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1]

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为了要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去年春天曾召开过一次座谈会，由于当时很多参加座谈的人对社会学还是心有余悸，没有谈出结果来。今年春节期间又谈起要成立社会学研究会的问题，并约定开一次成立大会，在会上要我作一次发言，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还得搞社会学？怎样着手搞社会学？我同意这确实是当前应当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并且觉得有责任发表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可是，当我打算下笔写发言时，却很为难。二十多年来，我没有提过这门学科，国内也没有人敢再提了。对这门解放初期就被撤销、1957年又被打入禁区的社会学，叫我从何说起呢？

我正在握笔发愁，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找到了我的门上。他一见我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稿，床上堆满了杂乱的书籍纸，就想起了几十年前我们在中学时宿舍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说：“你怎么还在闹住宅问题？”我告诉他说：“实不相瞒，这是被我的第三代挤得这样的。老伴有病，把女儿一家调回来照顾她，人多了，空间就少了，还不该让点地方给新生的接班人！”他点头就说：“人口问题，还是不容情的吧。”突然他问起我以前写的《生育制度》那本书，能不能借给他重新看看。接着他又讲了一段家常。他原来同儿子住在一起，可是老伴和儿媳相处不好。后来儿子调往外地，他和老伴跟女儿一家同住，才算解决了“家庭问题”。但最近他儿媳生了个娃娃，夫妇双职工收入有限，当地托儿条件不便，雇人又雇不起，急得没办法，来信求援，看来还得把娃娃送回来，今后麻烦事又少不了。所以他想起我那本旧著来了。

最后，他很有感触地说：“这不是我们一两个人的问题，是社会上很多人的共同问题呀！看来都是些小事，我们这些书生过去都不愿谈论的生活琐事，现在却成了四个现代化的不小的障碍。这些啰嗦事拖住了不少人的后腿啦！”似乎这些问题该我负责似的，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不是搞过社会学的么？你得说说这些社会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是。”我顺口说：“没有调查，哪里有发言权呢？”他紧接着似乎在责备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调查调查呢？”

这位老同学的责难开了我的窍。为什么还得搞社会学和怎样着手搞社会学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已经给他一语道破了么！

社会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人和人在一起生活，总免不了有矛盾。这些矛盾有不同的性质，有不同的原因，也应当采取不同的办法去处理。生活在这些社会里的人，感到问题存在，需要解决，但不一定都明白这些问题属于哪种矛盾，怎样对付才是。

在悠久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是在“试验——错误——再试验”这个公式里进行生活，付出很大代价，从正反的经验教训里积累一些比较妥善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然后作为传统保存下来。社会又不依人们的意志继续在发展，旧的传统解决不了新的问题，需要不断付出代价积累经验。总之，人类的社会生活曾经长期在必然王国里翻腾，演出了多少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而没有觉察到社会的变化和自然界一样也有它的客观规律。人类终于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要按照客观规律处理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事，是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上的重要步骤。我那位老同学责备我为什么不通过调查研究提供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客观依据，实质上就是这种自觉的表现，要求我们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

好事多磨，道路曲折。我不由得不想起一些往事。解放前，我们这些学过社会学的人虽然有志于用科学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但由于受各自阶级和教育的影响，又缺少马列主义的学习，实际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态度。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开展社会学的研究是很困难的，要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限制，我自己在从事社会调查时就经受过重大的创伤。那时候即或有的人或有的学校做过某些社会调查研究，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出过一些看法，总不免受到立场、观点、方法上的局限。解放后，绝大多数从旧社会来的搞过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人都衷心地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这门科学，以达到能开展适应新中国需要的社会学研究，进行一些社会调查，反映一些实际情况，提供有关领导部门作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时的依据，以便自己能通过学术工作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但是，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时，各大学撤销了社会学这门课程和停办了这个学系，社会学这门学科实际上从此就被否定了。1957年，一部分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带来了社会根本性的巨变，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着需要相互适应的问题；要在各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有必要进行有领导的、有计划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调查研究，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他们的这些意见当时竟被曲解为企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更被无限上纲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很多人在这种罪名下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许多老前辈竟含冤逝世。于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社会上成了谈虎色变的禁区，时至今日许多人还是余悸犹存。真相已经大白的今天重提往事，无非是为了澄清是非，消除余悸。

我们应当承认，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是有阶级性的，因此对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学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和批判是必要的。但是，对这门学科扣帽子，打棍子，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从而使许多建议搞社会学的人遭受迫害，这样做是错误的。

现代的社会科学从历史上说都是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产生的。当时资产阶级作为新兴和进步的阶级在同落后的封建阶级斗争中，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为它服务。它之所以能战胜腐朽的阶级，也多少是由于它拥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实际的知识。在资产阶级本身日益腐化、没落的过程中，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社会科学才日益表现出它们的阶级局限性，甚至堕落成为歪曲客观现实的帮凶，表现出它们的反动性。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从历史观点区别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

产生社会科学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存在着对立的阶级的。各个阶级都有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分别形成它们的思想体系。所以，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包含着不同阶级属性的派别，比如既有资产阶级社会学又有无产阶级社会学。至于某一个学者，或某一个学说，或某一个学派的阶级性，必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得出适当结论。把它们一股脑儿加以否定，既不分别他们所根据的资料和从中引申的理论，又不区别其理论的局限性和反动性，那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不足为训的。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学，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因为正如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一样，中国解放前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也具有两面性。他们当时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有落后、反动的一面，也多少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即进步的一面。对他们一概否定，恐怕是缺乏分析态度的。即使旧中国所有的社会学一无是处，都是些毒草，这也不应当作为把社会学这门学科连根拔掉的理由。恰恰相反，因为过去有人用了不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得出了有害于人民的论点，我们就更有必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建设一门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学。不应当因噎废食，如倒浴盆里的脏水时连孩子一起抛掉一样。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是非也已得到昭明。但从这一段不平常的往事里我觉得应当得到一条教训。任何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矛盾，都存在着社会问题，都应当科学地对待。掩盖矛盾，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极为有害的。现在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即使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社会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以当前中国来说，其中大量是属于社会前进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行新的长征。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巨变必然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的适应，也就是要在各方面相应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问题并不奇怪，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之所以成为坏事，恰恰在于有了问题不去正确处理，而让它放任自流。社会主义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使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得到滋生。

不妨就我那位老同学提到的那个问题来说，双职工的年轻夫妇抚育儿童的困难，已经成为当前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本来夫妇都参加社会工作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实现了男女平等的表现。儿童获得充分抚育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实现而且可以实现的事。这两件事在当前却发生了矛盾。怎样使一对双职工夫妇生了孩子后，既能维持夫妇的正常工作，又能使孩子得到良好的抚育，这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能得到充分反映和具体分析，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是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的，那就是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办好集体的托儿事业。如果不这么办，而是听之任之，表面上似乎也能得过且过，实际上却出现了许多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事情。父母生了孩子，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孩子抚育成长。如果他们不能从社会主义的集体福利事业中找到可以放心托儿之所，势必乞求于其他的办法，有如夫妇轮流请假，或是托故旷工，或是付出相当高价找私人照顾，或者像我老同学所说的那样把孩子送回老家。这样必然影响社会生产，妨害工作纪律和社会风气，增加家庭负担和发生家庭问题。如果算一笔总账，把社会生产的损失、委托私人抚育的代价等等统统加在一起，这数目一定远远超过由国家和集体办好托儿事业的费用。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幼儿抚育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不仅女职工的负担加重，而且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获得的男女平等会不声不响地被损害。

这里我就那位老同学所提到的问题多说了几句。这是因为这类问题比较普遍，比较容易理解。在现实生活中，这类的问题实在不少，像住宅问题、人口问题、婚姻问题、城市服务问题以及犯罪问题等等，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也不得不关心的。可以设想，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飞快发展，社会生活各方面发展速度不容易取得平衡，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会不断发生。如果我们对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能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寻求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对可能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较早地有所觉察、有所准备，也就有可能减少或避免一些社会损失。

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在这时候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提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和及时的。

上面的一些话不仅回答了为什么我们还得搞社会学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我们对怎样着手搞社会学这个问题的意见，那就是，不妨从当前存在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入手。通过社会调查，我们才能系统地、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情况。这是我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必要材料。通过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具体社会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才能搞清楚这些社会问题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矛盾，然后才能正确地采取恰当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矛盾，以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从了解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实践中，我们才能总结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规律，使我们能更好地按规律来处理我们社会生活各方面不断发生的变化。社会学的理论就是从实践里总结出来的那些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社会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工作。

重视社会调查本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主席早为我们立下了社会调查的榜样，就是要满腔热情地以同志的态度取得群众的信任，使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社会情况如实地、生动地反映出来。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实事求是地、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就可以搞好社会调查。当前群众的觉悟和调查工作所需的物质设备，远非当年的条件可比，这使我们进行的社会调查，在范围上和内容上都可以比过去的大为扩大和丰富。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从毛主席提出向社会作调查的号召以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成绩固然不小，但也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我国社会的情况，在许多方面还是停留在毛主席当年指出的“一知半解”的状态。由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底子本来就薄，加上长期不被重视，后来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至今并没有较完备的关于社会情况的材料。所以要在我国建立社会学，还必须从搜集材料工作做起不可。从社会调查入手也是符合实际的办法。

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其实是整个社会科学都应当做的事。所以我们还得说明一下哪些社会问题的研究才属于社会学的范围。这就牵涉到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分科问题。这是个聚讼纷纭的题目。我个人的看法是，与其从理论上区划各学科的范围、研究对象，不如就当前具体情况来检查一下，有哪些社会问题已经有了研究它的学科，有哪些社会问题还没有专门的学科承担起研究它的任务。比如说有关商品的生产、流通等问题已经有经济学去研究了，有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国家的作用、民主与专政等问题已经有政治学去研究了，有关民族的问题已经有民族学去研究了，有关人们信仰的问题已经有宗教学去研究了等等。如果像这样开一笔清账，就可以看到当前还有不少社会问题并没有专门学科去研究。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留有不少空白点。现存的和今后还会有的社会问题也很多，例如我在本文开始时说到那位老同学随口提出的住宅问题、人口问题、家庭问题、儿童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看来也是应当及早进行研究的。在它们没有成长为专门学科如人口学、家庭学、儿童学之前，不妨先包括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采取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规定当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社会学研究工作有着广阔的领域。至于社会学前途怎样发展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在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时候，应当清醒地估计到的是当前的困难和广阔的前景。当前的困难中主要是缺乏这一门学科的研究人员。社会学由于中断了近三十年，教研工作全部取消，如果说社会科学中别的学科是“青黄不接”，那么，社会学则早就无以为继了。过去学过社会学的人，最年轻的也已经50岁上下，而且都已长期改行转业，业务生疏。要建立起一个研究队伍，固然还要借重一些留存下来，业务还没有全丢的原来学习过社会学的人，我看主要还得依靠马列主义修养较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参加新建的工作，同时及时开始吸收新的一代进行培养。怎样培养出这个队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任务。

当前的困难是压不倒我们的，因为有广阔的前景鼓舞着我们。我们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创举，就是要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祖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正在向这个目标进行新的长征。在这长征路上，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正在用他们的智慧和血汗去创造这一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经验，这些经验将是今后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而我们社会学工作者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样，肩负着把这些经验记录、整理、提高形成指导人类前进的理论的责任。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有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又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只要世代相继，坚持努力，我们一定能做出成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我们用我们的余生，竭尽全力，响应党的号召，在开展社会学研究这件工作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