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
林霞[12]
1990年我们大学毕业了。
经济学院有10%的毕业生留在北大继续攻读研究生。经济管理系的沈玉景，国际经济系的陈立华和陈小芬，还有经济系的林霞，分到了一个宿舍：45楼1056室。她们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花样年华”般的生活。
那几年的北大校园很平淡，依然年轻的我们耐不住，所以想方设法地挖掘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亮光，让自己和周围的人享受生活本身应该带给一个普通人的幸福和快乐。当时的目标是：吹捧自己，也吹捧别人；挤兑别人，也要让别人挤兑自己。
最简单可行的就是给每个人取昵称：
沈玉景叫“沈娘儿们”，因为她太能干了。
陈立华叫“花花”，因为她如花儿般纯情。
陈小芬叫“小草八刀”，是把“芬”字拆成三部分。她温柔中带犀利，所以这个名字很形象。不过她的温柔远远多于犀利，我们更喜欢叫她“芬儿”。
林霞叫“小林多喜二”，是因为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小说家小林多喜二貌似同姓氏。可名字太长，平日里就直呼“小林多”或者“多喜二”。
小林多和沈娘儿们先行占了两个下铺，也因此被要求每天起床后叠被子，把自己的小窝收拾收拾。这样，隔三差五的卫生检查与宿舍评分，两个上铺把帘子一拉，我们屋只动用两个下铺就可以蒙混过关。隔壁的另外两个宿舍的经院研究生们都有工作经验，她们的社会生活能力比我们强多了。比不过又犯懒，我们就想这样的办法去应付。
在北大待了四年后，发现自己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食堂里的小炒太贵，可又馋得慌。研究生有工资，这样口袋里就有了一点小钱去东门的农贸市场和中关村市场买点什么回来自己开小灶。
这就有了炉子和宵夜的故事。我们买了一个小电炉，就用它煮宵夜了。尤其在寒冷的冬夜，我们去学五食堂后面的大白菜堆里，顺手牵羊弄一棵回来（一开始也是吓得胆战心惊的，后来成了老油条，理直气壮的），用涪陵榨菜做底料，加入面条，就可以当宵夜。窗外北风紧吹的时候，我们在屋里美美地享受着热腾腾的面条，很是得意。
大学本科同学偶尔回北大聚会，带我们去勺园、长征饭庄，海淀老虎洞的四川饭馆聚餐，剩下的打包回宿舍够我们享用好几天。记得有一次，我们把打包的底料重复用了好几天到最后只看见几颗油星星，吃到大白菜水从可怜的芬儿胃里直往上翻，我们这才放弃。
电炉子用得久了自然跳闸，引起楼道管理员的注意。我们的电炉子经常被没收去了不说，还要交罚款。我们感觉很郁闷。沈娘儿们有一个师兄是清华毕业的，他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做炉子。他去建筑工地偷了一个长方形的青灰色的空心石墩，在面上凿几圈槽放电阻丝，再连上插头，便大功告成。我们不用它时把一铁桶放在上面，它就变成放东西的普通石墩。从此再也没被发现过。嘿嘿，那个偷偷乐啊！
我们四个臭味相投，喜欢猫在宿舍里进行热烈的“拖拉机”大战。“拖拉机”带给我们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研究生待遇比本科时好了很多：一个屋4个人，每人一个小书桌，一把椅子。因为书桌天天要用来做作业，堆满了书和本子之类的。挪来挪去的很不方便，桌面也高，所以不合适做打牌的牌桌。怎么办？屋里那个不大不小、不高不矮的石炉子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牌桌底座。怎么找桌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大纸盒盖，有90×90×10厘米那么大，简直是最佳桌子嘛，可以轻轻松松地随时搬运和搁置。
好了，这个朴实无华的牌桌得添点什么，让它有生命意义。芬儿建议写上些迷糊对方的甜言蜜语，所以四个桌边都有了一句话。现在能记住的有三句：“这边风景独好”“幸福地承受了你的一掐”“××人又放了一个精辟”。后来，在打牌的过程中经常有各种精辟语言或乐子，我们希望这些“天才之作”流芳百世，所以在宿舍门后面贴张大页纸，把它们一一记录上去，可以经常拿出来“晒晒”，互相挤兑。
一开始，就我们屋四个人自己打。
我们的配对组合也是有根有据的。先是两个下铺对两个上铺，然后，两个A型对两个B型。很巧的是，就两种血型，血型一样在同一边做上下铺。
在早期，根据自己手上的牌，忙着推算对方与对家手上的牌，然后决定出什么牌。后来发现有时猜的不对或举棋不定，怎么办呢？为了赢，绞尽脑汁啊：希望搭档有所暗示（言语上或身体语言上）。这个就要求双方的默契与心领神会了，同时又不能让对手发现。结果经常斗嘴皮子，好的时候，大家都很享受其中的“伶牙俐齿，针锋相对，聪明狡猾”；不好的时候，互相打断，互相指责。最糟糕的一次，就是大家都气呼呼的，情急之下，拿着所有的牌冲出屋，直奔楼道中间的垃圾桶，把牌儿们一股脑儿地全扔进去。小林多和花花各自扔过一次。当天晚上四人躺在床上一起聊天，发誓再也不打了，这样伤感情的事应该避免。
这样的“毒誓”坚持不到一周，大家心里又开始偷偷地发痒了，可是谁也不想捅破那层心思。正在僵持中，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对门中文系的同学们景仰我们屋牌技“高超”，一直想掺和但没有机会。这下不知是碰巧还是有人指点，她们带着崭新的两副牌登门拜访了。说是请教我们，希望我们教打“拖拉机”。读者当然可以猜到结果是什么了。
打到后来，我们对提高牌技不太感兴趣了，更享受打牌过程中的斗嘴与各种有形无形的赖皮伎俩。
打拖拉机最急人的事是三缺一。
沈娘儿们的姐姐在北京，她为了打牙祭，周末经常去姐姐家。周日晚上回来又说要抓紧时间学习，把去姐姐家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所以，我们在这些时段经常三缺一。这样，在她去姐姐家之前或者回来后，我们为了拉住她打一会儿，软的措施不管用，就开始挤兑她：“沈娘儿们一点都不凑趣。”她听急了，就嘟着她的小嘴嚷嚷：“凑趣！凑趣！凑趣！”吧唧坐下打一局。后来她去人大福特班学习一年，我们屋在那一年就经常“三缺一”地干着急。
当时小林多和芬儿已经在拍拖，她们各自的男朋友就自然成了候选人。但他们也不是随叫随到，更不愿直接说出的理由是他们受不了我们在打牌期间的种种斗嘴和耍赖皮。
所以，我们仍然积极招募牌友。至今记忆清晰的是同班的欧洪同学有一次撞上枪口。欧洪和花花及芬儿是本科时一个班的，所以大家很熟络。他为人厚道老实，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大叔”。欧大叔头发天生自来卷，眼镜片也很厚。有一天晚上十点多来我们屋传达一个什么东东，被我们毫不犹豫地“扣下”打一局。结果，坐下来后，他手举牌举得简直送到我们面前，所有人都看见了。他的搭档急得直跳脚。
北大有7个食堂。每个食堂各有所长，学生和食堂师傅们之间的“战争”也是有声有色的。
学三食堂靠男生楼近，那里卖小炒的多是男师傅，漂亮一些的女生去买时给的分量就会多些。当年三角地有人贴出一个大字报，是一道选择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黑？”答案：1.墨汁。2.煤炭。3.学三师傅的心。
靠研究生楼最近的就是学五食堂。这个食堂做的红烧排骨很好吃，但不是经常供应。一旦有，大家都会排队排得长长的。男同学们有时也会因为插队吵架的。学五食堂有一位比较胖的女师傅，很抠门。有一次中午卖“鸡蛋炒菠菜”，鸡蛋没有炒匀，大小不一的。排在小林多前面的一位男同学看到一团大的鸡蛋被舀入他的碗中，正在高兴中，忽然见这位女师傅把那团大鸡蛋块舀回大锅里，然后用她手上的大勺把鸡蛋团切成小块，再将其中的两小块舀到他的饭盒里。这位男童鞋很愤怒地吼道：“又不是你下的蛋！”
有时候，师傅们也故意开学生们的玩笑，让我们哭笑不得。有次，芬儿两个嘴唇肿大，校医院给开了紫药水消炎。芬儿去学五买饭，听到几个师傅凑一块嘀嘀咕咕：“没想到，现在流行紫色口红哪。”芬儿听着，气很是不打一处来，又不能咧开紫嘴去反击。
靠图书馆的学四食堂的师傅们是比较调皮的。冬日的早晨师傅们经常熬小米粥，搁在食堂中间，让学生们自己舀。盛粥的桶巨大无比，可是小米们都沉在桶底。记得张健（外号“小贱人”）有一次很执着地用大勺使劲往桶底“挖”，坐在旁边收粮票的一个师傅不动声色，低沉地对她说：“底下都是沙子。”小贱人差点没气晕过去。
这种可爱的磨擦让我们得以琢磨每个食堂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百吃不败”。
我们四人每天晚上一定睡前聊天，花花经常讲笑话，让我们乐不可支，偶尔也讨论人生大事。当时，芬儿已经是基督徒，她去海淀的教堂做礼拜，她说自己宁愿清醒地痛苦着，也不愿意像我们三个拒绝信主的人这样糊涂地活着。小林多对芬儿的这句话一直记着，现在她自己也早已是一名基督徒了。
我们屋四个人后来先后都来了美国，分散在不同的州。小林多在美国西海岸，其他三位都在东部。凑一块打牌是件很“奢侈”的事了，严重的“一缺三”。
因此，每每回首在北大1990—1993年的生活，我们真是阿Q式地乐在其中，不能自拔。
仅以此文纪念那段特别的青春岁月，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