命，要钱可以不要脸的金本位价值观在社会上弥漫，越富越光荣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其负面作用是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
顾子明《金融战争》中的张永财是被投资公司老总孟振荣用2000多万元真金白银捧红的股评家，可他却认为自己走红凭的是自己的能耐，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张扬这种能耐，于是他转眼间就甩掉了捧红他的人。对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作者描述道：“此时的张永财已经完全钻进了钱眼里，什么仁义道德、同学之间的情意，与金钱比较起来，都显得如此苍白……张永财认为的现实就是，发财致富是唯一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人生之中唯一的一个硬道理，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他的所作所为是格奥尔格·西美尔论点最直白、最形象的阐释，“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金钱。一种只作为手段才有价值的对象，以如此大的能量，如此完整、如此成功地将生活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或表面上）都化为这样一种仅凭自身就能令人满意的追求目标”[21]。小说在形象地警示人们：我们的社会正面临道德伦理危机！如果为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人人可以“不择手段”，又都在“不择手段”，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道德与良知将不复存在；如果社会一片混浊，人们不可能去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陈金泉信服知名股评家梁聪，信服他对网络科技股的预测，凭借自己的分析与观察，他不断买进江科股份，谁料这却正是梁聪选中建仓、坐庄的股票。梁聪不断清洗浮筹，陈金泉却死咬不放。在派人利诱陈金泉出手未得逞后，梁聪利用陈金泉想借钱玩得更大的贪心，幕后指使人以两星期为期出借5000万元，并不断向陈金泉发表利诱性股评。当陈金泉盲目追高将所借款项全部打入股市后，梁聪以庄家身份发威，陈金泉不仅赔光老本，且转瞬间欠下5000万元巨债。一切都在交易的罗网里，人性的贪婪与欺诈呈现无遗。
世俗化所反映的是社会成员总体上的一种新的内在价值取向。关注现实生活，肯定现世生活，尊重人的物质享受，符合人性的需求，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尺度。世俗化也带来了个人私欲的膨胀、贪污腐化、社会混乱的现象，导致物欲横流。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的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资本和资源。
周倩《投资总监》中牛犇犇原来是一个个体户，曾经卖过注水猪肉，贩过劣质白酒，攒下了一笔黑心钱。20世纪90年代中期炒股发了一笔小财，摇身一变成了知名股评人士，后来还成立了“犇犇投资顾问公司”，做一些咨询和资产管理，专骗那些无知散户的钱。牛犇犇开办“犇犇投资顾问公司”代客理财，同时为贪官林国庆操盘。表面上看，牛犇犇是金牛私募的老板，但实际上牛犇犇的上面还有老板——市财政局副局长林国庆。林国庆用受贿来的钱投入股市又赚了不少钱。为了确保对金牛私募的绝对掌控，林国庆控制了公司所有交易用的资金账户，只将股票账户单独分离出来供牛犇犇和他手下的操盘手使用，牛犇犇再怎么拼命赚再多的钱，也没法兑现一毛钱。赚钱的却不能用钱，终是一场纸上富贵，这是牛犇犇和林国庆的最根本的利益冲突所在。牛犇犇设置了很多私密的人头账户，平时操作股票时，他会故意让私密账户建仓，然后动用公司资金拉抬；或者干脆就是私密账户低买高卖，公司账户高买低卖，进行有意识的利益转移。现在牛犇犇想来个彻底了断，一次性在盘面上将大部分资金技术性地挪走，通过股市交易把林国庆账户的钱转移到自己的私密账户上。牛犇犇提出的方案并不复杂：在中河煤业上由牛犇犇高买低卖，何涣低买高卖，利益由金牛私募向海泰基金输送；在另一只小盘股上，两人再采取相反的操作，利益又输回去，唯一不同的是，牛犇犇用的是他的私密账户。这样，通过一轮复杂的盘面操作和利益交换，牛犇犇转走了金牛私募大部分资金，何涣也能从中河煤业中解套。《枭雄》（沈乔生著）中楚南雄他们炒作生态农业这只股票，需要上市公司配合。楚南雄的手下汤一坤收买生态农业的总经理袁山，送给他一张三百万的支票，要他买股。“等你的股票翻了倍，你就卖了它，把本还给我们。我们就两清了。”行贿还不太露痕迹。他们这次炒作净赚几千万元。人人把利字放在跟前，无利而不谈，无利而不欢，凡事皆以利当头。
当代中国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是以社会的世俗化为基础的，是社会世俗化过程在观念文化中的反映。市场经济所奉行的利润原则和商品交换法则，使得人的经济利益问题被凸显出来，以往那种禁欲主义的行为取向被摒弃，贬斥物质生活和人的感性需要的思想和行为反过来站到了被贬斥、被嘲弄的地位。人们普遍认为生活的价值之源就在这个现世的生活世界中。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至上”“惟德是尊”的观念，许多人在物欲的强烈驱使下为求一己之私利而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极端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打破了传统的道德利他性原则，使人性中自我部分被最大限度地夸张化，个人主义极度膨胀。尔虞我诈、弄虚作假的经济活动准则打破了传统的“以德服人”“以诚待人”的人际关系原则；弱肉强食式的无情竞争打破了传统的“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和“兼爱”精神。
当代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倾向，表现在对世俗功利追求以及对生命之感性层面的肯定、认可和张扬。从过去的耻言利、耻言物质生活享受和人的感官愉悦，转化为不讳言利、不讳言物质生活享受以及人的感官愉悦，甚至将利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
当代中国正从一种以泛伦理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着强调价值规律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更趋于务实，注重物质利益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必然追求。不仅不再忌讳谈金钱，而且还能进一步正视金钱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中的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