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行为的法律内涵
行为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百度百科”中有8个义项，包括汉语词语、社会学名词、心理学名词、法律术语、生物学名词、哲学名词、网站制作术语、程序设计语言术语，每个义项的所指不完全相同。在这多重义项中，作为汉语词语的行为即举止行动，是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活动，如做出动作、发出声音。[138]行为的这种意义代表了社会对行为的通常认知，是其他义项的基础。作为法律概念的行为，也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内涵调整。
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指向以行为为要素的规范构成要件，故要理解行为，应先将其当成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素，也即前述的微观的法律事实。在明晰了这个层面的行为内涵后，再来理解与自然事实、人体事实对立的行为。仅此并不足够，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总要具体化为某种法律规范，其产生时要以具体的行为形态为模板，在适用时要针对具体行为，这种具体行为也因此有法律意义。就此而言，行为的法律内涵包括三种含义，作为构成要素的行为、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和作为适用对象的行为。受此约束，事实行为应体现出行为的上述意义。
一、作为构成要素的行为
行为是人的行动举措，它在法律规范中比比皆是，并往往是构成要件中的要素，比如，《物权法》第83条第2款规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如，《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作为构成要素，行为其实就是有特定内涵的法学概念，正如我国大陆民法学理向来所认为的，行为是进入民法视野并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动举措，如买卖、结婚等。[139]这意味着，在民法学中，行为是规范机制作用下的产物，并非人的所有的行动举措均为行为，只有经过民法标准过滤的，才能升格为行为。这些标准同时也是行为在民法学中的内涵，它们包括：
第一，是人的行动举止，自然现象、动物活动不是行为，这与行为的通常认知没有区别。
第二，是可为他人辨识的外在举止，未在外部表现出来的内心思考、念想、臆想等纯粹的心理活动不是行为，知道、恶意等单纯的心理状态也不是行为，有学理把这些内在的心理现象界定为行为之外的自然事实。[140]
第三，是行为人内心意思主导下的外在举止，即有意识的或可为行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行动举措，用德国民法学理的话来说，就是主体有认知理解其行动举措的识别能力（Erkenntnisfaehigkeit）以及控制该举措的意思能力（Willensfaehigkeit），这为主体承受行为效果提供了最根本的正当性根据。[141]据此，行为以行为人有意识或受意识控制为决定要素，睡眠、麻醉等无意识状态下的举措，以及不由意识决定的、完全受制于外力直接强制作用的举措，如被强摁着签合同，就被排除在外。[142]套用学理对意思表示构成要素的表述，本标准实际上要求行为在构成上应具备行为意思，即行为人应有从事行为的意识。[143]
第四，是受法律调整的、与法律效果相关的外在举止，散步、读书等不受法律调整、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动举止，没有法律意义，不是行为[144]，为反对啤酒涨价而举着标语在大街上奔跑示威、邀请熟人到家里喝酒等均无民法意义，也不是行为[145]。
显然，作为构成要素并作为法律概念的行为，是以生物人的行动举措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抽象要素排斥了其中无规范意义的成分，从而超越其本体上的生理意义或社会意义，获得相当的规范性。这也意味着，对行为的认知，不能只注重其本体意义，而是必须以其规范意义为根本出发点。当然，这并非要完全否定其本体意义，因为行为通常不能跳出人体行动举措的范围，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事由并经由法条明确的规范[146]，法律不能将非人体举措的事实纳入行为范畴。
二、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
理解法律事实的基点是法律规范，学理在这一基点框定和认知法律事实的任务，就是在规范目的的指引下，梳理和归纳构成要件的规范意义。基于这种认识，作为法律事实的行为，就是指把行为作为构成要素的规范构成要件，在此意义上，就法律事实的归属而言，前述的《物权法》第83条第2款和《侵权责任法》第10条均属于行为。与行为对立的自然事实，当然就指向未包括行为这一构成要素的构成要件，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799条第1款第1句，只要无记名债券在实体上完全毁损或有本质性的损坏，即为可导致宣告无效的灭失，其中未给行为预留位置，它就是典型的自然事实。[147]
三、作为规范对象的行为
作为不同法律规范的归类工具，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代名词，一旦它适用于个案具体现象，它就是定性具体现象的模具。在此意义上，能被以行为为构成要素的具体规范适用的具体对象，在其特定语境内就是行为，如A、B故意殴打C，致其受伤，在《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规范下，这种殴打无疑是行为。这样说似乎同义反复，因为无须借助《侵权责任法》第10条，单凭常识认知，A、B上述的行动举措就是行为。但上述说法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确定具体规范的行为属性后，为方便起见，可将这种属性称谓作为其适用对象的行为名称。比如，在法律事实的层面上，遗失物拾得规范以发现和占有为构成要素，属于事实行为[148]，在某一具体情形符合该规范时，可用其法律事实的称谓来指代该具体情形，如A捡钱包的行为就为事实行为。又如，催告等具体行为之所以是准法律行为[149]，并非因为它们自身具备准法律行为的特质，而是调整它们的具体规范被归为准法律行为，与这种规范属性相应，这些具体行为也称为准法律行为。再如，《侵权责任法》第10条的法律事实归类为侵权行为，与此相应，A、B故意殴打C的行为可称为侵权行为。这提醒我们，同一术语可能会表达法律规范，也可能会指向具体事情，它究竟何指，一定要观察其运用的语境，但无论如何，要想用特定的法律事实类别来命名具体的客观现象，必须借道法律规范在法律事实上的归类[150]，而不能从这些客观现象本身出发进行法律定性。
其次，在法律适用时，应从具体法律规范出发，从客观现象中择取相匹配的行为，而要完成这一步，就必须尊重法律规范的功能和逻辑。具体而言，法律规范源于生活现实并以调整客观情况为己任，无论在产生还是在适用时，均离不开生活常识的支撑，法律事实的形态因此会与日常观念重合，如无论在法律视角还是在生活常识，《侵权责任法》第10条均应归为侵权行为，A、B故意殴打C的行为因此也是侵权行为。不过，受制于特定功能和专业逻辑，法律规范又不可能与日常观念完全重合，法律事实因此会不同于常识定位，故对具体现象而言，调整它的法律规范未必与常识认知完全一致。比如，A在马路边看到别人丢的钱包，他边捡边喊“捡钱包，发财了”，这一举措表达了A的内心意愿，无疑是表示行为，但遗失物拾得规范未给表示行为预留位置，在其调整下，A的喊叫并无法律意义，受此约束，A边捡边喊的浑然一体动作得以分解，符合遗失物拾得规范的捡钱包动作可定性为事实行为，喊叫的行为因不受法律调整而无法定性。
四、作为行为的事实行为
作为行为类的法律事实，事实行为以行为作为构成要素，在此所谓的行为当然应满足前述的行为的民法标准，即其不仅是有行为意思的外在举止，还必须能产生法律效果。据此，即便某一具体的动作举止产生了事实后果，也未必能被事实行为所规范，重要的是判断该动作举止是否符合行为的民法标准。这意味着，只要该动作举止不是有意识而为的、可在外部认知的行动举措，不是内心意思和外部举止的结合体，如为膝跳反射等单纯的身体生理反应，或为梦游等无意识的行动举措，即便它们产生了事实后果，也会因它们欠缺行为意思而被排除在行为在外，当然就无须再用事实行为来进一步衡量。此外，若该动作举止没有法律意义，也不是行为，不能被事实行为所调整。在此要注意的是，有学理有把刷牙洗脸等在法律上不发生任何效果行为，称为单纯事实行为[151]，这种称谓重在点明这些行为没有法律意义，不能望文生义地将其作为事实行为的一类。
由此可知，事实行为必定是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没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好意施惠或情谊行为，根本不能归为法律事实[152]，当然也不是事实行为。故而，像前文提及的我国有的法院那样，把事实行为等同于没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显属不当。
在此基础上，事实行为还要求该行为不是表示行为，而是能产生特定的事实后果的非表示行为。也即从构成要素上看，事实行为除了包含有行为，还包括事实后果、行为与事实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它们整合成引致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具备上述要素的法律规范，就归为事实行为。比如，根据《物权法》第109-113条，有拾得遗失物的行为，并产生占有遗失物的事实后果，就会发生拾得人返还、通知、保管以及在特定条件下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国家等法律效果，这完全符合事实行为的构造，故遗失物拾得规范属于事实行为。
反之，若构成要素中有行为，但它是不产生事实后果的表示行为，则该规范构成要件就不是事实行为。比如，在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订立合同的情形，相对人催告法定代理人追认的规范（《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第1句）以催告为核心的构成要素，故它可归为行为类法律事实。而催告是表示行为，该规范因此不能归为事实行为。在该规范中，其法律效果完全由法律规定，即法定代理人在催告确定的合理期限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法》第47条第2款第2句），合同因此无效。这种构造是“表示行为+效果法定”，即在构成要件中有表示行为，且法律效果交由法律规定，具备这种构造的法律规范在法律事实中属于准法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