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短期内仍靠外需

在围绕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中，一种声音已经成为主流，即中国经济应当尽快从以出口驱动，转向以内需驱动。这种想法“看上去很美”，但实现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在我看来，短期内不大。

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基本有三条道路：一是以进口替代政策为导向；二是以贸易自由化为导向；三是以出口为导向。哪一条路适合中国呢？基于目前的国情，我认为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仍要靠外需，从长期看，则应坚持走一条新的、第四条道路：坚持贸易为导向——在坚持出口的同时强调进口，和坚持对外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让我们对前三种战略模式作一个简单的国际比较。

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从保护本国企业的角度出发，通常是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这一战略形式在六七十年代非常流行，其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持可以上溯到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学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如秘鲁、巴基斯坦、土耳其都采取过这种发展模式，但结果差强人意。相比之下，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从六七十年代起，基于本国的资源要素禀赋，坚持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模式，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我国此前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基本上也可以总结为遵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模式。

那么，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模式目前是否仍然适用于中国？答案是，在短期内依然管用。原因正如我上期专栏所说，以内需拉动经济在短期内是“望梅止渴”，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这可以从供给面和需求面加以说明：

从供给面看，我国目前很低的人口抚养比（39%）决定了劳动大军资源充足，企业得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劳力资源，保持相对较高的利润率，这反过来让企业有动机生产更多产品，从而可能造成过度供给。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某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从需求面看，目前我国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45%）和城乡收入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5倍）决定了消费无法在短期内迅速提升：超过一半的消费者都是生活在农村的穷人。也就是说，我国消费不足的现象难以在短期解决。因此，出口成了唯一解决市场出清的办法。

当然，这一观点可能会受到三个方面的质疑。第一，当前外需疲软，出口是否会受到很大冲击？第二，大额贸易顺差是否会加剧我国受到的“操纵汇率”的指控？在国内则加大通胀压力？第三，未来十年我国必然会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又将如何影响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在2009年出现萎缩，出口增长率比2008年低了16%。一些人据此认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走到了尽头。我以为不然。首先，2008年出口额是我国的历史最高点，2009年以此为基点作比较，增幅自然会低。其次，尽管一些国家面临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但中国出口已明显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以数据为证：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额为7040亿美元，不仅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也高于2008年同期的历史最高水平（7000亿美元）。根据历史经验，下半年我国出口额通常还会高于上半年的水平，主要原因是下半年的感恩节、圣诞节等节日会提升西方国家的进口需求。这样，今年我国的出口额超过2008年再创历史新高，几成定局。而且看不出短期内有其他经济因素可以改变靠出口拉动经济的现实。那么，短期究竟是多短？我的理解是五年内没有问题，十年内问题不大。

第二个问题涉及汇率，这个问题本文暂不全面展开讨论。但即使人民币快速升值，我国的总出口依旧会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以2006年至2008年间的数据为例：这三年间人民币汇率上升近20%，但出口依旧迅速攀升，并在2008年达到1.4万亿美元的高点。当然，笔者近期用同期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10%，我国的出口额将下降16%。也就是说，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则自2006年以来，我国的出口将增长得更快。当然，大额的贸易顺差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的通胀压力。这是因为按规定，出口企业必须把出口挣到的美元换成人民币，这相当于间接增加了流通货币的供给。但是，也应看到，如果我们能合理运用手中的2.5万亿美元储备——比如用于购买企业发展所需的核心高科技含量机器设备，则是一桩好事。对于外汇占款带来的通胀压力，一方面，政府可以采用“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存款利率、提高银行储备金加以调节；另一方面，更可以通过设定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等方式来提高居民的真实工资水平。

当然，提高工资以抵消因出口创汇而产生的通胀压力似有循环论证之嫌，因为如工资上升，企业的成本优势下降，又如何能保持出口优势？回答是，中国企业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不只是外汇，更重要的是通过规范生产管理方式、改进生产方式从而实现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换言之，企业的增长不是靠“粗放式”的大规模低价格要素投入，而是通过出口实现“集约式”的技术进步。能否“边出口边学习”，提高生产率，是企业能否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核心关键。正如2008年的诺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指出的，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

所以，个人觉得，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些提法确有其科学之处。会议首先指出要让“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保持协调发展。既然是协调发展，就是三方面都要发展，不同年份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哪一块不行就靠其他两块。如去年出口不行，就靠投资，个人投资拉升乏力，就靠政府投资。当然，长期来说应培育内需，消费上去了，居民效用水平满足程度才有可能上升。不过，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长依存方式本身，而是增长依存方式背后的东西——以我的理解，那就是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会议公告的第二句话——应“培育消费的长期机制”——则更是微言大义。注意，这里强调的是“长期”。事实上，只有先靠出口把产品卖出去，实现了盈利，才有可能提高工人工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收入不上去，增加消费自然成为无源之水。

第三个问题涉及人口红利的消减。的确，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在十年后会比较严重，这会严重冲击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这也是本文所强调的：出口导向的战略模式只是我国经济在“短期”内的必然内生选择。但是，通过调整职工退休年龄，可以部分抵消人口红利消减的影响。比如说，男职工退休年龄可提高到65岁，女职工则可提高到60岁。当然，十年之后，我国应该升级到另外一种发展模式，我把它称为贸易导向的发展战略，即重点不在于保出口，而在于全方位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它的具体内容与含义，限于篇幅，容下期再探讨。

（本文载于FT中文网，201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