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关于社会学，我原本不想发表什么意见的。这个问题我很久已经不再去想它了。最近吴景超先生在《新建设》上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了出来，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文汇报》记者要我说几句话。

我和社会学的关系

先得交代一下，我个人和社会学的关系。我读书和教书的时候，的确一直和社会学有点关系的，但实在说来我和一批朋友却也是一直在这个牌子底下搞私货，叫它什么学也说不清楚。这私货就是少数民族、农村、市镇、工厂的社会调查。这套东西在英美的正牌的社会学家看来是行外的；一定要归个行，倒近于英美的所谓社会人类学，我们现在称作民族学的那一些东西。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牌子挂不大出来，所以一直混在社会学系里。要找个说法，我们就说，我们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社会学。我们这些东西混在社会学里并不是为当时所有社会学界所同意的，至少并不是正统。所以我觉得一直有些搞私货的味儿，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旁出的学派。

由于我和社会学有着这么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我对于一般所谓社会学不免是有点偏见的。要我来发表意见自不免缺乏代表性。这是我不想发表意见的原因。如果只从我个人出发来谈，我觉得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对我似乎并没有多大关系。我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取消之前就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我有机会去实地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一方面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一方面还是可以利用我过去的训练，继续我的学术工作，我并没有“改行”的感觉，只是觉得现在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好多了。在这些工作上我一直是积极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也不再去想社会学有没有地位的问题了。在我，这个问题是解决了的。社会学这个牌子取消了，我还觉得卸去了一个包袱。

社会学问题的提法

但是，这时候把社会学的地位问题提出来研究一下好不好呢？我觉得是好的，也是有必要的。我倒并不是因为苏联派代表出席了国际社会学会，《新时代》杂志上又提出了中国没有代表出席的话，才觉得我们该考虑一下在各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做得对，现在应当不应当恢复的问题。我是不很赞成这种态度的。我并不想再去讨论几年前大学里取消社会学系是否是正确的。我也并不想在社会学这个名词上来做文章。我觉得应当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和人的关系。其中主要的是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改变又要求其他方面的各种关系产生相适应的改变。这些变化都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我们如果能掌握着这些客观规律，那么改造起来就顺利些；如果摸不清这些规律，我们就会吃亏。这里就有学问，也就有科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那是有了基础的。其他许多关系的研究我看还都没有很好地建立或发展起来。这话说来，就牵连得多了。我也没有考虑成熟，如果作为一般讨论，我不妨说说我的意见。比如我最近调查了一些党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我意识到这里有一门很复杂的学问，那就是怎样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这问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好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等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新问题，是在阶级消灭后人和人的政治关系问题。把这些关系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来研究它的变化和运动的规律不是一门新的学问么？如果要挂个牌子，我想也可以说是政治学。

我这两年来又调查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其中有一方面是属于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那是新的政治关系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和变化，如果专门加以研究，总结一些经验出来，我想又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极有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我又看到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的管理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在是处理得不免太简单化了些，而且的确出了一些问题的。其实，这又是一门学问，我想就是行政学或管理学。

上面所说的那些问题，现在尽管没有进入学府来进行研究，在党派和政府机关里是有调查研究的。但是还有些人和人关系的研究却落了空。比如两性关系罢。这是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但是认真地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重要部门来加以调查研究却就很少了。现在不论是哪个地方，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夫妇问题、养老问题、儿童问题等都有一大堆，而且大家总是觉得最头痛，甚至不知道怎样处理才妥当的。社会进步得这样快，这些方面都需要建立起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关系，而新旧交替之际，出现些混乱现象是难免的。不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使得许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动，甚至违法乱纪，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不利的。

再举个例子：最近很多人注意了人口问题。这个问题不论怎样说法总是存在的。过去却因为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论，大家都不敢再提这个问题了，好像谁一提这个问题就该批判似的。实在说来，好好地研究这个问题正可以否定马尔萨斯的理论，而建立起我们的正确观点来。大家不敢谈，并没有取消这个问题；以致一松口，就出现了“吃蝌蚪”的不科学的宣传。我并不怪宣传吃蝌蚪的人，更不怪吃蝌蚪的人，而要怪阻碍研究人口问题的人。

在这里我不想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只想指出这类问题是会跟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的，并不会太平无事的。对于这些问题用科学方法来调查研究比闭了眼睛说没有问题对我们有利。如果我这样说法是对的，自然要问，谁来研究，由党派和政府的干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研究好呢，还是搞一批人出来专门做这些工作好呢？我想是专业来搞应当好些。搞得出一套学问来么？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它的变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分析得出一些道理来，不就是学问么？至于这些科学称什么名称，那倒无关宏旨。如果大家觉得社会学三个字不讨厌，用这三个字也要得。如果很多人看了不舒服，想出个顺眼些的名字来，当然也好。

也许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些是否够得上称什么学，我想也不必在这个字上引起争执。如果大家承认这些问题有必要系统地调查一番，那就第一步先搞调查，称作“社会调查”也可以。我想反对“社会调查”的人理由是不会太多的。

从事社会调查的人员

有没有会搞社会调查的人呢？我认为是有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以前在各大学里教社会学和学社会学的人。他们过去搞过这套调查工作，立场、观点、方法固然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这些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改造的。他们原来学会的那些访问、观察、记录、统计、分析等技术还是有用的，而且他们多少也了解过旧社会里的社会情况以及当时的问题，调查起现在新旧交替的情况时，还有很多知识大有用处。如果要搞这些工作，我愿意保举这一批人员。

取消了社会学系之后，这批人哪里去了呢？现在怎样了呢？我所知道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很得其所哉的，在新岗位上搞得蛮起劲，要他们回老行是做不到的。我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那些有了新的岗位工作的，也能胜任，但是心里还不忘旧好，有机会再继续搞老行是乐意的。第三类是一直没有安定的，我就知道有一位老教授，院系调整后，一连改了三次课程，改得他三日京兆，无所适从。我知道有些没有开课，学了俄文在搞翻译工作的。我也知道还有在政府参事室里，除学习之外，没有什么事做的。他们如果能回到老行来，那真可以帮助解决些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问题，这些人的潜力这样是可以发挥的。第三类的人并不是个别的。总的看来，这项工作不是没人。

有事也有人，但还缺一条，就是要个组织，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如果承认这些也是科学研究，那就应该安在科学院里，能成立个社会学研究所那是最好了。如果觉得社会学这个名称不体面，不妨称社会调查所。说起来，社会调查所是有过历史的。现在北京文津街科学院办公室的建筑原来有一半就属于过去的社会调查所的。那个社会调查所的所长陶孟和先生，现在就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其中不无瓜葛可缘。话暂且说到这里，声明一下，我原来已不再想这个问题了。这段话是被人勾出来的，考虑得是不够成熟的。

1957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