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一本介绍中国及在中国传教的拉丁文著作

1583年2月7日，罗明坚在信中提到：

目前我已经转写了基本要理书籍，其中有《天主圣教实录》（Doct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条》（Con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atechismo）等。[67]

在这封信中，他也明确地说道：“去年我曾寄去一本中文书，并附有拉丁文翻译……”一年后在他给总会长的信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罗明坚说：

现在我已经校正了我的《新编天主实录》，是用中文撰写的，用了四年工夫，曾呈献给中国官吏批阅，他们曾予我褒奖，要我赶快印刷，越快越好；视察员与其他神父都审查了一番，认为没有问题，也要我快去印刷，只因要改正一些句子，迟到今年方能出版，如托天主之福今年能出版的话，将它翻译为拉丁文，明年再寄给神父。[68]

从罗明坚本人的两封信来看，他有两份拉丁文的中国传教著作，但目前我们只能找到一份，就是他在1584年所说的《天主圣教实录》一书的拉丁文翻译。[69]这无疑是罗明坚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但关于这份拉丁文的著作，学术界至今鲜有讨论。[70]关于这手稿，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展开讨论：一，文献的作者；二，文献的内容；三，文献的学术价值。

毫无疑问，该手稿的作者是罗明坚，证据有二：其一，在手稿右下方有罗明坚亲笔签名“Michele Ruggieri”，这可证明该文献为罗明坚所写；其二，在手稿正上方有拉丁文献辞“耶稣·玛利亚，致崇高的教宗格里高利十四世”（Jesu Maria ad Beatissimum Summum Pontificem Gregorium XIIII），这与罗明坚返回欧洲的历史事实相符合。

因为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之要求，罗明坚返回欧洲，向教廷汇报在中国的传教情况，并希望罗马教廷派遣访华使团。[72]罗明坚返回欧洲后，首先在马德里受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接见，后于1598年到达罗马，受到了罗马教廷的热情接待，“包括教宗西克斯五世和好几个重要的红衣主教，所有人都表达了让中国皈依的兴趣”[73]。1590年12月5日格里高利十四世（Gregorio XIV）上任后，罗明坚终于得到教皇的召见，并献上一份《中国地图集》和拉丁文译本的《天主圣教实录》，但格里高利十四世于1591年10月16日去世，教皇英诺森九世（Innocent IX）于同年10月29日上任，并于12月30日去世。教皇频繁更换，加上欧洲局势动荡不安，教皇访华使团不了了之。[74]这份文献正上方的题词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罗明坚被教皇召见的历史事实，与他返回欧洲后的历史活动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这份手稿的确为罗明坚所作。

关于这份手稿的内容，学术界尚未展开任何实证性的讨论。根据笔者与麦克雷教授等课题组成员一起整理该手稿的结果，[75]可知该手稿包含如下内容：

（1）《论中华帝国》（De sinarum regno）与《圣事正义》（Vera ac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2）文献f.2中间，则写着“仁、义、礼、智、信”这五个表达儒家思想之精髓的汉字。罗明坚对前两页之布局很值得玩味。手稿正题用拉丁文写在f.1右下角，字迹细小，似乎是对文献的一个注释，而非正题。而在f.2，他赫然用中文，以中国传统之竖排方式列出“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汉字，似乎表明这才是文献的正题。

（3）手稿ff.1-4a，罗明坚介绍了中华帝国的一般概况，例如他说：

中华帝国是东方最富裕、丰饶的国家。该国分为15个行省，受一王统御。所有行省的也是全国的首都是个皇城，被人们称为“北京”，该名称取自其所在的省份。实际上，北京的意思是“北部朝廷”，事实上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是南京，意为“南部朝廷”，是为过去皇上居住的地方。北朝以其特别的方式管理七个行省。南朝管理八个行省，但最终重大之事的决定权仍要转交北朝。[76]

（4）文献ff.4b-5a，罗明坚介绍了日本的情况。他写道：

中国人把日本岛叫做“日本”，意为“一天的开始”，是因为它坐落在东方。在日本，所有的城市和乡镇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确切的名字，因为中国人在把自己的事物记录下来这方面更为勤勉用心。中国那些地方所用的名字就是例证。的确，日本人花更多的时间在武器军备上，而非文学和书籍。事实上，日本这个民族起源于中国，他们皮肤的颜色几近相同，思维非常敏锐，非常注重礼节，高尚是首要的学习任务，但却也经常钻研军事方面的事物，因为这里的国家之间经常发生战事，发起战争的原因通常是被统治者想要成为统治者。[77]

（5）手稿f.5a，罗明坚介绍了朝鲜。他写道：

很多人认为这个海岬属于陆地的一部分，正如地图上清晰展示的那样。当地人称这里为“高丽”，日本人称这里为“高句丽”，而葡萄牙人则叫做“高丽亚”。这里的居民源自鞑靼人，但服从于自己的国王。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皇帝才是真正的君主，曾有段时间，他们向中国派使节。这里的人们凶猛而野蛮，很多时间投身于制造武器。葡萄牙人跟他们没有商业往来，住在东部的人们跟日本有商业关系。他们每年都要给日本王子进贡。由于我们不能进入他们的地区，因此我们只能寄送这张地图了。[78]

（6）手稿f.5b，罗明坚谈到了吕宋岛的情况。他写道：

中国人把这个岛称为“吕宋”，西班牙人用复数称呼这里为“吕宋之岛”[79]或“菲律宾群岛”。其他岛屿都在海上不远处。早些年间，西班牙人通过一场战争占领了这里最大的岛屿。西班牙总督居住在岛上，还有一个主教及圣道明会、圣方济各会以及耶稣会的神父们。这里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接受了基督信仰，每年都有一艘新的船只从西班牙来，他们从中国运送货物到一个叫Capurium的港口。至于相邻的其他岛屿则没什么好说的了。他们以部落形式群居，有着相同的仪式，并且都一样朝拜偶像。[80]

（7）手稿ff.6-52b，是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其中第6-7页，是对它的简介。罗明坚所写标题为《一篇关于圣事的真实而简短的阐述》。他认为：

真的不会有人因为教义艰涩而灰心丧气。事实上，教义并不艰涩，却带有高度的愉悦性。事实上，无论谁想要全心投入到教义中，并不需要持续的斋戒和不眠，也不需要劳累身体或是放掉自己的物品或其他相似的东西，这些通常会减弱人们树立的决心。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朝拜至高的上主并遵守他公义的戒律就足够了。那些勉力奉行的人，便会从天主那里获得更为丰厚的赏报。[81]

罗明坚采取了对话体来讲述天主教的道理，其章节结构分布如下：

ff.8-10b：第一章《只有一个天主》

ff.11-14a：第二章《关于神圣的美德》

ff.14b-18b：第三章《对天主的认识的常见错误》

ff.18b-20a：第四章《天主是造物主及其创造工程》

ff.20b-22a：第五章《天使叛逆及原祖父母》

ff.22b-27b：第六章《灵魂不死》

ff.28a-32a：第七章：《天主是立法者以及神圣法律的颁布者》

ff.32a-35b：第八章：《神父继续讲述第三条戒律的颁布及天主如何取了人性》

ff.35b-38b：第九章：《信德道理》

ff.38b-43b：第十章：《天主十诫》

ff.44a-46b：第十一章：《基督的劝谕》

ff.46b-50b：第十二章：《基督建立的圣事》

ff.50b-52a：第十三章：《天主是赏报者》

f.52b：结束。赞美天主，赞美童贞圣母。

这份拉丁文文献，是他中文著作《天主圣教实录》的翻译本，关于这篇文献和中文版之间的关系，笔者将另撰专文，这里不做展开。

在此，笔者仅从中国古代文化域外传播的角度，来分析罗明坚这份手稿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尚未被学术界发现，更谈不上对它的研究。根据这份文献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对它的学术价值进行说明。

第一，这是来华耶稣会士用欧洲文字最早对中国现状进行简介的著作，尽管最终没有公开发表。

罗明坚对于中国的介绍比较简单，但在有些地方，如中国地理位置的介绍，则非常具体。他在文中指出：

中华帝国南起北纬17度，北至北纬51或52度。北朝首都位于北纬48度，再往北是一片宽广的土地，直至长城。长期以来人们都声称，从中国的长城到鞑靼人的边界有一片美丽的土地，那里有很多蜿蜒的河流，虽然这仿佛并不像真的，但是也有很多可靠且亲眼见过的人证实这个说法。

这里所计算的维度与当代的相差不多。关于中国的行政编制，他介绍说：“中华帝国是东方最富裕、丰饶的国家。该国分为15个行省，受一王统御。所有行省的也是全国的首都是个皇城，被人们称为‘北京’，该名称取自其所在的省份”，“全中华帝国一共有155个府，1154个县，211个卫和213个所。被称为‘县’和‘所’的两种城镇大部分都分布在北方”，“事实上，皇宫的地址已转移到北方，尽管这里经常跟相邻的鞑靼人发生战事。因此他们建造了一道宏伟的墙，有了这道墙，他们可以更容易地减缓鞑靼人的进攻速度并抵御他们频繁的入侵”。[82]

由于这是一份呈交给教宗的文献，它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自不待言。不仅如此，这是来华耶稣会士最早的一份用欧洲语言所编写的有关中华帝国的简报，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因此也引起了当时学者的重视。[83]

第二，这是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最早介绍。

在《天主圣教实录》中，罗明坚提到了孔子，他说：

第一，每个理性健全的人都应承认天主为一切的创造主，他是唯一的真天主，并应以至高的热爱来朝拜他；第二，这仿佛是人性的一个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己所欲，施于人。如果你遵守这两个戒律并勤勉奉行其中的所有要义，那么可以说你正在遵行这自然戒律。

他以哲人的口说出：

我承认，第二条戒律在我们儒家书籍里也有传述，但是第一条我想孔子并没有提出过。

这说明他对儒家采取的是一种求同的文化态度。在文章的开篇，他就指出：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也是被证实过的，就是在五种“永恒”美德（中国人当中也具有这五种美德）里，感激之德远超其他美德，我们经常以外在行动来表达这种美德。而这些美德都是相互起作用的。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暂时抛开民众对君王的信任之德，子女从父母那里继承肉体，身体的各个部位完美整合，即便未曾有人教导，每个人天性也知道，为了这些，我们必须表示感谢。[84]

这正是他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整个文件的题目放在首页的原因。这也是“适应政策”在罗明坚文件中的体现。

有趣的是，罗明坚在中文版《天主圣教实录》中并未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文化标志性的词汇写入书中，更未放在首页，也未提到孔子，尽管他也讲到“使人存一推己及人之心，如不欲人以无礼加诸我，则亦不敢以此加之于人之类”[85]。显然，拉丁文献对儒家文化给予了更为肯定的评价，同时也可以看出罗明坚利用同一文本，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所采取的不同文化策略。

第三，这是来华耶稣会士对汉字文化圈的最早介绍。

罗明坚在《论中华帝国》中首先简介了中国的情况，接着写了“有关日本岛”“有关朝鲜”“有关吕宋岛”三小节，其内容我们前面已做了简单的择录。为何罗明坚在这里要介绍这三个国家呢？从天主教东来的历史看，都涉及这三个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菲律宾。沙勿略（St.Franciscus Xaverius，1506-1552）来到东方的第一站就是日本，并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86]而西班牙开辟了吕宋岛的贸易后，亦与中国发生联系。葡萄牙与西班牙从两个方向汇集到中国南海，但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在传教区域的划分与权力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便在西班牙吞并葡萄牙期间，葡萄牙也一直对西班牙存有疑虑。[87]1582年，在菲律宾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切斯曾漂流到福建沿岸，被俘虏入狱，经罗明坚解救，才被释放到澳门。[88]因此，作为给教宗的正式礼物，罗明坚将东亚三国都做了简单的介绍，这与他在中国经历和当时的西葡纷争有一定的关系。此时，无论西班牙传教士还是葡萄牙传教士都未去过朝鲜本土，罗明坚对朝鲜的介绍，在欧洲可能是最早的，颇为新鲜。后来的曾德昭和安文思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未对朝鲜做过介绍。[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