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同机理与评价
第1章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研究进展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是经济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城市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通过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与健康发展，带动了城镇地域形态的有序改变；而城镇空间的拓展和人口的集聚也为工业化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支撑和市场需求。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同发展和良性互动是健康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也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理论探索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在战后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的理论探索也随之蓬勃展开，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之后的数十年中，随着世界城镇化的重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
从库兹涅茨和钱纳里开始，西方学者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库兹涅茨（Kuznets，1966）在考察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经济结构变动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时指出，产业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是由产业的不同属性引起的。由于各产业产品的生产方式、所需技术及其产业关联度等属性的不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只有在城市中才能获得规模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变，这种结构变动需要劳动力、资本投资和居住地点向城市转移，由此带动了城镇化进程。他在1971年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各国经济增长常伴随着人口增长和结构的巨大变化（Kuanets，1971）。在当今时代，发生了以下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镇化过程。库兹涅茨虽然把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和城镇化联系在了一起，但他只是间接提到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未再做深入探讨。
Chenery和Syquin（1975，1988年中文版）在考察工业化进程中发展的“标准型式”时，对经济发展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城镇化发展的轨迹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动与城镇化相互关联的问题。他们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对在不同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城镇化率（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和劳动力配置（以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额衡量）进行比较时发现，两者的变动曲线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分额也在不断增加。Chenery认为，两者之所以在变动上相似，是因为城镇化与产业部门中的劳动力结构紧密相关。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Chenery进一步指出：工业化与城镇化密切相关，工业化过程即是产业结构变动过程，这是城镇化现象的动因（钱纳里等，1989）。他还着重分析了生产结构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Kuznets和Chenery等人对产业结构变动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的只是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们所关注的角度也不同。
之后，Moir（1976）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考察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城镇化联系紧密程度的差异。他将75个国家从1945年到1973年间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低水平阶段，城镇化与第二产业联系更为紧密；而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分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另外，Scott（1986）在对工业化的逻辑对城市问题重新定义的基础上，也认为工业化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组织和社会一体化过程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集聚经济（Davis&Henderson，2003）、人力资本状况（Lucas，1988；Black&Henderson，1999）、技术进步（Murata，2002；Davis&Henderson，2003）、经济政策（Davis&Henderson，2003）等因素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影响也逐步受到重视。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国内学者对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也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从总体上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认为工业化影响城镇化的途径是：生产结构变动首先作用于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发展变化再影响到城镇化的发展水平。陈鸿宇、周立彩（2001）认为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而产生这种互动关系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内在联系。景普秋、张复明（2004）提出了一个有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发展的理论模型，认为两者的互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集聚、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陈柳钦（2005）认为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同向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动体现为城镇化的变动。城镇化首先是一种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比例越高，则城镇化水平越高。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城镇化的发展，因为任何产业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
二、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数量关系
从全球层面来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差异明显。贝利（2008）指出，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长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要素投入，使得非农产业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与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相一致，因此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是同步协调发展的。John W.Bennett（1977）、Jonathan Eaton（1997）、Sukkoo Kim（2005）分别研究了日本、法国和美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不存在工业化与城镇化严重不协调的现象，因此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约束，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了城镇化滞后和城镇化超前两种现象。城镇化滞后集中在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奈尔（2007）认为，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把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工业增长上的导向，造成城市住房、基础建设、社会服务等投资不足，而投资政策又通过控制人口向城市迁移得到加强。城镇化超前则多出现在战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人口增长迅速，导致大量人口向城镇流动；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吸纳不了如此庞大的劳动力，流入城镇的乡村人口主要被传统第三产业吸收，这导致城市失业率很高，并出现了贫困、贫民窟、犯罪、社会动乱等问题。Lutz Holzner（1970）、Roger Hamburg（1972）、William Wood（1986）、Mary Tiffen（2003）分别研究了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探讨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协调导致的多种经济社会问题。
中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进行了诸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具有明显的阶段差异和空间差异。劳伦斯（1976）、塞尔（1979）、陈金永（1984）、柯克比（1985）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化严重滞后，其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反城市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对工业偏爱的发展逻辑。辜胜阻（1991），陶然（1995），周一星、曹广忠（1999），王小鲁（1999），胡序威（2000），钱敏泽（2001），周一星（2001），王文剑（2007）等认为改革开放前20年，不管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从工业化水平来衡量，都存在城镇化滞后的问题。刘连根（1997）、刘勇（1999）、樊纲（2001）等认为，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阶段是比较一致的，不存在城镇化滞后，或者至少不存在城镇化严重滞后工业化的情况。邓宇鹏（1999）提出了隐形超城镇化的概念，认为由于存在乡镇企业就业的隐形城市人口，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超前。近年来，王桂新（1997）、周一星（2006）提出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经济发展越来越呈耦合联动、同向稳定发展的态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已基本适应。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空间差异也非常明显。李青、陶阳（1999）通过对全国26个省区（不含京津沪和海南、西藏两省区）改革开放前后相关系数的分别计算与分析，区分出五种类型。指出在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相关程度与演化程度不同（城镇化用城镇化水平；工业化用工业化水平，即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表示）。蒋耒文、考斯顿（2001）通过对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20年的数据对比发现，我国地区及省区间城镇化水平差异程度及趋势存在差别，且区域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总体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刘盛和（2003）利用三普、四普、五普数据，研究了1982年、1990年和2000年3个时点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变化，发现中国各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福建省和北京等地区，城镇化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工业化。李国平（2008）利用1982-2005年连续非农化率和城镇化率的比值分析我国省级尺度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速度与工业发展水平是基本协调的，东北三省有类似过度城镇化的倾向；中西部一些省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人口向非农转化的速度均过低，显示出低度城镇化的倾向；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仍显得过快；而另一些地区城镇化水平不低，但较工业化发展速度却显得稍慢。刘涛、曹广忠等（2010）分析了四川省和浙江省县级单元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研究发现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普遍较好，而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普遍较差。袁海、周哓唯（2008），段禄峰、张沛（2009）等学者都得出类似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的情况，很可能影响我们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判断。周一星（2006）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入了中期加速阶段，近期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陆大道等（2007）认为1995-2005年间全国城市化率增速每年达到1.4个百分点，出现了城镇化过速发展，并存在人口城镇化虚高、行政区划调整下的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建设布局无序、资源环境受到损害等问题。
三、工业化与城镇就业吸纳
工业化可以从产业的非农化与就业的非农化两个方面进行衡量和考察。产业非农化是工业化的核心，它直接决定了就业非农化的规模和水平；就业非农化是工业化影响城镇化的直接因素，非农产业在城镇的集聚，促使非农人口在空间上向城镇转移，推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非农就业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由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和内部结构共同决定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克拉克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经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库兹涅兹和钱纳里分别通过多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部分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下降，而工业部分和服务业部分的产值份额和劳动力份额都趋于上升。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和二产、三产发展水平的结构，决定了非农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迅速增强，但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和区域差异。李红松（2003）分别计算了1978-1989年和1990-2001年的总就业弹性，1991-1996年和1997-2001年的二产弹性和三产弹性，发现总就业弹性由0.31下降到0.14，二产就业弹性由0.17下降到0.01，三产就业弹性由0.74下降到0.14。但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没有下降。简新华、余江（2007）重新估计了我国1980-2004年剔除冗员影响后的就业弹性，结果显示1995年后中国GDP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并没有下降。蔡昉等（2004）认为，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就业增长，这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所引导的投资方向往往是就业密集度较低的行业，进而导致反周期措施拉动就业的能力大为降低。在地区差异方面，张江雪（2005）利用1978-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产业就业弹性，发现1978-2003年，东部非农就业弹性达0.63，而中部地区就业弹性仅为0.41，不仅低于东部地区，还低于西部地区的0.45，并认为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程度、县域经济发展差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中部地区落后的原因。
在非农产业中，一般认为二产就业弹性低于三产，特别是近年来二产就业弹性显著下降，很多学者都认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但刘伟（2005）等学者认为，虽然二产就业比例低于三产，但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二产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三产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还不强。张顺、陈丁（2008）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发现，第二产业就业弹性增加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高于三产，不但有利于本产业自身，也有利于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马海英、王立勇（2009）认为，三产具有周期稳定效应，缓和二产剧烈波动导致的经济和就业问题。并且，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间“异质性”特征突出，所以其就业吸纳弹性差异较大。程永宏（2009）利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尽管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失业率却没有因此而下降。在一般意义上的正规就业基础上，胡鞍钢（2006）指出非正规就业在城镇就业中的重要地位。1990-2004年，非正规就业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的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
四、工业化与乡城人口迁移
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收益更高的工作岗位，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托达罗和哈里斯（1970）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提出人口流动过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在托达罗模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规模实际上是城镇能够提供非农就业岗位的数量，工业化水平决定了城乡人口迁移。
Zelinsky（1971）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人口迁移情况，提出在工业革命前传统社会，人口很少迁移流动；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出现大规模由农村向城市以及海外的人口移动；在工业革命晚期，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放缓；在发达社会阶段，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更低，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加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增加；在未来超发达社会，大多数居民迁移发生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大量欠发达地区人口迁入。Jinsuk（1996）和Mark（1999）对人口迁移与非农就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业机会的增长是影响人口迁入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由于劳动者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就业转换成本高于同类产业部门内的转换，因此非竞争性就业增长（空间分布均衡的产业部门），有利于当地居民的就业，所吸引的人口迁入较少，而竞争性就业增长（空间分布不均衡的产业部门）有利于外来人口就业，吸引人口迁入较多。
中国学者也对城乡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农业部（1995）调查显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寻找就业机会、寻求较高期望收入。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胡鞍钢、赵黎（2006）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非正规部门工作，促进了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户籍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人口管理制度，对城镇化具有重要影响。蔡昉（2003）、陶然（2005）等研究了户籍制度作为我国人口管理的独特制度，对人口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行为方式的影响。孟晓晨（1990）提出由于存在户籍制度的限制，工业化导致的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和空间转移不匹配，出现双轨城市化。陈吉元、胡必亮（1994）提出城镇化道路的“三阶段论”，即第一阶段以向小城镇转移为主，第二三阶段则主要是向城市转移。
中国的人口迁移还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王立英（1996）、徐伟（1999）、李玲（2005）根据迁移规模、增长速度、时空距离的变化，研究了中国人口迁移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认为，人口迁移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农产品价格改革，劳动和资本开始在城乡之间流动；第二阶段起始于1984年国家放宽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和城市改革的启动，人口迁移规模迅速扩大，远距离迁移大范围展开；第三阶段是1996-2000年，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仍在较大的总量规模上运行；第四阶段是2001年以后，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迁移流动又逐渐加速。辜胜阻（2006）研究发现，珠三角城镇化主要受外省迁入人口影响，长三角和京津唐主要受本省和外省迁移人口的共同影响，中部地区则主要是受本省迁移的影响。
五、工业化与城镇发展动力
产业非农化和就业非农化最终都是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对城镇化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中国城镇化过程及动力机制的研究相当丰富。顾朝林（1999）、崔功豪（1999）将中国城镇化总结为自上而下城镇化、自下而上城镇化和外资影响下的城镇化三种模式。沈道齐、崔功豪（1990）基于苏南地区的研究，提出中国城镇化动力包括国家有计划投资、大城市自身发展与扩散、乡村城镇化、刺激外资引进和发展地方经济五种动力。实际上，正如顾朝林、徐海贤（1999）指出的，中国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动力结构。
辜胜阻（1991）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城镇化动力为二元城镇化动力机制，宁越敏（1998）认为90年代中国出现了多元城镇化替代以往的一元或二元城镇化，较为集中的城镇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企业发展模式。周一星、曹广忠（1999）基于对改革开放20年来的数据分析，提出中国城镇化动力机制实现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吸引外资和吸引内资对推进城市化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刘传江（1998）、陈波翀等（2004）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要素流动、市场化改革等角度对城镇化动力机制作了分析。徐维祥等学者（2005）则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指出产业集聚具有的规模效应能够推动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李铁立、徐建华（2006）引进了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中国城镇化动力问题。景普秋、张向阳（2007）提出生产效率、空间集聚、外贸依存度、人口受教育水平等非农化要素对提高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作用。
很多学者还进一步对我国各区域，特别是东部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曹广忠（2008）的研究表明，各省区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既有明显受到转型期要素流动影响的省份如广东省；也有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推动城镇化的区域如上海、江苏和浙江；还有表现为典型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传统模式的省份如山东省等。许学强（1988）、薛凤旋（1995）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动力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外资则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新动力。樊杰（2002）注意到农村工业发展在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化中的重要，李王鸣等（2002）、吴莉娅（2006）、冯健（2007）则分别分析了民营经济、专业市场等之于浙江温州、台州，生产要素市场化之于江苏城镇化，血缘、地缘和商缘关系之于山东淄博城镇化的重要作用。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垄断竞争模型、冰山运输成本和数字模拟为基础，提出了以核心—边缘模型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规模效应、市场效应和交易成本成为促进城市发展、吸纳非农就业、提高城镇化率的新因素。目前，新经济地理学在城镇化研究上的应用主要集中在规模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Henderson（2005）研究了中国中等尺度城市发展，认为根植于本地市场的中型城市能够为为高一级城市提供产品，在生产效率上并不落后于大城市。金煜、陈钊、陆铭（2006），贺灿飞（2009）研究发现，中国大多数产业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中的程度不断提高。任晶、杨青山（2008）提出城市产业多样化促进创新思想的产生和知识溢出，进而促进了城市增长。贺灿飞、潘峰华（2009）进一步研究指出，产业专业化和本地竞争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增长，但是当专业化和竞争超过一定水平之后将不利于产业增长；相反，多元化程度只有达到较高水平之后才会显著促进产业增长。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2009）以新经济地理模型为基础，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认为消费结构升级导致其与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之间的张力不断上升，从而驱动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
六、研究评述与本书内容
学术界已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在二者的作用机理及微观过程方面仍十分欠缺，导致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进展缓慢。具体而言：
（1）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效应使得二者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下、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之间的互动模式都很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对这种差异性的理性认知正是解读区域发展模式、引导区域健康发展的基础。现有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本研究将采用Grange因果检验的方法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
（2）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同性是决定二者健康可持续推进的根本因素，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二者数量关系的静态描述上，很少对这种协同关系的演变规律及其背后的形成机理进行系统分析。通过浙江、湖北、四川三省的案例，本研究将对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同性进行动态的综合评价，并通过实证模型进一步探索其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能够更加系统地认知和总结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与多元模式。
（3）现有研究普遍将城镇化与工业化看作国家或区域层面上的宏观过程，忽视二者相互作用的微观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们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作用机理的认识。因此，本研究通过以下尝试探索二者关系的微观基础：首先，我们将从省、地、县、乡、村及企业等各级空间尺度上对城镇化和工业化及其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多维度的系统分析，尤其重视村镇级的产业布局与空间拓展；其次，我们将深入考察工业化的内在过程，借助复杂网络分析的方法体系，分析区域产业链的形成、演化与结构模式；再次，我们将区域产业链的发展过程空间化，通过描绘村镇与产业布局的协同演化过程，提取典型模式，探索作用机理；最后，我们将从村镇层面上对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同关系进行微观的综合评价，并提出村镇—产业布局的协同与优化策略。
（4）对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这种关系本身，极少涉及二者协同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而后者正是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关注的重点方面。因此，本研究将从全国及义乌、南充两个城市层面分别对此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在宏观上考察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微观上探索村镇及产业布局模式对土地资源和区域环境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布赖恩·贝利著，顾朝林等译.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18-25，47.
蔡昉，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曹广忠，王纯洁，齐元静.我国东部沿海省区城镇化水平影响[J].地理研究.2008，27（6）：1399-1406.
陈鸿宇，周立彩.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关系探讨[J].岭南学刊.2001，（6）：53-58.
陈吉元，胡必亮.中国三元经济结构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研究.1994，（4）：14-22.
陈柳钦.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从产业结构转移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05，（1）：10-17.
程永宏.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失业率的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5，2：46-56.
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地理学报.1999，54（2）：106-113.
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J].当代财经.1999，（6）：20-23.
段禄峰，张沛.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问题研究[J].区域与城市.2009，16（7）：12-16.
樊纲.城市化：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心环节[J].政策.2001，10：24-25.
冯健，刘玉，王永海.多层次城镇化：城乡发展的综合视角及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07，26（6）：1197-1208.
辜胜阻.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及其战略思路[J].经济地理.1991，11（3）：22-27.
辜胜阻，易善策，郑凌云.基于农民工特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口研究.2006，30（5）：1-8.
顾朝林.新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政策的思考[J].城市发展研究.1999，5：6-13.
贺灿飞.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集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贺灿飞，潘峰华.中国城市产业增长研究：基于动态外部性与经济转型视角[J].地理研究.2009，28（3）：726-737.
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3）：111-119.
胡序威.有关城市化与城镇体系规划的若干思考[J].城市规划.2000，24（1）：16-20.
简新华，余江.基于冗员的中国就业弹性估计[J].经济研究.2007，（6）：131-141.
蒋耒文，考斯顿.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探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1，1：45-52.
金煜，陈钊，陆铭.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J].经济研究.2006，4：79-88.
景普秋，张复明.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模型初探[J].经济学动态.2004，8：63-67.
景普秋，张向阳.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区域典型相关分析[J].经济问题.2007，4：54-56.
李国平.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关系分析与评估[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27（5）：6-11，16.
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3，29（4）：23-27，66.
李玲.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力市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李青，陶阳.对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关系的纵向考察[J].城市问题.1999，87：34-39.
李铁立，徐建华.“泛珠三角”产业、人口分布空间变动的趋势分析[J].地理科学.2006，26（4）：402-408.
李王鸣，王纯斌.温台地域城市化机制与转型分析[J].经济地理.2002，22（5）：598-601.
刘传江.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潜力与创新[J].城市问题.1998，3：11-14.
刘连根.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21-26.
刘盛和，陈田，蔡建明.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J].地理学报.2003，58（6）：937-946.
刘涛，曹广忠，边雪，郜晓雯.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评价及规律性探讨[J].人文地理.2010，6（25）：47-52.
刘勇.我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1999，4月14日第8版.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刘慧，高晓路.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经济地理.2007，27（6）：883-887.
马海英，王立勇.我国第三产业周期稳定效应与就业吸纳效应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7：144-150.
孟晓晨.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J].地理学报.1992，47（5）：441-450.
苗长虹，樊杰，张文忠.中国农村工业发展：一个综合区位分析框架[J].地理研究.2002，21（1）：125-133.
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J].地理学报.1998，53（5）：470-477.
农业部《民工潮的跟踪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经济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当前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1995，（1）：43-50.
钱敏泽.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关系的比较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8：24-28.
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
沈道齐，崔功豪.中国城市地理学近期进展[J].地理学报.1990，45（2）：163-170.
陶然.论大城市的发展潜力和人口政策选择——从“过度城市化”争论看中国大城市发展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5：40-47.
陶然.城市化、农地制度与迁移人口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05，12：45-56.
王桂新.中国人口工业化、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6：33-40.
王立英.试论我国城镇暂住人口的管理[J].人口与经济.1996，4：3-9.
王文剑.我国工业化战略对非农就业向城镇转移的影响——基于1952-2004年数据的协整分析[J].经济经纬.2007，6：119-122.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推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1999，9：22-29.
吴莉娅.生产要素市场化与江苏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J].地理科学.2006，26（5）：529-535.
徐维祥，唐根年，陈秀君.产业集群与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研究[J].经济地理.2005，25（6）：868-872.
徐伟.中国劳动力流动论坛观点综述[J].人口与经济.1999，1：63-64.
许学强.对外开放加速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J].地理学报.1988，43（3）：201-212.
薛凤旋，杨春.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规划.1995，6：21-27.
薛昊旸.区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5，3：35-37.
雅诺什·科奈尔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袁海，周晓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2-124.
张江雪.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弹性的比较——基于面板数据模型（Panel data model）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10：100-110.
张杰飞，李国平，柳思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模型及政策分析[J].世界经济.2009，2009：82-95.
张顺，陈丁.中国产业间就业弹性的动态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18：111-113.
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6，30：32-37.
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J].城市规划.1999，23（12）：8-13.
周一星，王玉华.中国是不是低度城镇化[J].中国人口科学.2001，6：39-45.
Davis James C. and Henderson J.Vernon.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 ；tion Proces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3，53：98-125.
Duncan Black,and Henderson J. Vernon.A theory of Urban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107：252-284.
Eaton Jonathan,and Eckstein Zvi. Cities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France and Japan[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7，27：443-474.
J. Vernon Henderson.Growth of China's Medium Size Cities[J]，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2005，1：263-303.
Jinsuk C.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England：Avebury Press，1996.
John W. Bennett,Levine B.Solomon,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Japan：The emergence of public discontent[J].Habitat International，1977，2（1-2）：205-218.
Kua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M].NewYork：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35-40.
Kuznets Simon. Modern Economic Growth[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530.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Lucas Robert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3-42.
Lutz Holzner. Urbanism in Southern Africa[J].Geoforum，1970，4：75-90.
Mary Tiffen. Transition in Sub Saharan Africa：Agriculture,Urbanization and Income Growth[J].World Development，2003，31（8）：1343-1366.
Moir Haze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1976，25（1）：123-135.
Roger. Hamburg.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and moder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Soviet views[J].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1972，5（1）：1-20.
Scott A. J.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zation：A Geographical Agenda[J].Annals of Assoco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86，76（1）：25-37.
Sukkoo Kim,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Did the steam engine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2005，42（4）：586-598.
William B. Wood,Urbanization within the Indonesian economy：a policy dilemma[J].Cities，1986，3（3）：219-227.
Yasusada Murata. Rural 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1-34.
Zelinsky. W.The Hypothesis of Mobility Transition[J].Geographical Review，1971，61（2）：219-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