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将心向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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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生存命运对策

01 中国环保产业面临复关挑战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优胜劣汰的经济法则更带有血腥味。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冲毁横亘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贸壁垒以后,中国企业包括年轻的环保产业不论面临何种命运与挑战,都将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过去这个使中国老百姓既感遥远又感陌生的东西,现在却已直逼东方大国的经济生活,并成为人们时常议论的话题。

面对GATT,有人兴奋:中国今年一旦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大批洋货将以低价进入国内市场。那时人们就可称心如意地选购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再不会因洋货价格望而却步了。

有人忧虑:中国一旦“复关”,国门大开,外国商品长驱直入,民族工业必受重创,中国企业在内有困境、外遇强手的市场竞争中面临厄运,企业倒闭,始料不及。

人们在心理上的反差,或许最终都会冷静下来:勿以物喜,勿以己悲。经过改革开放锻炼,中国人已学会未雨绸缪:要生存,先把泪擦干,在市场经济的生死对搏中去开辟自己的地,创造自己的天。

一、复关,缘何而来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与关贸总协定这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几十年未结缘,今天中国为何提出了恢复缔约国合法地位一说。要知端底,还得从头说起。

关贸总协定创建于1947年(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为了削减国际上的贸易障碍,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中扩大国际经贸关系,抑制贸易保护主义,以防止因经贸摩擦而诱发战端。1947年由美、英、法等23个国家和地区在瑞士日内瓦通过多边谈判正式签署了以削减关税和扩大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国际经贸协定,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48年4月21日当时的南京政府代表中国也在该协定的最后文件上正式签字并成为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但在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失去大陆统治退往台湾后,已无力承担总协定赋予缔约国的义务,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唯恐中国政府利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合法地位和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和威胁,于是促成台湾当局于1950年非法代表中国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从此便使中国与GATT中断了关系。

目前,GATT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称为调整世界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GATT现有105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缔约方,另有8个国家(包括中国)正在申请加入或恢复地位,还有28个国家沿袭殖民地时期关系,实际上在适用关贸总协定。目前GATT缔约国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的90%左右。中国与GATT缔约国之间的贸易额也占我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

但中国作为该协定的局外人,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屡受西方国家的歧视。如美国在对华实行最惠国待遇上设立了年审制度,并借口人权等问题年年在国会里折腾不止,使中美正常的经贸关系受到人为阻碍。同时欧共体成员国也对我国近200种商品实行进口限制。因此中国只有复关,才能打破国际关贸壁垒;解决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有条件最惠国待遇”、歧视性数量限制、滥用反倾销措施和技术出口管制等单方面报复行为,使我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有真正的发言权,摆脱“外来妹”的地位。

二、复关,并非重蹈“鬼门关”

复关,意味着双向开放,即国际市场要向中国开放,而国内市场也要向世界开放。打开国门,开放国内市场,就要放宽外国商品的准入条件。按照关贸总协定对各国进口管理体制的要求,是以关税为主要调节手段。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行政干预手段过多,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都比其他国家复杂。复关后,不仅要求我国对现实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政府行为作相应的调整改革,建立起新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保障条件,同时还要大幅度减让关税。目前我国关税税率既高于发展中国家的15%,更高于发达国家的5%的水平,因此我国关税必须做出大幅度减少,即把现行关税率平均降低50%左右。

减让关税,放“虎”进来,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企业进行竞争。虽然按照GATT的规则,中国政府可以对少量支柱产业和幼稚类产业实施必要的保护措施,但是,大部分企业都将直面市场与外国企业进行生死对搏的较量。由于我国企业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与外企尤其是大部分跨国垄断企业都有很大差距,我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大胆引进市场经营规则,加快技术更新和开发高科技产品,强化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使企业获得支配市场的经济实力。

如果在外来挑战中,企业不练好内功,不采取积极进攻态势,只想挤进政府的保护圈,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因为按照总协定的要求,政府的保护措施只是过渡性的。因此复关后,开放国内外市场,实际上是大家在竞争中比技术、比机制、比质量、比实力的较量,中国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三、升腾中的一轮“朝阳”

在共和国奔赴关贸总协定家族的序曲声中,国人在审视世界,世界在注视中国。被喻为“朝阳产业”的中国环保产业命已注定,这轮“朝阳”的升腾决不会轻而易举。

中国环保产业将面临何种挑战?当记者笔触到这一问题时,一位环保情报人员随手拿出一摞子外国环保公司的产品推销报告,美国的A.W.T公司、日本的荏原公司,纷繁的外文封皮让人目不暇接。弦外之音是,在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热点之一的今天,深厚的经济、技术实力的挑战将彻底改变我国环保产业基本上自给自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旧格局。

挑战是严峻的。在去年6月巴西圣保罗国际环境技术博览会上,有识之士就已洞察到世界环保技术发展的特点和动向: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节能技术,从根本上解决污染的发生;改革生产工艺,把污染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各类监测仪器向多功能、自动化、小型化方向发展,已成为环保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虽然,路透社记者曾以“中国在环境博览会上的展品令人惊奇”为题对中国环保适用技术予以报道,中国环保界在赞誉声中对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低的问题却保持高度的自知之明。1991年统计表明,我国环保产业3800多家且多以乡镇企业为主,年产值60亿元,年利润10亿元,从业人员42万。环保设备开发以机电部门居多,作为环保产业另一翼的环保工艺开发明显不足。换言之,技术开发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落差,一些急用的技术没有开发出来,产品高技术含量低,重复生产严重。学者认为,技术开发不够是造成环保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的主要原因。

诚然,为温饱问题所困扰的国人对环境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经过20年努力新兴起来的环保产业至今仍与起步晚、起点低的特点形影相伴。1988年,国务委员宋健对“环保产业”一词实现“洋为中用”。1990年2月,国家环保局长曲格平教授根据环境保护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必须改善和加强物质基础手段的实践,提出20世纪90年代环境战略要转移到科技进步上来的科学命题。1990年,国办转发环委会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环保产业是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物资和技术基础。1992年4月,全国第一次环保产业工作会议和紧跟而来的环保产业展览会,使中国环保产业第一次有了宣言:以独立、完整的角色在中国经济大舞台上舒展身姿。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环保设备开发已形成多学科多领域、服务广泛的设备行业,不论是国际性跨国公司、大型垄断企业还是专业化企业,均拥有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朝着综合性、大型化、集团化方向发展。相比之下,我国环保产业明显表现出规模效益差的缺陷,诸如缺乏宏观调控、没有骨干企业和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市场混乱、产品质量差等。每年产值2亿元的江苏省宜兴环保产业在全国可谓一流的乡镇企业,鉴于小规模单一生产污水治理设备和环保市场缺乏的现实所迫,每年得派2000人到各地“游说”以促经销。

起步晚、起点低、发展后劲不足、规模效益差,这是我国环保产业的显著特点。专家分析,“入关”初期,我国大多数环保产品由国内提供的现状不会根本动摇,环保技术将更多得到引进,我国一些过硬的环保产品将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去年,我国进出口总量达1600亿美元,世界环保市场成交额达2000亿美元,而我国环保产品进出口不过1亿美元。毫无疑问,未来世界的环保市场终究会被高技术、高质量、低价格的产品占领,适用性不再是企业考虑的第一要素。据预测,“八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为800多亿元,要实现“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环境目标,仅控制污染的投资则需要2000多亿元,我国环保产业必须走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谈“虎”未必要“色”变。据悉,北京环保交流中心、郑州环保科研中心的相继面世,表明我国环保产业在横向联合上有了起步。中国环保产业在香港的“环保之窗”也将很快建立起来。“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的“朝阳产业”只有改变“黔之驴”的姿态,走出国门看世界,在经济浪潮中变成“小老虎”,才能守住自己的“山寨”,迎接外来“虎”的挑战。

(原载于1993年1月30日《中国环境报》月末版头版头条,合作者为群工部主任李实先生,原文标题《GATT闯进国门以后》。)

02 淮河,怎样走向新世纪

4000多年前,夏部落的治水英雄大禹在淮河之滨的涂山,借助与涂山氏女的联姻,演出了劈山导淮、驱逐洪荒的英雄诗剧。

20世纪末期,导淮不再是淮河水利事业的唯一话题。淮河,这一孕育4000年文明的母亲河正被严重的水污染死死缠缚,淮河儿女面临着一个十分严肃的命题:淮河,怎样走向新世纪?

一、饥渴之间 恶性循环

5月20日,“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抵达河南郑州,南下漯河,东经周口、项城、沈丘、安徽界首、阜阳、颍上、淮南等淮河流域城市,24日到达安徽蚌埠市。所到之处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百万淮河儿女饮水告危,沿淮城市出现“近水楼台不得水”的惨况。

安徽省一些地方由于地下水资源缺乏,淮河成为唯一水源地。1989年2月和1992年2月,正是春节前后,淮河两度发生大面积污染事故,淮河盱眙县城居民眼巴巴望着河水滚滚进入洪泽湖,顿成“巧妇难为无水之饮”,人们只好到山上背水煮年饭。在河南境内的黑河两岸,苏鲁交界的新沭河,皖鲁交界的奎河一带,群众饮水困难,打井工程迫在眉睫。在水污染严重地区,人们身心健康遭受摧残,奎河沿岸的安徽省宿县地区每100人中就有1人患了癌症,一些村镇多年来无一人身体合格应征入伍。

在淮河上游,一半支流的河水完全失去利用价值。有关部门对沙颍河的水质监测表明,其脏浊程度相当于9杯河水就要稀释1杯来自生产、生活的高浓度污水,而保持河流达到地面水三类水体标准的正常污径比是1:20。河流自净功能丧失殆尽。

记者来到沙颍河上的槐店大闸。由于造纸行业、淀粉酿造和炼焦行业的大量废水在这里沉淀,平时200米内的地方可闻到河面散发的臭味。大闸公园负责人朱洪玉告诉记者:今年4月开闸放水,河底沉渣泛起,散发出大量硫化氢气体,职工乔云龙一个星期眼睛红肿,成了“睁眼瞎”。园内冬青树枝枯叶落,公园里见不到任何游人。大闸公园内有“畸形动物展”,公园工作人员领记者参观了那只开闸泄污期间差点瞎眼的猴子。在此举办这种展出,不正说明沈丘人民对淮河水污染的痛感吗?

淮河流域水污染给豫皖苏鲁四省人民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1992年2月,淮南电厂因淮河水质严重污染,离子交换水来不及供应而停运3台机组,影响华东电网供电,许多工厂减产或停产,造成1亿元经济损失。类似事故10年来已发生10多起。

安徽省涡河亳州、涡阳和蒙城段素有“五十里涡河,五十里网箱”之说,网箱养鱼成为沿河群众的主要致富途径,并被列入国家“星火计划”。现在,由于水污染引起的死鱼事故,足以使这些地方的“星火计划”化为灰烬。“渔户难过五月产”,涡河渔民以此话表达自己的忧心。

原国家水利部部长杨振怀激动地回忆说,1985年他陪同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视察淮河,发现水污染还不算严重。两位热心于水电事业的专家更多地将视点放在如何使淮河儿女全部解决温饱问题上。时隔近10年,淮河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他们感激地说,是党的政策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一些乡镇企业的盲目上马引发的水污染日趋严重。5月20日,国务委员宋健率团到淮河流域现场办公,为求解决水污染问题。

先“饥”后“渴”的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悔悟:自有人类以来,“饥”“渴”二字形影相随,其真理的绝对性从来没有动摇过;有饭吃没水喝不行,如果一旦破坏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导致没有水喝,我们迟早会变得没有饭吃;淮河水污染给四省经济带来的严重创伤充分证明,贫穷与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只有聪明地做才能摆脱恶性循环,否则我们将自砸饭碗。

二、相隔三十年看“县官”

在河南农村同干部和农民的交谈中,最使记者感奋不已的是人民群众对焦裕禄同志的怀念。何况今年的5月14日,是焦裕禄同志为人民鞠躬尽瘁、英年早逝30周年的纪念日。人们追忆这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在祖国3年严重困难时期,站在苦难的河南省兰考大地风沙、内涝和盐碱“三害”肆虐的锋线上,沉勇地向自然宣战。

30年前的焦裕禄,引导一群食不果腹的兰考农民征服自然求生存,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30年后的陈黎东,这位河南省舞阳县县长又怎样引导农民奔小康呢?

舞阳县的乡镇企业不少,其中较大的造纸厂就有3家。第一造纸厂1993年完成工业产值4100万元,利税400万元,是“河南省1992年利税二十强企业”。治理黑液技术难度很大的造纸厂,给舞阳县的地方经济带来了效益,同时废水的排放也给本县和邻县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来自舞阳县的造纸废水排入舞阳县和舞钢市两县(市)的界河三里河(洪河的上游),害苦了560口贾湾人。5月22日,记者在岸上看到的三里河水面不宽,黑臭扑鼻。原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潮告诉记者:自从三里河被严重污染后,村里的小麦只能“望天收”了,今年雨水少,每亩至少要减产300斤。烟草更是种不活,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女村民李春芝说,去年村里每人集资30元钱,才打了一口机井。记者问:“如果要你们拿钱治这条河,你们愿意吗?”回答说:“愿意,当然多了我们掏不起。”……村里的人们还给记者讲了一件凄惨的事:河里常淤积3米多高的泡沫,淹了桥面,风一吹,整个村里“黑雪”跳舞。一些牲畜因找不到桥面,跌入河中,活活被泡沫呛死。

1991年的一天,贾湾人按捺不住对三里河的痛恨,集体到舞阳县政府上访。这天正是陈黎东上任舞阳县县长的日子。

直到1993年10月,洪河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在“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中被多家新闻传媒曝光,舞阳县的决策层发生了强烈震动。这位年轻的县长起誓,如果今年6月底仍治不好造纸污染,他率县政府官员全体辞职。记者在3家造纸厂看到,各种治污设施正在安装。有人说,原先就知道靠造纸赚钱不是上策,各厂建厂时就准备了“第二手”:它们的卫生陶瓷生产线、印刷机器厂等现在红红火火运转着。

从焦裕禄到陈黎东,相隔30年看“县官”。求生存,靠的是艰苦奋斗改造自然;奔小康,保护和利用好自然环境今天尤为重要。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才能为广大群众谋利益。相反,一些杀鸡取卵式的“土政策”,即便能立竿见影地给少数人带来利益,却必然损害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根基所在。这是淮河流域的省长、市长和县长们务必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创一曲“淮河大合唱”

1992年5月,茨淮新河因抗旱引入污染严重的颍河水致使水质恶化,安徽省阜阳县37.5万公斤网箱养鱼全部死亡。有的渔农担着鱼食直往河里跳,其情催人泪下。农田灌溉也受到影响,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事前,有关部门没有将引水消息告知渔农,缺乏动作协调性。由于缺乏赔偿问题上的法律依据,政府只能以救灾的形式给渔农部分救济。

无独有偶,1994年6月1日一份叫“环境情况”的内参直呈国家最高决策部门。

5月2日至28日,安徽省颍上县水利局用污染严重的颍河水灌溉农田,大量污水流入安徽省凤台县水产养殖基地焦岗湖,4.3万亩水面被污染。据凤台县初步估算,渔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元,以湖水为饮用水源的群众200多人中毒。这是一起恶性污染事故。

石梁河水库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重要水源区,盛产商品鱼。近年来由于山东省临沭等县的有毒废水通过新沭河下流,打破了库区往日的平静。江苏方面心急如焚,山东方面却说:“你们的水库根本不养鱼,它们是自生的。”去年秋天,由淮河水利委员会出面召开苏鲁边境水污染协调会。双方在承认污染事实前提下,却在“污染”二字前用“较重”还是“严重”一词争执不下。此时,河岸居民饮水告危。

山东省的微山岛人流传着改词后的歌儿: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污水静悄悄,一瓢净水哪儿找……本报曾对此问题曝光,群众现在来信说,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淮河流域水污染主要关涉豫皖苏鲁四省。由于淮河水系复杂,支流众多,河网纵横交错,跨省河流多,水事矛盾复杂,径流人工控制,流域管理难度很大。要想遏制水污染严重恶化趋势,四省必须创作一曲“淮河大合唱”;淮河必须沿着依法治水的轨道走向21世纪。

四、“人民是我们的上帝”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一些地方流传着痛心的顺口溜。数百年后,它会不幸地成为民谚吗?

国务委员宋健曾沉重而动情地说过这么一段话:“淮河流域污水一泻千里,涂炭生灵,祸害百姓,令人痛心。我曾惭愧地向李鹏总理要钱,为的是在污染重灾区打井,使人民群众有水喝……”

5月24日至26日,这位曾疾呼“人民是我们的上帝”的现任国务院环委会主任的杰出科学家,在安徽省蚌埠市进行治淮战前总动员。他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根治淮河水污染的战略布局上:到20世纪末,使淮河水变清,重现碧水丰姿。

四省196家严重污染企业年底关门,断其浊流;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即将出台,依法治淮;治淮领导小组力量加强……淮河儿女有理由相信:淮河将重现碧水丰姿,携一亿五千万中华儿女走向新的世纪。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6月14日第1版,与社长张力军联合署名,获得“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评选一等奖。)

03 三峡刻石风 众议难认同

刚被“世界杯旋风”吹得兴致酣然的亿万中国人,眼下正受到日渐猛刮的“三峡刻石风”吹拂。其感觉却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没有赢得,也不可能赢得国人像球迷一样为精湛球技所倾倒的那种一致认同。

中国画研究院、湖北省美术院、广东画院等单位联手发起和主办“世界华人画家三峡刻石记游”活动,倡议将当代华人画家诗、书、画、印刻于三峡,创造一个高品格的石刻文化带,以墨咏志,绝唱千秋,旨在记录和保存三峡珍贵的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创造峡区新的人文景观,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

6月21日,湖北省美术院院长冯今松再次率领组委会来到宜昌,对三峡刻石区进行详勘,继而拿出整个设计方案,标志着此项活动拉开序幕。他们选择仙人桥附近的石门景点作为刻石区,感叹说:真乃天生石门待画图。这里上有天柱山,下有陡山砣,从江面能见其雄峻峭壁,沿公路可进入石屏,中有一线天相通,石质极好。整个刻石工程分阶段进行,首期刻石工程定于今年金秋时节完成。

正当湖北、广东和北京美术界欣然于这项“将世界华人书画作品刻石三峡,推出一项跨世纪的罕见的文化工程”时,一些从三峡旅游归来的文化界人士和部分港澳台胞提出了异议。7月14日,江渝50号轮由重庆到达武汉港,旅客冯任、刘斌对记者说:“在三峡石壁上作诗刻画,破坏了自然景观,使三峡失去了原有的壮丽,实质上就是一种污染,是一种破坏行为。”三峡天下壮,高峡出平湖。未来欣赏这些作品的游客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三峡之壮观在于它的自然美,而非人文景观。任意凿造使自然风光与人工痕迹相混杂,显得不伦不类,且降低三峡的旅游价值。

基本赞成刻石工程的少数游客也表示某些担心。来自吉林的官员钱伟认为,刻字没有什么不好,古代就有不少三峡刻字,但规模不宜过大,否则会改变原来的景观。

一些专家认为,既不公开讨论,又不经旅游、环保等部门充分论证就贸然刻石,是一种很不严肃的短期行为;一些书画作品内容不一定适宜镌刻于三峡,很难有永恒的文化价值。湖北省环保局高级工程师秦文涛指出:三峡刻石必须很好规划和论证,不能破坏原有景观,广告是绝对不行的。记者了解到,近期武汉某报社买下三峡一块巨石做报纸宣传广告。

“三峡刻石风”吹得舆论界始作哗然,难以表态。武汉《长江日报》以《天生石门待画图,巨笔摩岩绝千秋》为题,报道“三峡刻石记游”拉开序幕的消息。《湖北日报》则刊登记者何士军、吴万的来信《要立即制止刻石三峡的行为》。

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吴戈给本报编辑部打来电话:“本寝室同学虽爱书画,但对刻石三峡惑然不解。果真行得通,刻完三峡刻哪里?”

以组织活动为形式的大规模三峡刻石工程,能否确保它具有泰山这类历代名人留下的文化珍品的永恒价值?人文与自然两种风格能否在三峡的壮丽中得到水乳交融的完美体现?三峡只有一个,“下刀”之前是否应该由规划、文化、建设、旅游、环保等部门充分论证并做出决策?即便要刻,如何尊重国人热爱古朴自然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科学规划以避免三峡原貌受到损伤?记者认为,有关部门对上述问题应该尽早给出说法。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4年7月19日头版头条,获“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评选三等奖。)

04 “一线天”边涛声疾——“三峡刻石”采访断想

编者按:

这一期我们重点推出了本报刊发的《艺术逼近“一线天”——“世界华人画家三峡刻石记游”透视》一文。这篇通讯获本报8月份好新闻一等奖。通讯刊发后在社会上赢得了众多的好口碑。《光明日报》《文摘报》《文汇报》和《长江开发报》等报刊纷纷转载,编辑部门也收到了大量读者来信。我们在此全文转发这篇通讯及湖北记者站站长李远柏对此文的观感,还特约本文作者之一胡若隐写了采访断想,借此讨论我们环境新闻在采访和写作上的新途径。

一、动机交代

“不为善始,不为恶首。”

我却想,一名新闻工作者若是这样,也就万无一失,那他的一切也就完了。

去年11月至今年8月,由中国画研究院、湖北省美术院和广东省画院联合举办的“世界华人画家三峡刻石记游”活动快速进展,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很多海外华人的认同,同时引发一些专家、游客和政府部门的非议。刻刀刚举,纷议乍起,新闻传媒褒贬不一。

6月29日,武汉《长江日报》刊登消息《“三峡刻石记游”拉开序幕》。7月5日,《湖北日报》刊登读者何士军、吴万的文章《要立即制止随意刻石三峡的行为》,以“来信”的形式表明省报的立场,此举可谓聪明。7月12日,《文汇报》开辟栏目“三峡刻石是与非”并加了“值得一议”的编者按,同时刊出消息《逾百中外华人画家参与三峡刻石创举》和读者来信《三峡只一个,刻石风当止》。7月17日,我大学同班同学吴戈(现为北京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要到青海省调查“青年志愿者行动”情况,临行前来电说:“你注意到‘三峡刻石’问题了吗?《文汇报》正在展开争鸣,我觉得‘三峡刻石’很愚昧。”

7月13日,我报头版头条发表《三峡刻石风,众议难认同》。其中部分调查材料是湖北记者站的冉启国同志代为紧急调研获得的,他怕惹上麻烦,坚决不同意联合署名。这倒好,我差点落得“秀才不出门,炮制天下事”的罪名。

7月23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有关负责人谈三峡刻石意在建设文化三峡》。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湖北省长阳县何士军的“呼吁”《刹一刹“三峡刻石”风》。同时,一些文章在《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文摘报》等重要媒体上转载,更使“三峡刻石”问题变得“难识庐山真面目”了。在争议激烈、没有权威解释的情况下,我以为有必要进行突击性采访。

二、采访日记

7月30日 星期六 武汉

武汉真是“火炉”。冉启国在武昌站接我,并说:“你的运气好,今天气温才35℃。前天,你给李站长挂电话,他喊你莫来,怕你受不住这热浪。”我的运气怎样,鬼晓得。不过,李远柏先生多次劝我不要一意孤行下“火炉”,其情也真。

和启国一道,下午采访武汉大学环境系主任姚禄安教授。他对刻石问题虽知之不详,两个论断却是不容推翻的。一是“三峡刻石”必须以不损害自然风光为前提,二是艺术活动必须考虑酸雨的严重破坏。

7月31日 星期日 武汉

湖北省龟山电视塔的剑牌香烟广告换成了市化工厂的洗衣粉“一枝花”广告。设想武汉人对这一变化会有看法,没想到守卫长江大桥的几位战士死活好坏不说。他们是外乡人,到了城里学得聪明。天生的朴实加上过分的谨慎,让人难以接近。

启国提醒我“武汉人胆大敢说”。我们在顶天烈日烘烤下,信步走到长江大桥北端。市交通局大桥大队警察魏太林真的敢说:“黄鹤楼现在就是二手货,‘三峡刻石’当然不能破坏自然壮丽,武汉市民对电视塔的广告是心有余悸的。”

8月1日 星期一 武汉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几位真正的艺术家。湖北省美术院的冯今松院长、陈立言副院长都来了,主要谈及活动的策划和资金来源。艺术家们的构想由来已久,香港方面的200万元有着苛刻的交换条件——100幅画,这是一种单纯的赞助吗?艺术活动的非经营性和组织方面的严密,这与我原来的料想相差太远。冯先生对刻石选点问题解释得谨慎却很模糊,我们不得不借助录音并请他对谈话内容签字以示真实可靠。

这位头披银发的国家一级美术师以艺术家固有的直率,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而我知道,这么做是记者的后续手段,特别在批评报道方面,有备无患是记者的优先安排。政治家需要记者的敏感,记者需要政治家的魄力。如果我哪天换了行当,就会用“I’m sorry(对不起)”来对付记者。

8月2日 星期二 宜昌

据湖北省美术院提供给我们的“一线天”照片,我们到宜昌县城找车前往石门。去石门只有早晨的班车,也没有方便的“面的”。我们只能租了两辆摩托,在盘山公路上疾驶。两位车手不要命了,恨不得一眨眼工夫就把我们的钱捞到手。启国的脚显然受伤了,却在喊黄姓司机:“慢一点,我倒没关系,要绝对保证我北京哥们的安全。”哥们啊,生命是死神嘴边的一丝微笑,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你若如是说,岂不伤感情?若是该死,天上陨石也会落你头上。死神,请为我们放行。

没有任何外援,当顶的烈日迎接了我们。“一线天”为当地大多数人不知,我们在两位车手帮助下中午时分才找到目标。为犒劳车手,我们仅有的2瓶矿泉水送给了他俩。

“一线天”距葛洲坝25公里,地处西陵峡口,为鬼斧神工之绝壁。沿着约45度斜坡可通长江之岸,绝壁长约20米,高20米许。崖壁北高南低,虽日正中天,窄道却有荫可蔽,看来北崖倾斜。在蛇行荆棘中拍照时,炮声连响,系风景名胜区刁民炸石。“养在深闺人未识”,如获至宝不知爱。

由此前行50公里可到三峡大坝,不去了。甚至路过三游洞,也无力无心欣赏了。两位车手送我们一天,说为我们的工作精神感动,跑了百来公里山路,总共只收了100元。看来他们说的“宜昌人最怕别人说心黑,宁愿自己吃亏,也不给宜昌市抹黑”,此言不假。我对他们的印象变好了。贫困培育朴实和善良,富裕生长虚伪和丑恶;贫困向往富裕,富裕同情贫困。这是城乡关系的辩证逻辑吗?两难选择的结局只能导致辩证的极端化,而一般人只能沦陷于这一悲剧的泥潭吗?

8月3日 宜昌至北京列车上

宜昌市文化局负责同志的说法和省美术院的说法严重撞车,各弹各的调。我的急活是尽快脱稿,将“三峡刻石”真相告诉世人。

三、胡编随笔

报社有几位同仁私下叫我“胡编”,这是一个很好的称呼。长年累月坐班,不知星移斗转,长此以往,我们对付各地来稿的唯一法宝不就是“胡编”吗?好的编辑首先应该是好的记者,我如是认为。

近160年前,美国第一个真正的记者班内特创办《纽约先驱报》,在其创刊号上宣称:“我们不说废话,不带偏见,公正地、独立地、无畏地和善意地进行报道。”他的高见至今不低。

任何一家报业的兴衰在于它取得社会认同的程度。我热爱这张愿为之鞠躬尽瘁的绿色新闻纸,最大的烦恼和自信力受创也是因为她的缘故。我们放走过环境热点新闻吗?我们对政策的权威阐释如何?组织了多少重头报道和独家采访?为本系统宣传了多少具体的典型经验?……基于本报仍处中国行业报“老大哥”的崇高地位,我作为编辑部的普通成员谨作上述自由言说,也算是一点居安思危吧。坦言之,每次报纸征订的汛期到来时,我作为报纸编辑部一分子为发行工作困难重重感到弱不禁风,倍感屈辱。依靠指令性办法实施发行方案,这是所有新闻纸在不多时间内的最后一道堤防。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办报质量,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力度。要让人们都知道,环境报道的权威是我们,要让聪明的灵长类都懂得,咱们的报纸能保护它们。

光荣的使命在相当程度上落在为报纸殚精竭虑的撰稿者身上。会议报道得注意角度,歌功颂德得讲究技法。编辑部除了唯稿是取,没有别的故事。我曾给几位同仁说过一个笑话:写得好,一个字也能上头版头条。不信,咱们有的人现在要能在闲情中练上一把书法,哪怕只一个字,其包含内容浩如烟海,足可头条配评论。在家坐班,经常收到这样一些稿件,长篇大论,淹没精华,试图一文以穷宇宙间最基本的原理。建议作者动笔之前选好角度,写来精短,惜墨如金,也是给编辑同志帮个大忙啊。

走出“一线天”,正长江惊涛向前。我一向以坐而论道为年轻人最大忌讳,讲这些废话权当完成记者部同志交给我的任务。

(原载于《环境工作通讯》1994年第78期,时任主编成亚威先生。)

05 三峡工程环保话题5篇

编者按:

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指出,随着三峡工程的正式开工,三峡的环境保护事业将得到进步发展。

三峡工程对环境影响极其重大,利弊俱存。如何趋利避害,是三峡工程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重大实践命题。本报编辑部今日起推出“三峡工程环保话题”栏目,先后刊登效益篇、治沙篇、防污篇、生态篇及警示篇,以期读者对三峡工程准备期以来的环境热点问题多一些具体认识和理性判断。

之一效益篇:防洪是最大的环境效益

当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构想三峡工程的时候,他的目光没有放在工程本身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上,虽然这种影响明显存在而重大。

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上宣布,三峡工程及其坝区将成为现代气魄与民族风格兼备的气势磅礴、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风景旅游区。三峡的环境保护和旅游事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对三峡工程防洪、发电及航运等巨大效益的深层分析,我们首先找到了三峡工程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长江流域历来是我国洪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荆江河段的两湖地区,近600年来共发生荆江溃决91次,平均5年至6年一次。20世纪长江发生过3次严重的洪水。1931年和1935年的两次大洪水分别淹地5090万亩和2264万亩,死亡14.5万人和14.2万人。1954年洪水中虽然保住了荆江大堤和武汉市区,但仍淹地4755万亩,死亡3万多人,京广铁路100天不能正常通车,经济损失无法估算,洪涝灾害已成为江汉平原人民的心腹之患。

直到今天,湖南君山农场的4万多人居住在洞庭湖堤垸之内,每到汛期,农场的首要工作就是保护堤垸。长达数万米的大堤无论哪里出现溃漏,堤垸内顷刻便是一片汪洋。冬闲时他们要不遗余力地修筑躲水楼台,以求一旦洪水进院后有个逃生的地方。

平均每年有0.98亿立方米的泥沙沉积在洞庭湖区的河道湖泊内,其中来自长江的泥沙占83.5%。时至今日,这一天然湖泊由1825年的6000平方公里缩减到现在的2691平方公里,蓄水容积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减少到现在的178亿立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及l954年的两次长江大水,促使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心对长江流域进行治理,长江流域规划办成立。周恩来总理生前还说:“葛洲坝工程是三峡工程实战的准备。”正在兴建中的三峡工程库容为221亿立方米,可以有效控制长江上游的洪水,避免发生毁灭性灾害,并可减少进入洞庭湖的泥沙淤积和湖区日益繁重的防洪负担。三峡开发总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三峡工程的兴建对于库区人民来讲是生活环境的改变问题,因而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最大的生态和环境保护。

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最近透露,我国酸雨污染从80年代以来呈加速发展趋势,范围已从西南局部地区扩大到长江以南大部分城市和农村。中国的酸雨主要是由于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等致酸污染物引起的。原能源部水电总工程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潘家铮指出:如不建立三峡水电站而代之以火电,会加剧运输困难和环境污染,无法解决能源的合理布局。

三峡工程设计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年发电量847亿千瓦小时,约为10座大亚湾核电站,可以供应华中、华东和川东等能源不足地区。如果不建三峡工程而改用火力发电,则至少需配套兴建5个年产1000万吨的煤矿和运煤铁路。电厂将排放大量烟气、废水和废渣,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多达200万吨,对上述酸雨重灾区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峡工程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库区和坝区航运条件,万吨船队可从武汉直达重庆,充分发挥长江干流“黄金水道”的作用。长江三峡重点旅游区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南津关,全长192公里,两岸高峰耸峙。水库蓄水后,水上景观秀色不减,两岸奇峰雄风犹存,“夔门天下雄”,“神女应无恙”。现在,三峡坝区施工范围内的所有文物已全部发掘完毕。文物保护在工程投资中列支相当数量的经费。经过认真筹划,三峡的名胜古迹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且可以形成新的景观。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2月7日第1版。)

之二治沙篇:三峡水库会寿比南山吗

泥沙淤积,一度成为影响三峡工程是否可行的一个关键问题。三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会影响其寿命吗?我们对泥沙淤积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随着移民工程的进展,三峡水库的治沙篇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考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整个工程对环境保护诸多影响中的热点之一。

首先面临的挑战来自三门峡水库和三峡水库之比较,三峡水库会重蹈前者之覆辙吗?长江由四川东流到三峡,平均年径流量为4500亿立方米,其中含泥沙砾石约5亿吨,占总水量的1/900。黄河三门峡年径流量为500亿立方米,含泥沙量约15亿吨,占总水量的27/900。这种简单的算术比较,证明了长江天赋的挟沙能力。三峡水库本身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河道型特征,使更多的人相信工程的可行性。

为了解决泥沙淤积问题,除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外,还要在枢纽上设置足够的泄洪排沙设施,在水库的调度运行方式上采取“蓄清排浑”的方式,即在汛期多沙期保持水库在低水位条件下运行,使泥沙能较多地排出库外,同时减少水库内较高部位的淤积;汛末开始蓄水供枯水期调节之用。这样,水库绝大部分的有效库容可以长期保留并发挥调节作用。泥沙淤积不会对坝区和库尾变动回水区及航运产生大的不利影响。据最新科学测算,三峡水库运用80年后,泥沙冲淤达到初步平衡。运用100年后,防洪库容能保留85.8%,调节库容可保留92%。此后,水库的有效库容将得到长久保留。

用泥沙模型试验法来测算三峡水库的寿命,虽有原型河道冲淤的验证,但由于模型试验比例尺小和数学模型的简化假定特征,科学家们谨慎地评估着这种理论上的误差对整个工程带来的危害。于是,国人在谈论淤沙问题时必然注目于治理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根本点。

今年1月5日,担任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的四川省省长肖秧在武汉疾呼: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现在已很严重,部分地区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等于是在流血。肖秧认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治理问题要坚持科学治理,加大开发力度,提高治理效益;要深化改革,拍卖“五荒”使用权;有偿承包到户的,一包50到100年不变,允许继承和转让。

三峡工程的成败在于移民。1992年1月,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严恺撰文指出:不应过分强调粮食自给,从而导致盲目开垦荒地、坡地,加剧土壤侵蚀。中科院等评估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时同样指出,要合理安排库区周围防护林、水土保护区的建设,减少水土流失,在库区要根据土地承载能力来确定移民区可能安置的农业人口数量,要发展林、牧、副、渔多种经济,不宜提倡移民粮食自给的方针。

说来容易做来难。由于坝区淹没耕地,移民和城镇迁建,加强了本来就很突出的人地矛盾,并由此可能加剧植被破坏,导致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库区前年淹没线刚划定,超前砍伐淹没线以下区域树木的苗头渐盛。国务院三峡委发布红头文件,三峡工程的建设者们细心做工作,把水土保持是库区经济生命线的道理给群众讲清了,他们才放下斧头回家去。如今水要淹地,他们牺牲个人利益,却也自然想到了高处垦殖,发誓石头岭上要开田。这种过度垦殖行为需要积极而耐心的引导,而不是责怪甚至不加解释的强制。

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四川省奉节县草堂镇柑子村考察移民情况。他握着农民陈胜茂的双手,称赞陈家大种果林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记者以为,库区农业由种植业为主向其他多业优先发展转变是大势所趋了。科学而有效地引导产业结构走向合理,是扩展三峡工程库区环境容量的重要途径。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2月14日第1版。)

之三防污篇:江浪不浊千古流

我国政府对三峡工程的污染防治是有底数的。1992年2月经国家环境保护局批准的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明确指出:三峡库区污染源主要为工业和农业用水、生活污水、城市径流和船舶流动污染源等。在工业和生活污染源中,主要污染源在重庆,其次是涪陵、万县等沿江城市。目前,库区废水年排放量约10亿吨,绝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中,沿江城镇的局部江段已形成了较严重的污染带。

何况,建库后库区水体流速减缓,复氧和扩散能力下降,将加重局部水域污染。三峡工程运行后,将导致重庆市江段泥沙淤积、水质下降,现有给排水设施受到影响。

“得长江者得天下”,有人用这句话说明长江对整个经济区的重要影响。身处北方的人们因为水源危机的困扰,对南水北调工程长期以来望穿秋水,而当他们得知长江水体受到污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当淮河被人为污染导致2/3支流完全丧失任何利用价值的悲剧发生后,党和政府决心1997年初步变清淮河水。有识之士痛感,长江不应有淮河这样的污染大劫难。否则,中华民族将负罪于长江这一伟大的母亲河。

以库区排污量最大的城市重庆为例,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达9400万吨。如果长江水体继续恶化,重庆人只能落得“近水楼台先得污”了。他们不愿看到宋代诗人范仲淹《岳阳楼记》描述长江汛期到来时“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满目萧瑟,来毁损“截断巫山云雨”的宏图。幸哉。国家已决定对重庆市在引进国际信贷、兴建污水处理设施方面实行优先原则。百万大移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同时也给新城区的合理布局、产业结构优化带来了最佳时机,污染源将会得到有效削减。记者获悉,四川省万县市新的城区规划中,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优先安排,各功能区布局科学合理,43家新兴企业在新区落户。浙江“娃哈哈”入川,投资4000万元改进同类企业工艺设备;云南玉溪烟厂对口支援涪陵烟厂,去年已创利税2亿元;享誉全国的涪陵榨菜企业将由60家精编为3家,面向世界闯天下……

长江已不再清澈,污染仍在继续。在乌江,垃圾像是要别有用心地填平这里的“天险”。嘉陵江畔,某特种钢厂将废渣大量倾倒江中,其规模2里有余。环保部门一旦过问,为恶者振振有词“某研究院认为此举科学可取”。真是荒唐之极。各种脏物从游船上抛入江中,形成流动污染带,此类现象已使新闻传媒因屡次批评而疲惫了自己,国家是否应立法以制止?以法律约束力来培养和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准,总会深得多数人的拥护。

国家环保局一位领导在视察长江水体污染现状后不无忧虑地说:长江若长此以往,南水北调也只能调来废水了。多一份忧患意识,也就多一份坚决的行动,这种忧患才真正可取。

三峡工程所在地湖北宜昌市为了早日建成“东方日内瓦”,正在积极治理环境污染。省长贾志杰多次到宜昌现场办公,落实重点治污项目的资金问题。宜昌磷肥厂、水泥厂、造纸厂被列为首批治理项目。在30多家污染严重的企业中,有的项目已列入世行贷款工业治污项目。位于三峡库区的兴山县,已对两家污染严重又无治污能力的企业进行停产、转产。

最近,三峡开发总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在水质保护方面将采取必要的控制、治理措施,力求入库污水浓度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水库建成后,在水流速度降低的情况下,最多只影响排污口下游1000米范围内局部水域水质,在排污口下游1000米外便可达到饮用水源水质标准。

国务院总理李鹏去年12月12日下午在长江轮船上,听取三峡工程风景旅游总体规划的论证后强调指出:在大坝组织施工需要的15.28平方公里范围内既不搞家属区,也不搞工业区,一般不发展第二产业;大坝风景区要与三峡的自然风景相结合,把三峡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旅游风景区;因考虑秭归新城临近大坝以上水域,其规模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峡的环境保护事业应该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峡工程的防污措施须进一步得到加强。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2月25日第1版。)

之四生态篇:生物种群因此生变

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证明,充满原始而雄奇色彩的自然环境与蒙昧没有必然联系。1956年湖北“长阳人”的发现似乎在论证“深山出祖先”的直观判断。这种智力人类型说明三峡地区乃至长江流域与北京地区、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文明滥觞。

洪荒时代恶劣的自然环境包括猛兽对人类祖先的威胁,让10万年前的“长阳人”伤透脑筋。然而正是由于这种生物多样性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早期人类成熟和发展。直到今天,保护生物多样性被提到保护人类自身的高度来认识,这是生命意识的回归和升华。国务委员、著名科学家宋健更是指出,保护好中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

三峡工程的生态问题已经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锦绣三峡会轻而易举地容纳下充满现代文明色彩的混凝土结构吗?三峡库区的生物种群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三峡库区以山地为主,但人口密度大、土地垦殖系数高,尤其是人类活动的加剧更使生态问题日渐突出。目前除鄂西3县外,其他各县森林覆盖率仅有7.5%~13.6%,沿江地带仅5%左右。现存森林林种单一,防护林所占比例小;林分结构简单,多为纯林,马尾松占70%且幼林居多。库区大于25度的坡耕地占总面积的17.6%,占旱地的25%。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土地总面积的58.2%。植被处于逆向演替状态,即由森林→灌丛→草丛→草坡→裸岩方向退化。库区为著名的伏旱区,伏旱频率高达80%~90%,生态系统抗逆力减弱。一些物种在库区濒临灭迹。库区脊椎动物原以森林群落为主,现在演变为以草灌群落为主,虎豹在库区已濒于绝迹。

三峡库区已知的高等植物有2859种,约占全国植物总数的10.28%,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称》的有47种。三峡工程虽不会导致它们的灭绝,但会淹没一些品种的原产地和植株数量,如荷叶铁线蕨将受到威胁,库区珍贵的经济林木如荔枝、龙眼等大部被淹没。在三峡工程影响区有6种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其中白鳍豚、白鲟、中华鲟和长江鲟为一级保护动物,江豚和胭脂鱼为二级保护动物。建库后由于上游生境的改变,约40种鱼类受到不利影响,其中2/5为上游特有鱼类。它们虽不致灭绝,但因栖息地面积缩小约1/4,种群数量会相应减少。四大家鱼在库区因繁殖有利、饵料增加、水面增大,这“四大家族”会兴旺发展,但在坝下水域会减少。

三峡总公司负责人介绍,兴建三峡工程包括采取有效的物种保护措施。根据库区和库周的陆生植物现状,拟采取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保护点和古代珍稀树种保护3类方法。自然保护区拟建宜昌天宝山森林公园、兴山龙门河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巫山小三峡景观生态。自然保护点有万县市荷叶铁线蕨、秭归疏花水柏枝和宜昌莲沱川明参等。拟从库区5000株古代珍稀树中挑选199株作为重点保护对象。

根据保护物种种族延续不因水库兴建而中断,以及改善水生动物栖息地环境要求,拟规定4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一个半自然保护区,建立长江上游长江鲟、胭脂鱼和白鲟人工繁殖放流站,在长江中游设珍稀鱼类人工繁殖放流站,使区站成网,以保证物种生息繁衍,补充种群数量。长江上游合江至金沙江下游屏山江段将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多的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

去年10月以来,清华大学承担了三峡工程风景旅游总体规划的任务,建议将三峡总公司目前的征地范围15.28平方公里扩大到85平方公里,旨在建立以三峡大坝为景观主体,兼有生态恢复培育、观光旅游和教育功能的,人工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国家公园。此举已得到有关部门基本认同。

现在,人们关心的中华鲟只能在葛洲坝以下至虎牙滩之间寻找新的自然卵场。这里的天然砂砾为它们提供了良好的“静养”栖息地和洄游通道。工程挖掘沙砾料时,已充分考虑到产卵期避免对中华鲟的干扰等因素。中国人在以最大的努力,兑现保护长江生物多样的国际承诺。实际效果如何,尚待时间和历史检验。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3月2日第一版,原标题为《锦绣三峡容纳混凝土以后》。)

之五警示篇:点睛不易 画龙更难

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三峡工程及其坝区将会成为现代化与民族风格相融合的气势磅礴、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的风景旅游区。

这些论断毫无疑问称得上三峡工程环保话题的“点睛”之笔。如此,三峡的环境保护和旅游事业将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点睛”虽不易,“画龙”更见难。三峡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有利有弊,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对不利影响必须在政策、工程措施、监督管理、科研以及投资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并切实执行,使其减小到最低限度,生态与环境问题不致影响这项跨世纪宏伟工程的顺利进行。这样的结论出自《三峡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足见我国政府对三峡工程的环境问题没有低估。

以国务院环委会科学顾问顾明为总顾问、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为团长的三峡环境考察团去年6月结束考察后恳切进言。专家们认为,三峡工程巨大的经济与环境效益是建立在库区良好水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当前应着重做好如下四项工作:首先要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环保决策与协调机构,完善三峡工程环境管理体系;二是库区有关城镇、企业和移民重新安置时,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制定环境规划;三是工程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四是进一步抓好长江上游的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

《三峡地区经济规划纲要》指出:三峡地区经济发展目标是,力争到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达到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产业重点是把大农业的开发放在首位,加快交通、能源、通信基础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建设一批化工、建材、机电、冶金、轻工等骨干项目。国务院已将三峡库区17个县列为长江经济开放区,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政策;将宜昌市、万县市、涪陵市列为沿江开放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三峡库区共有1599个工矿企业和9万多千瓦小型电站被淹没。这些企业绝大多数规模较小,相对落后,需结合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进行技术改造以利发展。截至1994年11月,各省市、各部委与库区签订对口支援合作项目748项,其中湖北省506项,四川省242项;已完成和正在实施项目171项,到位资金6.8亿元。另外对口支援还提供了一批物资、设备以及人才、信息等。

我国政府总结以往水库移民的经验和教训,决定三峡水库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改变过去单纯将水库移民看作赔偿对象的处理方式,对水库移民迁建后的生产和生活安置作出全面安排,统一规划,负责到底,以求长治久安。三峡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积热量高,有多种类型的气候条件和多样化的植物种属、群落,适宜发展农林果及渔牧业生产。但是,环境容量的扩展有一个过程,过度的坡耕农业势必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记者认为,国家应引导移民更多地发展高效林牧渔业,以满足未来更大群体的旅游市场对绿色食品的需求。这应该是国家对三峡库区实施大农业政策的重要内涵。

清华大学规划系主任郑光忠教授建议国务院组织专家,重新审查秭归新城的选址、规模和性质问题。在审查结束前,严格控制其施工范围和进度,以确保不与三峡大坝国家公园建设发生用地之争。国务院主要领导听取上述建议后,表示秭归新城的问题有待重新论证。三峡工程是至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模范执行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利于工程本身巨大综合效益的发挥和库区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三峡工程因效益巨大令国人鼓舞,也因为对环境影响之大而令世人关注,因而伴随工程兴建中成功的环境保护事业,也是中国人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好贡献。

(原载于《中国环境报》1995年3月28日第1版,为“三峡工程环保话题”警示篇。)

06 长江特大洪水警示录

1998年的夏天,中国长江再一次遭受了特大洪水的摧残。有人为了推卸责任,冠冕堂皇地将悲剧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气候异常。

其实,早在1996年9月,当长江洪水刚刚退去,传媒又在大量报道重建家园故事的时候,笔者在《中国青年科技》《中国环境报》等报刊发表《洞庭底朝天——中国96长江特大洪水启示录》一文,试图“危言耸听”,唤起有关部门从根子上思考长江大水的原因。

一、大洪水接连不断

尽管大多数传媒对当时的灾害性消息保持沉默,却又不得不承认,1996年7月长江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的大洪水,受害程度以湖南省的洞庭湖地区为最。

盛传岳阳市频频告急。我于7月20日拨通了作为该市市民的一位老同学的电话。他说我是外行,他家住在城陵矶粮库,自然是处高不畏水的,不过岳阳市告急倒也不假。当天16时,洞庭湖出口的岳阳市城陵矶水位高达35米,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位。

湖南省素有“三湘四水”的雅称,而如今的洞庭湖已经容不下湘江、资水、沅江和澧水急流的豪放了。它那往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巴陵盛状不再,洪水下泄的严重不畅,转化成满目的凄凉和悲壮。

湘江急流,长沙临险,橘子洲的房子浸泡在水中,只有树梢和屋顶残露。有的居民待在船上守望着家门。资水泛滥,邵阳市政府所在地一片汪洋。沅江逞威,沅江市城区大堤漫溃,14万群众生命财产危在旦夕。澧水咆哮,湘西土家族民众受害不浅。

在洞庭湖地区,由于四水相汇,急流排入长江困难,湖区一些堤垸21日前后,终因长时间超过历史水位浸泡冲击后相继溃垮。岳阳市华容县的团山垸和隆西垸相继溃决,垸辖37个自然村总面积13.76万亩的7万多人受灾。湖南省根据灾情及时提出了保坝、保命、保重点的防洪抢险对策。益阳市发出加强胡子口隔堤防守的紧急动员令,保证每公里堤段上备足200个劳动力和足够的石料。

湖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创,生产生活发生困难。加上湖区连日天气恶劣,空投的直升机徒劳而返。被围困上堤的灾民和被迫疏散转移的群众饮食不足,衣服帐篷奇缺,防疫药品紧张。军民共同抗洪抢险,写下了一曲曲动人的故事。

洞庭湖水文系统复杂,湖泊面积萎缩,河床抬高,日趋频繁的洪涝灾害早已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

洞庭湖位于湖南北部,长江中游南岸,接纳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松兹、太平、藕池三口分流,经岳阳市城陵矶吐纳长江,径流量为长江径流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长江中下游最重要的过水性调节湖泊。大江东去,而长江挟带的泥沙却因为水流变缓停留下来。每年约有0.98亿立方米的泥沙沉积在湖区的河道湖泊内;其中,来自长江的泥沙占83.5%。这一天然湖泊至1825年尚可称“八百里洞庭”(约6000平方公里),解放初期缩小到4360平方公里,目前只有2653平方公里,蓄水容积由1949年的293亿立方米下降到现在的178亿立方米。并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底河床年平均淤高1米,西洞庭湖局部淤高竟达12米,已经基本淤积成为陆地。专家预测,南、东洞庭湖用不了多久也会消亡。现在的洞庭湖可谓支离破碎,不仅有东西南北之分,而且有内外湖之别,仅内湖就达667个之多。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地位动摇了。洞庭湖洪涝灾害加剧了。据史料记载,公元285年至1868年,洞庭湖水灾平均41年1次,而现在的大水灾不到5年就有1次。1954年,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就曾是湖南省防洪抢险的参照系。洪水淹没耕地385万亩,280万灾民一片哀鸣。1994年夏天,湘赣湖区再次成灾,并对某些地方的长江大堤提出了严重警告。

二、危情牵动中南海

1994年,新上任的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完成了15天的湖区考察,发现一些地方洞庭湖的警戒线已经相当于垸子里二层楼顶的高度。他说:洞庭湖不仅是湖南的,也是全国的,这里有保护武汉、京广铁路和江汉平原的大问题,因而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我看到群众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心里很担心,如果再发生1954年那样的大水,不知道有多少人伤亡。湖区现在主要是保命的问题,要建安全楼,一旦发生意外,群众能够到楼顶避险,要拿出发生泄洪时的方案。

就在这一年,岳阳市市长欧阳松向全国环保执法检查团陈述了湖区堤防脆弱和排涝设施老化的情况,请求国家将洞庭湖治理纳入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去。他说:洞庭湖的安全和治理,是岳阳市市长的首要大事。我一年到头为防洪保安的事情忙着,就好比头上顶着一盆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问题,也不知道出多大的问题。

就在这一年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一路风尘,视察川鄂湘三省,宣布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后顺江东下,于12月15日从湖北省公安县乘车去湖南。天色黄昏时,到达洞庭湖滨的益阳市汉寿县蒋家嘴镇。李鹏向省水利厅的同志详细询问“八百里洞庭”萎缩的过程和原因,并实地察看了湖区防汛和农业生产情况。他肯定地说:湖南的粮食生产是对全国作出了贡献的。洞庭湖区有1000万人民和1000万亩土地,生产出占全省40%的粮食。洞庭湖的治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央是关心的。依靠中央和各级政府,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共同办好这件事。李鹏要求国家计委的同志,尽快安排洞庭湖治理一期工程的资金到位。他还仔细询问了有关湖底清淤的技术性问题。

这次洪灾损失惨重。湖区和长江大水牵动了中南海。江泽民总书记作出了“确保大江大河万无一失”的重要指示。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又接踵而至。

洞庭湖水位居高不下,接纳调节不了上游的洪峰,荆江大堤接二连三地出现险情。

为了抗洪,修堤便成了湖区人民的头等大事。40多年来,湖区共筑堤5000多公里,可谓中国的“万里长堤”。湖区人民用于防汛抢险的人力、物力十分惊人,每人每年用于防修负担的劳动工日占生产用工的30%,费用占生产开支的20%。

进入90年代以来,水患成灾使得中国的夏季难得安宁。英国的《卫报》曾经撰文指出,“环境破坏是造成中国水灾的主要原因”。这样的评论确实让人警醒。比较发现,我国目前的降水量比历史上的一些年代少得多,大雨必灾的原因是地表径流的快速汇集。历史资料表明,我国明清时候的森林覆盖率达50%,而现在只有13.92%。库容为221亿立方米的三峡水库超过一个洞庭湖的蓄洪能力,防洪将成为三峡工程最大的环境效益。但是,泥沙淤积将是影响三峡水库寿命的关键问题。用泥沙模型试验法来测算三峡水库的寿命,虽然有原型河道冲淤的验证,但由于模型试验的比例尺太小和数学模型的简化假定特征,科学家们在谨慎地评估着这种理论上误差对整个工程的危害。水土保持也成为三峡工程的焦点问题。

三、利益机制要调整

各方面都在寻找治理长江水患的对策,经济政策调整被当作重要的思维路径。早在1997年4月16日笔者在国务院研究室就撰写了一份题为《尽快建立长江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内部送阅件,供国务院领导决策参考。文章认为,浩瀚的长江流经省份多,流域面积广,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流域内尤其是上游地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水土流失程度加重,长江干流连连洪水泛滥,给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并且制约了上游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只有尽快建立长江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才能有效地保护好流域内尤其是上游地区的森林资源,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环境。

保护好长江上游的森林资源,是遏制长江流域暴雨成灾的根本措施。近几十年来,青海、云南、四川和贵州等省极具水土保持功能的原始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长江生态防洪体系几乎崩溃。正在营造的长江防护林虽然取得重大进展,却因树种单一,树木生长缓慢,无法取代往日原始森林的地位。长江上游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乌江和嘉陵江等流域,由于森林采伐过度,荒山秃岭连片。即便在以山地为主的三峡库区,由于人口密度大、土地垦殖系数高,尤其是人类不科学的生产方式,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目前除鄂西3县外,其他各县的森林覆盖率仅有7.5%~13.6%,沿江地带仅为5%。植被呈森林—灌丛—草丛—草坡—裸岩方向演替退化。库区大于25度的坡耕地占旱地的25%,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8%。

文章强调,生态环境脆弱制约了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现有的森林资源无论对改善长江流域的环境质量,还是对贫困地区的扶贫攻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据统计,在国家确定的592个贫困县中,长江上游地区所占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生态环境脆弱是它们的共同点,保护好现有的森林资源是扶贫开发的基本条件。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残存的原始森林呈片状分布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中,一些贫困县为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和群众眼前的温饱问题,不得不加速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木头财政”的格局。1995年,云南德钦县准备砍伐生息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原始森林,环境保护界舆论哗然。经协商,德钦县答应暂不砍树,有关方面答应给予救济。至今为止,资金到位困难,滇金丝猴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专家由此评论,“木头财政”不是出路,暂时给点救济也不是长远之计,只有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才能挽救长江上游原始森林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被砍伐殆尽的命运。

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加强对长江流域内珍稀动植物的有效保护,是保持流域内生态平衡的需要,也是我国履行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一国际承诺的需要。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复杂、丰富,保护工作的任务艰巨。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予以补偿”,但由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补偿没有列入财政,这项规定至今难以得到落实,保护区内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也变得困难重重。在四川省汶川县卧龙自然保护区,由于保护大熊猫的需要,4000多名农民的燃料受到限制。人工培育出来的20多头大熊猫,一年下来的伙食费就达20多万元,靠保护区自办水电、旅游等项目难以解决资金紧缺问题。由于工资待遇低,从1982年到现在,保护区共有120多名科技人员流失在外。两年前,在甘洛县的原始森林中,人们还发现大熊猫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病死。

经济发达的省市对上游贫困地的资金补给,不是单纯意义的“扶贫”,更不是恩赐,而是生态效益带来的价值补偿。它体现社会分工差异和利益互补的关系,体现社会分配的公正原则。共存才能共荣。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长江流域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各地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整个流域环境质量的有效保护。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符合国家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逐步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实现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利于理顺全流域的生态关系和经济关系,有利于上游贫困地区摆脱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也有利于中下游地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因此,长江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应该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上游地区在科学地综合开发山区的同时,保护好现有森林,并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如良好的防洪、发电、航运、工农业和生活用水条件等),由主要受益方即中下游省市付给生态补偿费,或者由国家统一征收生态税交付上游地区。二是上游地区保护好森林,客观上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所带来的生态效益的受益方是整个社会,因此应该由国家统一支付生态补偿费。长江水资源治理制度的调整,是我国公共资源治道变革的必然。

(本文综合了发表于1996年9月26日《中国青年科技》的《洞庭底朝天——中国96长江特大洪水启示录》一文。)

07 急剧恶化的地球村

随着交通与通信的发展,我们生活的这颗蔚蓝色的星球变小了。于是地球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地球村。不仅仅是中国,地球,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园,正在日益受到破坏。于是,科学家们又面临着新的课题——全球变化。

热带雨林正以每年1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2100多万公顷农田荒漠化;土壤每年流失量高达200亿吨;每天超过70个生物物种从地球上永远消失,预计未来25年内地球上25%的生物都有灭绝的危险;每年约有2.8亿人沦为环境难民;12亿人生活在缺水的城市里;1.25亿人生活在空气混浊的城市……

如果缺乏这些枯燥的灰色数字,我们对全球环境形势很难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数字,我们会觉得索然无味,并且产生全球环境的恶化与自己关系不大的错觉。在此,我们不得不借助对一些具体的环境问题的描述,以求人们对我们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有一种客观的认识。

人类铸造文明,同时毁灭文明。1962年,美国人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标志着人类关心环境问题的开始。然而,自从有了人类文明的滥觞,环境问题便开始出现,并且与人类文明结伴同行。

远古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战争频繁,再加上居民为了眼前的耕地,砍光了那里的森林,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有些地方成了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大量砍伐山坡上的松林,导致山泉枯竭,凶猛的洪水倾泻而来……

50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古埃及国王法老为了追求不朽,导致了一场改变自然和国家命运的浩劫。成千上万的奴隶被驱赶着,伐木采石,挖山铺路。他们首先在金字塔的地基上砌上石头,用土铺成相同高度的斜道,再用石头铺成上面的一层。最后,拔去泥土坡道,石筑的金字塔便从泥筑的母腹中孕育出来。奇迹被创造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整个国家从此走向衰落。后来,考古学家从这里林茂土沃到田野荒芜的自然变迁中,找到了金字塔这一难解之谜的答案,“人造说”逐渐占了上风。

1995年10月7日,笔者有幸参观了墨西哥城北40公里的金字塔。它是印第安阿兹台克文化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的主要部分。该城兴建于公元前150年,公元450-600年为全盛时期,拥有20万人口,面积达到20多平方公里。城市结构复杂,地上交通方便,地下排水流畅,农业相当发达,手工业也有一定规模,成为附近地区贸易、宗教和文化的中心。8世纪初该城遭到战争破坏,成为一片废墟。更多的人相信另一种说法:市民们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得不向北迁移,将该城废弃。

我国考古学家景爱在实地考察长城沿线生态环境状况后指出,修筑长城需要大量取土,破坏了沿线的草原和森林。在这种意义上说,长城是古代大型工程造成环境破坏的历史见证。人类铸造文明,同时毁灭文明的基石——自然环境。

金字塔和长城曾造成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这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推定。地球明显的大气污染与工业革命基本同步,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认为,如果大气中的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沉降,就会在极地的冰层中得到完好的保存;分析这些冰层,就可以查明各个时期地球大气的污染情况。他们在北极圈南部凿取冰柱,分析大气成分。结果表明,1800年前后冰物质的pH均值为5.35,已呈明显酸性;1820-1830年间,pH值较低;到1986年pH值已降到5.15。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760年,法国和比利时的产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830年以后。可见,工业革命导致了最早的大气污染。

1992年2月15日,来自37个岛国的官员们在联合国会议上呼吁: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延缓全球气候变暖,他们的国家就有可能被大海淹没。代表着2300万居民的官员们,对目前缺乏紧急措施稳定全球气候提出了强烈抗议。

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驻联合国大使罗伯特·列罗普说,南太平洋的岛国图瓦卢和基里巴斯将被淹没,印度洋马尔代夫的4个岛屿也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生存会真正受到威胁,全部的文化也会丧失。

科学家称,气候变暖会使极地冰雪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和珊瑚礁消失。过去100年间海平面上升了10-15厘米,而在未来40年里这一数字将增加到17-26厘米。大洋岛屿和沿海低洼地区面临生存危机。即便在美国,据国家环保局估计,21世纪将花掉大约4000亿美元来保护海岸的“战略性财产”。

由于岛国的共同努力,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在联合国地球首脑会议上得以通过。

世界上首都人口最多的墨西哥城,同样称得上城市大气环境污染的一个典型。

每当污染指数居高不下、危害人体健康的时候,墨西哥城不得不实施《墨西哥谷地环境保护紧急状态法》。期间,墨西哥盆地的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部停课,榜上有名的企业减产50%—70%,政府部门的车辆停驶一半,只保证紧急和必需的公务用车,所有敷设沥青、平整路面及油漆工作全部停止,所有浴室及染坊停止作业。大批警察出动,监控车辆行驶状况,违者必受重罚。

为了彻底解决墨西哥城的大气污染问题,政府制订了一项长远计划,加速发展其他城市,鼓励移居新兴城市的行为。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即将离任前的几个月,对未来战争的可能性作了富有警示意义的预测。他说,未来战争可能是水源之争,尤其是在中东。加利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问答节目上所作的上述预言,道出了中东水源危机的严重性。

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旱少雨,缺水严重,解决水源危机是关系各国生存和发展的战略问题。为此,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和海湾诸国纷纷采取对策,开源节流。

埃及以30年为期,制定了耗资76亿美元的总体战略,其目标是促使灌溉设施现代化,争取节水10%。尼罗河上阿斯旺水坝的水将被自动化监控;在一些地区,水稻由于耗水量大而被禁止种植。

以极度缺水著称于世的以色列1947年建国,先后通过4次中东战争并两次大规模入侵黎南部地区,争夺土地和水源。至今,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仍然是中东和谈的关键问题之一。

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除了军事上的意义外,更是几条河流的发源地。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很明确:占有水源。不解开戈兰高地这个“结”,两国便不可能和平相处。

似乎有一种定论,女性的辉煌在母系社会末期便结束了。在现实社会中,如果女人在事业上的成就超过了男人,街头巷尾便会滋生“阴盛阳衰”的种种抱怨。这是一种偏见。

然而,近些年来,“阴盛阳衰”还真成了一种得到认同的普遍现象。科学家们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的日趋加重,许多发达国家的男性的体能出现了女性化趋势;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男性婴儿变异增多。据瑞典《晚报》报道,美国、英国和瑞典的医学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日常使用的大量化合物是造成男性性功能衰退的主要因素。在各种塑料制品、化学制剂等生产过程中释放的气体里,大都含氯化物,一旦过量就会破坏男子的性功能。据检测,40年代男性的平均精子量是每毫升6000万个,现在每毫升只有2000万个。

其次,当含有氯化物的垃圾与普通垃圾混合燃烧时,就会释放二氧化物,并产生大约210多种碳氢化合物。前者有的具备“复制”雌性激素的功能,使得男性女性化。后者里有一种被称为TCDD的有毒气体,对男子的性功能损害十分严重。

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视为“工业垃圾终极场”,中国也尝过这方面的苦头。最近发生的柬埔寨首相洪森怒斥台湾有毒废料事件,显示出“洋垃圾”越来越受到抵制。

1998年12月30日,台湾台塑集团主席王永庆亲笔致信柬埔寨首相洪森,就台湾塑胶公司向柬埔寨出口的一批汞污泥工业废料引起当地人们恐慌一事,向柬埔寨政府和人民道歉,表示将废料尽快运出柬埔寨。与此同时,台湾绿党人士对台塑集团至今未对此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表示不满,他们聚集在台塑大楼门口抗议,要求台塑公司提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一时间,曾经在商界享有盛名的台塑集团遭到两面夹击,首尾难顾。

事件的起因是,1998年11月30日,3000吨工业废料由台湾运抵柬埔寨西哈诺港口,经过海关、商检等部门的批准,放置在该市以北14公里处的一个兵营后面。后来几天里,多名拾荒者在此捡拾垃圾中毒死亡。12月19日和20日,得知这批含汞废料有可能污染当地水源的城市居民连续发起暴力抗议事件。示威者高呼“不许用人民的生命换美元”的口号,焚烧了省长住宅。接着,约有5万居民逃离这个城市。

柬埔寨首相洪森要求严惩有关贪官和奸商。环境部长已经正式向法院控告当地一家违法进口有毒废料的公司。据美联社消息,至少有33名海关和有关官员被停职或者接受调查。一家皮包公司的董事长被警方逮捕。

(原载于《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一书,2000年1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

08 国家安全战略新见解

生态退化和环境资源的危机,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全面出现危机。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影响着国家有限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就影响到国家的综合国力。1987年,我国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60亿元,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亿元,两者相加为860亿元,相当于当年国民收入总值的9.2%。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人口急剧增长,生产力水平低下。修筑梯田,围湖造田,开垦荒地,遍及神州大地。翻开如今已经发黄的报纸,赫然一个标题:“大家动手,把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宝藏都找出来。”直到80年代初期,我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是做得很不到位。

在淮河流域,大量的乡镇企业土法上马,例如小造纸、小化工等严重污染项目,遍地开花。几年过去了,淮河岸上的少部分人的腰包鼓起来了,可是淮河80%的支流丧失了利用价值,民不聊生。谚曰:“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可以为证。1994年,特大水污染袭击洪泽湖,造成了近2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当时,国务院派出了事故处理小组。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来到受害最重的老子山一带,可怜的渔农突然跪倒在他的面前,泣不成声。

如此的惨状,以至于担任过水利部长的杨振怀不无感慨:10年前,我陪同总理来视察淮河,为的是如何治理淮河的水患。没想到,10年后,我再次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沿淮人家已经是“近水楼台不得水”了。

这就是淮河。辽河、海河也不容乐观,甚至专家还在呼吁,警惕长江成为第二条黄河。太湖、巢湖的治理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天池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几十亿元的资金丢进去了,情势还没有根本好转……

党中央审时度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作出科学分析,作出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策。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庄严承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保持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把《21世纪议程》付诸行动。江泽民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绝不能走浪费资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生态环境建设能够改善整个国家形象,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必须注意的重大问题。文化部原副部长陈昌本考察归来,诉说了一个关于动植物间相依为命的感人故事——这个故事使许多原本不知道毛里求斯的人,对这个印度洋岛国为之神往。

毛里求斯位于非洲大陆以东的印度洋上,在马尔加什岛正东,纬度相当于我国的海口市,气候温暖,风景优美。毛里求斯人见证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故事。500多年前,当欧洲探险家们登上这座火山岛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里到处生长着一种别处没有见过的大树,取名大颅榄树,还有一种别处没有见过的鸟,取名渡渡鸟。

这种渡渡鸟因为没有天敌,体形长得肥大,行动极为迟缓,像鸡一样,既跑不快,也飞不高。它自由地生活在巨大的颅榄树林子里。大颅榄树又大又高,植根于肥沃的火山黑土里,不繁自生,不理自长。人们迁居到这个岛上以后,首先遭殃的是毫无自卫能力的渡渡鸟。渡渡鸟的肉肥美鲜嫩,自然成了移民们最美的食品。先是猎获成鸟,再是寻巢取蛋。等到岛上的渡渡鸟越来越少了,移民们才想起应该饲养保护。可奇怪的是,渡渡鸟离开大颅榄树林,挪到家里饲养,竟养不活。人们只好眼看着渡渡鸟越来越少。到人们登上这座岛是200年后的17世纪80年代,最后一只渡渡鸟被人们猎取来吞下肚了,从此地球上渡渡鸟这个物种就被灭绝了。

无独有偶,像渡渡鸟离开大颅榄树就活不下去一样,大颅榄树自从渡渡鸟绝种之后,也日渐稀少了。移民们的滥伐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后来人们见这种稀有树越来越少,不再砍伐了,还是保护不住它们。人们把它的种子找来,想尽各种办法培育,居然长不出苗来。人们把它的枝条取来,用各种办法栽插,也是成活不了。到十几年前,毛里求斯只剩下不到20棵大颅榄树了,人们还是找不到培育新苗的办法,只好眼巴巴看着这种稀有树种一棵一棵地减少。

正当毛里求斯人为保护大颅榄树忧心如焚的时候,1981年,一位生态学家来到毛里求斯。他奇迹般地发现,这些濒临绝种的大颅榄树的年龄正好是300年,而毛里求斯的渡渡鸟的灭绝到现在也正好是300年。就是说,是渡渡鸟的灭绝导致了大颅榄树无法培育新苗。正像渡渡鸟离开大颅榄树活不成一样,大颅榄树离开渡渡鸟就失去生儿育女的能力。那么,这一种动物、一种植物是怎样结为同生共死的伴侣的呢?

这位生态学家决定去寻找渡渡鸟的遗骨。真巧,和渡渡鸟的遗骨一起发现了大颅榄树的种子。就是说,渡渡鸟靠吃大颅榄树的种子生活,所以,离开大颅榄树就失去了生存能力。那么,为什么大颅榄树离开渡渡鸟也会失去生育能力呢?是不是与大颅榄树种子的发芽条件有关?于是,这位生态学家就满世界去寻找与渡渡鸟生理条件相似的跑不快、飞不高的鸟,最后认定体大、胸突、背宽的火鸡与渡渡鸟的生理条件相似。他用大颅榄树的果实喂火鸡,创造出奇迹。当火鸡把大颅榄树的果实消化一遍,排出体外时,果实的硬壳化掉了一层,内部的软层却保护得很好。生态学家把这些经过火鸡消化的种子种进苗圃,小树苗长出来了,而且茁壮茂盛,生命力极盛。大颅榄树枯木逢春,复活了。

原来,渡渡鸟与大颅榄树保持着奇妙的生态平衡关系。渡渡鸟以大颅榄树的果实为食,维持生命;大颅榄树又借渡渡鸟的胃消化来化开种壳,滋育新芽,繁殖幼苗。二者共存共荣,同死同灭。

到过毛里求斯的人,才会感到动植物间的故事让人感动。不过,把生态保护提高到国家的秘密武器的高度则是在新加坡得到完美的体现。

到过新加坡的人大多会发现,他们的经济起飞代表了亚洲“四小龙”的普遍经验,国家的文明程度来自严格的法制管理。1996年8月,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绿化是新加坡吸引投资的秘密武器。《海峡时报》说,现代新加坡的创始人、前总理李光耀亲自倡导了这场旨在把这个多沼泽且蚊虫肆虐的岛国改造成为干净整洁、绿树成荫之国的运动。在60年代新加坡刚刚独立之后,观光者从破旧的巴耶利巴机场到市中心,要经过一些满是破败锌板小屋的小镇。李光耀说:我们没有设法掩盖那些小屋,因为那样做只会增加观光者的疑心。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的困境中,他想出某种微妙的办法来使潜在的投资者确信,新加坡实际上是一个高效率的有成效的国家。他说:“园圃的修剪需要每天付出劳动,如果你能做好,那就说明你能胜任那种系统化且有严格要求的工作。”

在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生态破坏加剧,一度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问题。1995年1月11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去看望万里同志。当万里得知曲要去海南省时,向海南省主要领导转达了这么几句话:听说海口市的环境污染已经出现,一些地方的生态破坏也很突出,令人不安啊。一个经济发展比较晚的省份,为什么在发展中不能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呢?为什么不能吸取其他省份环境问题的教训呢?说明经济发展方针有误,就是只追求经济增长,不注意环境保护,还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国家对海南的建设方针从开始就是明确的,就是既要经济繁荣昌盛,又要环境清洁优美;二者要兼顾,不可偏废。

生态环境保护已经融入新的大国外交之中,“环境外交”成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

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已经深深地渗透在中美贸易之中。1999年2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发出行政指令,向涌入美国造成逾千亿美元生态损失的外来动植物宣战,宣称这些动物包括被认为是来自中国的长角天牛和大闸蟹。他承诺将严厉对付这些问题。1998年12月17日起,美国要求中国出口商先以高温或者烟熏消毒处理,或者在装运的木箱内放置防腐剂,货物才被允许运入美国。美方官员还指出,中国的包装方法落后,不合时宜,对中方的包装安全表示怀疑。

早在1993年6月12日,广东省转发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7月23日,境外两名不法分子在我国统一展开禁止犀牛角贸易的关键时刻,不顾国际上的有关法规,冒充“外商”诱说吴川药业集团公司出售犀牛角。事后,两个“外商”在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有关会议期间,播放上述事件的录像,企图将中国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我国经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才消除这场犀牛角“国际风波”。

早在1996年,克林顿政府提出“环保外交”,用环境引起的一系列“自然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论点来解释其重要性。此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了一本有关全球环保问题的著作《风雨飘摇中的地球》,为政府奉行“环保外交”制造舆论。在政府的智囊人物看来,世界上发生的局部冲突和某些天灾人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引起的。例如,曾经成为美国外交上一大难题的海地问题的根源就是环保问题——由于大量砍伐森林,耕地急剧减少,水资源极度匮乏,农业人口拥入城市,失业率直线上升,无家可归者增多。人们越来越不满,最终以武力推翻政府。

1997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第一份环境外交报告,称对外政策必须对付各种超越国家和洲的界线、需要国际社会合作解决的威胁——包括对世界环境的破坏;除非人们有了可以生存的环境,否则我们在全世界促进民主、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努力不会成功。

1997年11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污染的灾难在亚洲徘徊》,称“亚洲经济奇迹的代价是污染日益严重,它不仅是亚洲的负担,而且是全球的负担……”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5个城市中有13个在亚洲。

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它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严重对抗,生态战争正在进行。

1997年11月,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期刊登了《绿色政治:环境受到的威胁引起一项新的安全议程》一文,称以环保手段保证国家安全的做法,常常需要采取像冷战时期所需要的那种巧妙的政治手法。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芮理说得更加明白,生态完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在欧洲,119座核电站坐落在距离自己国界100公里之内。丹麦议会决定要求瑞典关闭其距离哥本拉根30公里的一座核电站。

造成数万人丧生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冲突,就与环保问题有关。孟加拉国人口膨胀,不仅给土地和水资源造成极大压力,还给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带来诸多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上千万的孟加拉国人为了寻求生计,开始逃离本土,进入印度的一些地区,造成两国边境局势紧张。

发展中国家经常成为发达国家的垃圾倾销地。在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前,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废物转口港之一。一次,一批2000吨的美国“洋垃圾”在福州海关被查出拒收后,满载“洋垃圾”的轮船返回香港,长期滞留,得不到处理。为此,香港不得不出台有关废物进出口管制的《废物处置条例》。1994年2月23日,绿色和平组织宣称,它将从印度尼西亚把一批塑料垃圾运回德国,以引起世人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垃圾问题的关注。

1995年,法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的计划遭到日本和新西兰两国环保组织的抗议。日本绿色和平组织向法驻日使馆递交了抗议书,要求法国总统希拉克取消法在太平洋地区的核试验计划。新西兰要求政府派一艘护卫舰前往法国进行核试验的穆鲁罗瓦环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迅速抵达。

法国特工机构头目菲利普·贝尔奈尔曾经向情报机构首脑建议:用飞机携带生命力极强的水生植物水风信子,投入到苏伊士运河南端的苦湖之中,就可以使运河变成无法通航的死水。专家认为,这确实是一条妙计,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使苏伊士运河瘫痪。但是,专家们又提出了这么做引出的下一个问题:如果出于政治原因,我们想使运河重新开放,又有什么办法消除运河中的这些水草呢?没有人提出对策。这项破坏性的方案只好搁置。

上述内容偏重国家生态安全。从一般意义上说,国家安全战略是从国家和国际的全局高度来筹划和指导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基本方略,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战略都应该受其指导并与之协调。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卫主权,求和平,保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环保合作和生态环保工程构成其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之要义在于强调“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而“人定胜天”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人类对天地自然的局部胜出或者情绪安慰。“道法自然”的自然道德,要求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做到“环境自觉”。在古代社会人们更多表现为对自然的敬畏,在近现代社会应该表现为一种“环境自觉”。也就是说,“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自身“环境自觉”行为贯穿于“经济自觉”活动之中。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呼吁“环境自觉”,此举在经济粗放扩张周期中显得徒劳。所幸近年来探索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新模式的研究成果,得到李克强、张高丽、周强等领导同志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余刚教授的认可,有关参与共治、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和省以下环保局垂直管理等建议,得以在我国环境保护中付诸实践。有识之士逐步形成共识,在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环境保护不是简单的约束变量,符合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经济自觉”与“环境自觉”形影相随,有效率的增长方式存在于“大道至简”之中。

(原载于《我们家园的紧急报告》一书,2000年1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略有修改。)

09 自然之友:草根环保不可或缺

笔者在学术上主张的参与共治是一种协商合作机制,强调在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中,社会公众(包括公众、法人和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同属参与的主体力量。“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作为民间“草根”环保组织,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著称于世。2011年11月18日,笔者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课题组成员,在北京青年湖西里五号楼专访了自然之友理事长、文化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和总干事李波,请教有关民间环保组织的热点问题,并探讨其对参与共治有何助益。副总干事张赫赫、项目运营主管李翔、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现场提供了有益补充。

1.笔者:我对自然之友并不陌生。1992年7月我在《中国环境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也就在1993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自然之友的几位创始人发起了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会“玲珑园会议”。理事长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这次会议与后来的自然之友有何关联?

理事长:我参加了玲珑园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媒体和大学的四五十人。我们利用聚会的机会,交流了对当时环境保护形势的看法,约定今后每年举办一次“绿色恳谈会”。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多次参加我们的活动,他那时已经是声名在外了。我们当天没有谈到要成立具体的组织,但大家形成了环境保护的共识。在“世界环境日”以实际行动参与更为妥当,所以我们后来选择在每年的4月22日“地球日”举办恳谈活动。应该说,玲珑园会议为自然之友的成立营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2.笔者:请您谈谈自然之友成立以来的情况,并对其成长给予评价。

理事长:自然之友1994年3月31日正式注册成立,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创始人有梁从诫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梁晓燕、作家王力雄和我。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的梁从诫教授为创会会长,我为理事长。截止到2010年底,我们在全国累计发展会员近10000人,其中活跃会员2000人,团体会员19家。各地会员就近参加环境保护活动,发起创办的环境社会组织超过10家,总体上说自然之友获得了好的口碑。我们屡屡获得国内外激励环境保护的奖项,例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阿拉善SEE—TNC生态奖以及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历经18年的成长壮大,自然之友因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跻身为全国标志性的社会团体组织。我感念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声音,例如有的会员认为自然之友在一些环境问题上没有扮演好关键角色,我把它当作是一种可贵的呵护和激励。

3.笔者:自然之友倡导了一些现代社会重要的核心价值观,还以适当方式去推动其实现。有朋友说,“自然之友”过去的迅速成长与梁从诫先生的影响力有关,因为梁先生是“维新变法”大师梁启超之孙、著名人士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知名度。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换句话说,您是否也认为民间环保组织离不开社会名流的个人魅力?

理事长:毫无疑问,梁先生的个人魅力有助于“自然之友”的成长壮大,他的辞世是自然之友的重大损失。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淮河流域乡镇企业造成的流域水污染问题,这也是他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最早情结。他认为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为友,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位自然之友的真心实意和身体力行。他是骑自行车赴会的全国政协常委,67岁那年为了保护藏羚羊还奔波在可可西里。季羡林先生谈到他时说过:“中国少了一个历史学者,多了一个自然之友。”好的民间环保组织,有名流加盟固然好,但制度建设更重要。自然之友2006年完成了制度转型,建立起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摆脱了管理层个人话语权过大的影响,成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2009年起李波被聘任为自然之友总干事。他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环境学硕士学位,此前在云南从事民间环保组织活动,成功参与过保护滇金丝猴。新的组织结构便于接受监督,阳光下的运作也有利于组织的全面发展。

4.笔者:我认真查阅过自然之友理事会2010年4月通过的章程,组织全称是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管理机关是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业务主管是北京市朝阳区科委。我很欣赏朝阳区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眼光。在很多国人心目中,自然之友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民间环保组织。请问,在中国执政党特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自然之友在环境保护领域是否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理事长:我们一直遵守游戏规则,努力在参与国内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一,我们制定了新的战略发展规划,认识到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将未来3到5年的工作目标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应城市环境问题,降低环境危害;二是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培养绿色公民进而增进政府科学决策。鉴于普及环境意识的历史阶段基本过去,民间环保组织进入功能分化阶段。我们在项目选择上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活方式,例如低碳出行、宜居城市和垃圾分类等,依靠制度创新来拓展组织内生动力。其二,我们调整与全国其他地区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自然之友在全国有会员小组,他们作为民间非营利机构的环境志愿者参与当地的环境保护活动。我们与这些年成长起来的环境社会组织保持联系,交流工作经验,但建议他们在当地注册登记。其三,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功夫,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加入我们的队伍。环境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来保护环境。美国环境保护协会的150多名全职工作人员中,有一半是科学家、律师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座的常成同事就很年轻,他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环境学硕士学位。他能够成为阿拉善SEE—TNC生态奖最年轻的得主,是因为他运用法律专业知识来倡导监管部门加强对预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此举获得了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同。

自然之友还以一个草根民间组织的身份参与到公民外交的活动中。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负责气候和环境领域的部长级官员到访中国时,自然之友利用会议发言和交流机会,从民间的立场讲解和分享中国的环境挑战、国家的应对计划、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情况,以及公众参与和民间角色的重要补充和监督作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认为,在国际环境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博弈中,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角色不可或缺。

5.笔者:在接近20年的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中,我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力量的协商合作是一种参与共治的全新模式。在这种新的体制或机制中,应强调培育公共治理的社会组织,培养现代社会的环境意识。借此机会,请李波总干事谈谈“自然之友”在监督水资源治理方面的案例。

总干事:水是生命之源。我们支持对水资源的科学保护、适度开发和合理利用。自然之友组织会员徒步百里,考察过密云水库上游白河水源的污染情况。今年8月我们得知在拥有14万吨铬渣的云南曲靖市陆良化工公司,厂区东南侧地下水出水口测出的六价铬浓度超标242倍,工厂附近用于灌溉农田的南盘江水铬浓度超过五类水标准的两倍,属于典型的重金属污染事故。我们随即派项目人员到曲靖市中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尝试着提升环境社会组织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法学界此后有专家评价,这是我国首例由民间“草根”环保组织提出的公益诉讼,为今后《民事诉讼法》修订将社会公众对污染环境的行为由“检举”(《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上升到“控告”,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我们希望环境法治的手段创新,能为我国环境保护提供重大支持。渤海漏油事故发生后,我们和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联合行动,先后3次发表公开信:第一封要求肇事者公开真相并且道歉,第二封建议国家海洋局提起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第三封呼吁农业部对沿岸渔业损失进行调查评估。实际上,透过渤海漏油事故的案例,国内多家环保组织认识到海洋污染的挑战非常严峻。中国是个海岸线漫长的大国,海洋经济地位日显重要,而民间环保组织对海洋污染的关注还很不够,海洋保护的法治力度和公众参与保护的制度空间亟待拓展。

6.笔者:按照参与共治机制治理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我设想可在相应地区建立常设性流域协商治理委员会,由相关地区的政府领导或社会知名人士担任主管专员,下设若干职能小组,这就需要民间自组织和独立媒体的参与。如果上述设想成为现实,自然之友是否愿意派员参加?如果愿意参加,是由理事会派员还是委派相关地区的会员参加?

总干事:我读过您在国务院研究室发表的研究报告《超越地方行政分割体制,探索参与共治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新模式》,提出的对策具有创新意义。跨行政区域参与共治流域水污染的经验值得总结,初步形成的创新机制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所以,我们希望协商治理委员会的组织形式能够早日出现,也愿意在该组织中担任积极的角色;并且我建议参与共治的组织实施,率先在汉江中上游流域的水污染地区成立。其理由如下:其一,那里是湖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群众强烈要求治理;其二,那里关系到南水北调的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等敏感地区,水体优劣为国人瞩目;其三,那里有自然之友的会员单位“绿色汉江”,这些年来致力于保护汉江免受严重水污染,营造了比较好的治理局面;其四,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的地方政府如能以流域共同利益为重,地方政府之间则可达成汉江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参与共治的集体行动契约,建立汉江协商治理委员会,以确保契约的有效执行;其五,参与共治如能在这里开花结果,对推动全国跨行政区域的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示范意义。

7.笔者:时下环保话题经常成为网络热点。有境外组织邀请我民间环保组织和个人参加跨区域的培训交流,资助他们调查我国重大经济项目情况,有的还通过境外媒体进行片面炒作。请问理事长,自然之友有无类似情况?您是否认为我国民间环保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

理事长:自然之友按照协会方式组织,不设分会和其他形式的分支机构。团体会员及会员较多的单位,可推选一人与理事会联系。未经理事会正式书面委托,个别或者部分会员不得以自然之友名义在社会上组织活动、募集赞助,不得与境内外其他团体或个人建立组织联系。这么多年,我们严格按照规矩做事。谈到管理问题,确实值得探讨。就我所知,我国社会组织普遍面临生存困难,机构注册不便,收入没有保障。我在此向您介绍一下自然之友的家底。我们去年一共募集公益资金410万元左右,其中来自国内企业或者非公募基金会的约占60%,来自国外基金会的约占40%。目前我国公益慈善资金来源呈现的基本特征是,国外部分在撤离,国内部分在增多。阿拉善生态基金就是国内实业家捐资成立的。自然之友除了组织活动、出版刊物《自然之友通讯》、租房办公等需要费用外,需要支付工资的人员主要有全职工作人员17人,兼职工作人员(半薪)6人。志愿者是没有报酬的,我和理事会全体成员7人以及议事会15人都是不拿工资的,全体员工都没有奖金之说。给您说个报酬高的吧,总干事李波税前月收入只有6000多元,不管吃住,收入不算多吧。在座的其他几位,每月收入只会比他少。我喜欢这些年轻人,关键在于他们都热爱这个事业,也喜欢简朴的生活方式。

8.笔者:新华社记者曾经评价梁从诫先生,“他是一位伟大的坚守者”。然而,社会上不是每个人都理解民间环保组织的理念和行为,排污企业和盗猎者就不喜欢它们。还如我们所知道的,很多民间环保组织都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社会是一个通用说法,而在我国古代有“非攻”和“非战”之说,加之他们经常以监督别人的姿态出现,所以也有人容易从字面上将“非政府组织”误解为“无政府组织”或“反政府组织”。请问,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应该树立怎样的姿态?

理事长:我国已经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公募基金会统称为社会组织,这就解决了国际接轨问题,也避免了语义上的误解。您构想的参与共治机制认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都是公共资源治理的主体力量。我是支持这个看法的。我们过去片面地认为,民间环保组织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特别要而且必须要保持与政府、企业的距离,这是理论上的误区使然。把握民间环保组织的定位,需要明确以下三个基本判断:(1)政府、企业和民间环保组织三者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影响,互动互补;(2)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之间不是从属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存在不同看法和分歧是正常的,故彼此需要表达意见,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民主协商,以促使决策行为回到科学理性轨道;(3)民间环保组织除了直接从事环境保护活动外,更多的是作为社会第三部门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发挥监督作用,其目标取向可以看作是政府目标组合的合理延伸。在原则上把握民间环保组织的基本定位,它才能在我国现代社会治理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中有更大的作为。

(本文于2011年11月18日北京初稿,基本内容在学术著作《由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中公开。)

10 富春环保:酿造可人春色

就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初见端倪的一个秋天,我在浙江富春江畔见到了富春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庆炎先生。他做的实业已成,我做的所谓研究,所谈话题既非“谈钱伤感情”之类的寒暄安慰,也非“谈感情伤钱”之类的市场谈判——我们彼此是第一次见面,没有具体业务关系。我感兴趣的是他构想的造纸污泥焚烧发电项目是否有好的前景。他自信地说,集团新业务必须向环保产业方向突围,有两条理由支持他决不动摇:其一是必要性。作为地方的成功企业,集团有责任呵护富春江的碧水蓝天。其二是可能性。做买卖找市长不如找市场,谋大局懂政府可以避风险——富阳市政府正在着手全面治理富春江流域的水环境,造纸污泥既是治理难关,也是地方企业参与公共治理的机缘。我们读懂了政府市长的思路,找到了新兴的环保产业和市场。

在高塔矗立的电缆制造现场,我看到的是公司的规模气势和业务繁忙,听到的是毋庸置疑的产品质量。其通信产品中标三峡工程和奥运鸟巢,没有人怀疑企业产品的质量。然而,这位集团当家人说得最多的是,形势不是太乐观,投资增速在下降,电缆利润很微薄,我们需要新的产业突围,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孙先生的文化茶室里,他谈到过去在政府体制内主管国有企业的得失,回忆下海后以民营企业身份制造出全省第一根通信电缆的艰难,眼下最关心的是造纸污泥焚烧综合利用工程。他试图从政府愿望和市场前景两个方面滔滔不绝地述说,似乎是为了说服我这位曾经在国务院研究室多年研究环境保护问题的客人,能够在精神上、心理上和他的决策站在一边。

从政府愿望看,污泥纸渣焚烧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顺应了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决策意志。随着国家节能减排政策贯彻实施,小型造纸企业被逐步关停,大型白板纸生产企业盈利能力开始转好,新增产能将逐步得以消化。据浙江省制定的《富阳市造纸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富阳市造纸年产量将达1200万吨,可能带来新增的蒸气供应需求。根据浙江省发改委规划,该项目所在园区在“十二五”期间造纸产能也将持续扩张,供热需求的相应增加有利于新增产能的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富阳市政府正在引导和鼓励工业园区外造纸企业不断向园区集聚,而灵桥工业区将作为富阳造纸业未来的主要发展区域,集中供热供气拥有集约效率和发展潜力。造纸业作为富阳市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同时带来了污泥纸渣污染严重、治理成本高和技术难度大等问题。富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希望富春江集团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敢为人先,有所作为。富春江集团也拥有资金、技术和市场基础,完全理解地方政府的民生愿望。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向环境污染宣战,造福于地方经济和人民。

从市场前景看,污泥纸渣焚烧综合利用工程项目依托富阳当地发达的造纸行业,构筑循环经济产业链,完全可以从集中供热逐步发展成为从事造纸污泥处理、新材料生产等综合性环保服务商。浙江省已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第二大造纸省份,富阳因拥有白板纸年产量半壁江山而被誉为“中国白板纸基地”。富阳造纸企业主要集中于富春江江南片的春江东区、灵桥、大源工业区,园区内的造纸企业多年来已经形成依靠富春江集团的热电部门提供蒸气生产作业的格局。这样,即使全国煤炭价格上涨,相应提高蒸气价格不会带来太多来自下游客户的市场抵制。该工程项目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先将造纸污泥脱水至40%,然后对纸渣筛选处理,最后环节是将纸渣与煤炭掺烧发电供热。在技术路径成熟和成本可控情况下,尽快建设干化设备、污泥储存仓库及配套发电、供热设施,公司就能够实现稳定的市场运营。若将来有机会成为上市公司,则可凭借资本平台逐步形成跨区域复制能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

“梅花香自苦寒来”。三年前的构想终于成为现实。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21日登陆中国创业板(简称富春环保),主营业务为火力发电、垃圾发电、蒸气、热水生产等。法人代表吴斌,总经理张忠梅。公司上市壮大了自身资本实力,一年来用好的业绩回报了市场投资者。据富春环保相关财务报表看来,公司的现实和未来增长动力呈现如下态势:

其一,市场经营稳定。公司2011年营收增长稳定,毛利率逐季提升。在污泥发电机组尚未正式投产之前,公司全年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热力机组蒸气销量和价格的上升;净利润主要来自下游江南造纸工业区对蒸气需求的稳步增长,以及公司抗煤价波动能力较强的“煤汽联动”盈利模式。这也表明,公司对下游供热企业议价能力较强。2011年年底前污泥发电项目有望投产(一台20MW循环流化床锅炉供热能力215蒸吨/小时,污泥处理能力2035吨/天),预计2012年全年可贡献净利润8000万元。富春环保公司的运行模式,符合孙庆炎先生当年描述的企业利益链上各行为主体的竞争—均衡—多赢的投资哲学思路。

其二,政策优惠持续。到目前为止,公司已与富阳市3家污水处理厂签订协议以保障原料供应,对公用事业部门的收购显然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污泥发电机组投产后可享受优惠的上网电价(每千瓦小时高于热电联产机组3至4分),还可享受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优惠政策。预计仅此两项优惠政策每年可为公司新增净利润7000万元。据杭州市政府的经济总体布局,富阳市“十二五”规划再建1500吨/日的污泥焚烧项目,预计该地区到“十二五”末造纸过程中每日将产生污泥6000多吨。富春环保可谓是近水楼台,拥有的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其三,模式可以复制。公司募集资金已投入污泥焚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以适应富阳和江南造纸工业区经济规模扩张的需要。公司未来可以充分利用工业污泥处理和热电联产的运作经验及技术,在富阳周边及浙江省内外经济活跃、气热需求集中的地方,通过合资、独资新建或收购等方式,推广和复制这一绿色节能、循环经济模式,有望成为国内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典范。该公司股票价格在二级市场的良好表现,也反映出市场资金对公司未来成长抱有好的预期。

据悉,浙江富阳市政府近年来正在大力实施“环境立市”战略,强力实施污染减排,铁腕整治造纸行业环境污染。为加强造纸产业的环境监管,富阳市政府先后投资1.2亿元,建设富阳市环境监控中心、富春江地表水自动监测站,在300多家企业建起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并实行24小时在线监控,有效地监管和改善了全市水环境质量。在笔者看来,富阳市对富春江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初步成效,取决于地方政府切实保护环境的坚决意志,也取决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当地企业对污染治理的参与共治,各参与主体形成了合力和良性互动。富春环保是企业参与地方政府推动大规模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生动案例,它表明企业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足鼎立形成的参与共治体制中的不可或缺。

富阳是一个天赋美丽和神韵的地方。这里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郁达夫。身陷北方城市“故都的秋”,不同性格的人们常常拥有同样的心情。他们奔命于钢筋水泥堆砌的森林里,却经常受伤于模仿的自然。作为喝着富春江水长大的富阳人,孙庆炎先生在第一时间欣喜地告诉我今年6月《富春山居图》在台湾合璧展出的消息。他还经常自豪地说,最大的欣慰莫过于倾毕生心力,挽留住富阳这方美丽的“富春山居图”。我欣赏成功的创业者,更敬重家乡的呵护者。那是因为,成败横竖都是一种结果,财富分享才是一种境界。

(本文写作于2011年10月16日的北京,这是首次公开发表。当时构想将此文作为案例,用于学术著作《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之中。企业家孙庆炎有许多过人之处。)

11 碧水源: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严重缺水的北京,我还是第二次听到“中国可以不缺水”的声音。第一次是读过学者吴季松先生的书《中国可以不缺水》后,我当面请教先生何以为计,知道他是寄希望于循环经济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我担心先生的愿望落空,因为中国人口基数过大而国民素质总体不高,将长期成为掣肘发展的超级变量,加之可能出现的城市化狂热进程,任何看似聪明而复杂的制度模型都可能失去国情和理性的支持。预言“中国可以不缺水”,证据不足。

我第二次听到“中国可以不缺水”是在2011年11月16日,在北京生命科学园。碧水源公司的当家人文剑平当面对我说:“就像咱湖南人袁隆平先生能够解决地球人的吃饭问题,我相信依靠再生水高科技能够实现中国可以不缺水。”他的路线图有别于吴季松先生的减法即节约用水,而是采用加法的思路,依靠膜技术使得污废之水资源化。因为技术优化很难突破环保与经济失衡的长期困局,我没有文先生那么乐观,但我兴奋于发现碧水源作为市场主体力量的代表,在温榆河、潮白河流域水资源治理中生动地诠释了参与共治的内涵。

在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于庄村,我调查区水务局下属单位新城生态调水管理中心时发现,北京市政府已经做到局部实施流域水污染治理后再进行跨流域调水,顺义区政府和高丽营镇政府发挥了具体组织作用,碧水源公司在这次水资源治理中投入了高端技术装备。顺义区新城温榆河水资源利用一期工程(“引温入潮”)的理由,一是满足2008年北京奥运水上项目的环境用水,二是部分解决顺义新城的景观用水。项目很快被列为北京市重点工程,并于2006年12月31日获得市发改委的立项批复,属于特事速办。该工程于2007年10月如期建成,在两个方面实现了制度创新:一是北京市首次实现了大规模的跨流域调水,每天有温榆河污水10万吨(吨水运行费用0.426元)得到净化处理,而后经13千米长的输水管线调到潮白河流域;二是碧水源公司在该中心运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膜生物反应技术,达到了占地面积小、出水质量高(地表Ⅲ类水标准)的要求。

素有“母亲河”之称的温榆河是唯一发源于北京市境内的河流。由于一段时间内房地产商沿途开发,加之工业项目的盲目上马,昔日温榆河畔不再是碧水清风,而是沦落为由若干橡胶坝分割拦截的排污沟。流域内群众和多家媒体要求治理温榆河的呼声强烈。北京市政府意识到,除了控制流域内的排污总量外,更要下功夫加快温榆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碧水源公司派驻调水管理中心的工程师吴念鹏,向我介绍了“引温入潮”二期工程的情况。繁忙的现场也告诉我,目前项目正处于设备调试运行之中。该项目沿用碧水源的膜生物反应器工艺,建设水质净化系统工程,膜生物反应池处于关键环节。二期工程承担着更为繁重的任务,要同时净化处理后沙峪地区的生活污水和温榆河的污水。据说,较高水温生活污水的进入,便于污水处理厂冬季正常运行。工程目标是每天增加10万吨Ⅲ类标准的再生水,利用加压泵站和管线将其引入潮白河,期望顺义新城出现碧波荡漾的城市花园。

总的看来,北京顺义区两次“引温入潮”跨流域调水中,优先考虑了治水先治污、兼顾质与量的目标,初步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的机制;地方政府在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与生产分离中,将污水治理外包给力所能及的科技公司,在实践中体现了公共物品理论和政府协同理论的应用;企业融入参与共治的机制中,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特别是高端技术的功能。碧水源公司也凭借膜技术一举成名,逐步在北京市政污水处理市场取得了优势。

如要追溯碧水源公司的成功之路,离不开一位意志力超强者的痴迷历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剑平,这位来自水乡泽国湖南益阳的年轻人,命里注定是以水为乐。他1978年考入中南林学院,1984年考入中科院生态中心攻读森林生态学硕士学位,1989年至1997年在国家科委工作直至担任副局级官员,并且出版了学术著作《森林生态学》和《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就在别人看来他最是春风得意的时候,这位有着湖南人精神的年轻人决定前往澳大利亚求学,直到2001年完成环境工程学博士学位。在这片酷爱海洋却拥有无边大漠的土地上,他经常听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记忆深刻的是澳洲人对水的呵护如同关爱自己的眼睛,赞叹不绝的是他们在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将水的艺术再现得淋漓尽致。文剑平怀揣着执着的理念决定回国,要干一番“传承社会责任、演绎生态文明”的事业。这支四个人组成的团队,簇拥于租来的两间破旧房子里,围坐着从文剑平家里搬来的那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盘算着如何用好这不到百万元的创业资金……创业起步难,十年磨一剑。成立于2001年的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4月21日在国内创业板上市,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碧水源凭借优异的业绩赢得了相关专业人员的认可,凭借未雨绸缪的美好设想赢得了社会投资者的关注。

碧水源在梦想和现实中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抢占全球污水处理技术制高点。按照曾9年供职于国家科委的文剑平的说法,在技术开发上甘当人梯就意味着失去未来。膜生物反应器(Membrane Bio-Reac-tor,简称MBR)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和资源化技术。MBR技术的原理是:将膜分离技术和生物处理技术有机结合,以膜过滤技术取代传统活性污泥法的二沉池和常规过滤单元,使水力停留时间(HRT)和泥龄(STR)完全分离。高效的超高浓度微生物分解能力和固液分离能力使其出水水质良好,悬浮物浓度和浊度接近于零,并可截留大肠杆菌等生物性污染物,处理后的出水可直接回用。碧水源的业务涵盖污水处理产业链,在北京怀柔建有膜技术研发和产业基地,建有膜生物反应器与污水资源化工程技术中心,自主研发专利技术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首批国家自主创新产品等荣誉。现阶段国内MBR污水处理集成商众多,但是其关键组件生物反应器中普遍使用GE或三菱生产的PVDF膜丝,膜丝价格偏高。碧水源拥有第三代纤维膜生产技术,其尖端产品膜丝每平方厘米达到30亿个只有水分子才能进出的小孔,大约直径只有1毫米的膜丝柔软坚韧却能够承受20千克的重物,膜丝中空并呈负压力状态是在欢迎膜生物反应池里水分子干干净净地进来,而其他污浊之物是被谢绝入内的,数以万计的膜丝里的水滴汇集成流,流出来的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再生水了。碧水源膜材料的自主技术和产品自给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碧水源给首席膜技术专家提供优厚的条件,包括税后年薪1000万元和其他解除后顾之忧的条件。碧水源的人才池里,同样滋润着年轻人的梦想。如同我刚才提到的吴念鹏工程师,他说自己愿意先在生产一线干上几年,将研究生阶段所学知识活用到实践流程中,有了坚实的基础再尝试创新。

碧水源有着独特的创新市场模式。其一,合作共赢。公司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秉承“甘为绿叶不为花”的服务理念,在合作中不苛求控股权过半,这就降低了进入地方市场的壁垒。公司真诚地通过与地方政府协商谈判,往往能够实现合作共赢和利益均沾。公司募投项目和云南合资公司已经形成年产300万平方米的PVDF中空纤维微滤膜生产能力。其二,发挥优势。碧水源拥有机制、技术和资金的综合实力。文剑平多次谈到他的8大“根据地”,每一次选择成功都是因地制宜、运筹帷幄的结果。例如,针对太湖和湘江等地区流域水污染严重,碧水源分别与江苏、湖南等地搭建了合作平台,以资金和技术优势赢得市场,开辟了“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新境界。其三,重点突破。滇池是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重点难点地区,地方政府重视,资金投入多。碧水源发挥了技术密集和占地面积小的优势,与昆明水务集团组建了“滇投碧水源”合资公司,跨区域扩张速度加快。关涉滇池流域水污染治理进度的昆明第九、第十污水处理厂预计明年5月底开始运行。有国家环保部的同志指出,滇池治理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投入加大,碧水源的膜技术发挥了强大的科技支撑作用。在重点河湖水污染地区均匀布局防控系统的“滇池模式”,为碧水源带来了制度创新的成效。

谈到碧水源公司迅速成长的原因,公司常务副总裁何愿平坦率地说,时势造英雄。碧水源受益于北京中关村的创业环境,受益于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环境;然而正如公司的英文名字Origin Water一样,碧水源成功的关键在于决策层坚持“从源头上抓创新”,在于膜生物反应器MBR技术在全球污水处理市场赢得了强大的竞争力。同去调查的朋友告诉我,很多业内人士知道,是文剑平2005年三顾茅庐才把何愿平请到了公司,何愿平当时已经是北大方正集团的副总裁了。这个拥有北京理工大学坦克专业和美国金融工程知识背景的人告诉我,他是真的佩服在科委共事过的老上级文剑平了。文剑平对此也笑谈道,“二平组合虽是偶然,却是缘分。一平宇内,二平天下。我们追求的境界,是做膜技术世界第一。”

文剑平和他的碧水源团队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付出坚实的努力,奔向未来的理想——作为中国解决水脏水少问题的骨干力量,成为有技术能力护卫国家的水环境和水资源的力量。碧水源憧憬着,站在未来膜技术的制高点上,成为国际上解决水问题的知名企业。笔墨至此,需要初步定稿的时候,我请教国家环保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先生帮我把关。在谈到群雄并起的中国水处理市场领跑者时,他很是冷静地说,碧水源的文剑平有想法,他可能做到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

(原载于学术著作《从地方分治到参与共治》公开发表,当时用字母代替的内容本书作了实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