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的记叙——从文化记忆、视觉感受及文本等方面研讨唐宋相国寺

美国乔治亚大学　李瑞（Ari Daniel Levine）

踪迹难寻的失落印象

虽然语言描述可以唤起、缔造，并储存脑海中的视觉印象，但是文本毕竟不同于图像，将两者等同无疑犯了范畴学上的错误。（注：Jerome Silbergeld，Stephen West，Julia Murray，Leah YaZuo和Dominic Steavu提供的课外阅读促成了我对此文的构思，在此谨致以诚挚的谢意。）人物、地方、事件，这些逐渐淡去的残留影像在其亲历者的记忆中重组，继而化为文字。而读者则凭借自身想象，将这些文字在脑海中转为图像。根据认知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记忆并非对感官数据的单纯读取，如同从计算机硬盘上观看假期的照片或视频那样。回忆的过程实则有点像想象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又更像是依据脚本搬演一幕舞台剧，而不是仅仅照着幻灯片或录像来模仿动作。（注：参见Daniel L.Schacter，Donna Rose Addis和Randy L.Buckner，《从记忆过去到想象未来：人脑的可能性》（“Remembering the Past to Imagine the Future：The Prospective Brain.”），《自然学科评论之神经学》（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第八期（2007年9月），第657—661页。）当作者重新写下活跃在其头脑中的视觉印象的最新脚本，将其定格于笔端并公之于众，读者便会在脑海中搬演脚本，借此制造出一系列视像。然而，即使读者能对作者心中的图景有所领会，那也只能是一种间接的再创造。所以，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以为，作者及读者所见、所谈是具有相同色质的图景。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一般会认为人脑存储及回忆个人经历的过程类似于最新的计算机复制技术，但显而易见，古人自脑海中提取记忆并将其付诸笔端，绝非像在一个兆兆字节的硬盘上读取十亿字节的高清图像那样简单。（注：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中，记忆重构经常被模拟为将头脑中的意象读为、写为视觉符号，如同印满文字和图像的书本那样。有关这一理论/方法论/认知学问题的研究范例，可参看Mary Carruthers所著《记忆之书：中世纪文化中的记忆研究》（The Book of Memory：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19页。有关中古时期中国艺术中的记忆问题仍有待研究。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引起学界对这一研究盲点的重视，并提供一些研究思路。）

在本人对北宋开封陷落前后的相关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无过于视觉和文本在记忆呈现之间存在的偏差，而这一议题却是文化史，甚而艺术史学者不曾过问的研究盲点。当北宋/南宋的文人回想旧日开封的都市景观，不管是曾经亲游亲历，还是仅仅借由二、三手材料重拾记忆，他们都是在把自身抑或他人的视觉印象转换为书面记录。但这一过程只能单向进行：从视觉感知的影像到文本呈现的印象。上述过程无法逆转为单纯凭借文本重构视像，正如同电影脚本或剧本大纲无法直接转换为三维影像。这是因为作者的肉眼不同于客观静止的摄像设备；精神性的记忆活动不同于硬盘式的数据存储；人脑也不能等同于计算器。鉴于我们已知记忆、视觉、认知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所以我们需要更为成熟精妙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索文本与视觉之间的关联和断裂，并以此追溯文化记忆。

本文将借助五代至宋有关开封大相国寺的书面记录来实现这一主要目的，即强调借由文本数据来重构业已失落的都市景观有其理论和方法学上的困难。作为北宋最负盛名，且经常为皇室参拜（注：在英语世界，有关北宋时期皇家惠顾寺庙最全面的研究可参见黄启江，《北宋早期的皇权和佛教》，（北宋时期的皇权和佛教时期皇家惠顾寺庙最全面的研究可参见黄启江，引起学界对这一研究盲点的重视，并提供一些研究思路。），见Frederick P.Brandauer和黄启江编：《传统中国的皇权和文化转型》（Imperial Rule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raditional China），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4—187页。）的佛教圣地，大相国寺充斥着各种视觉元素：艺术、雕塑，以及建筑。几个世纪以来，学者已致力于整理并分析描述其壁画、塑像及房屋结构等方面的有限的几部文集，而我们将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在此，我想做的是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洗牌，就这些文本提出新的问题，并对那些想当然地以为，唐宋两代在物质和视觉记忆层面存在连贯性的意见作出警示。虽然大相国寺得以在公元1127年的女真族入侵中幸免于难，并为南宋使臣所记述，但是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重修已经是建立在18世纪那次重建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大相国寺与唐宋时期的原版建筑已经没有外形上的联系了。只不过，在那为10厘米厚的黄河淤泥所垂直分割的开封市区内，两者占据了大致相同的地理位置。如此，我们是否能够确知其雕塑、图画，以及建筑结构的原貌，或至少自我认为可以做到？如果无法知晓，又将会对我们有何影响？这篇论文是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解答。

最简单的回答则是：北宋年间有关大相国寺墙画、塑像、建筑最详细的记述见载于佛教和艺术史的文集之中，而这些文集并不致力于呈现其精确、清晰的视觉轮廓。这些材料多为纪传性质，根据佛教人物传记及其他文类的相关记述来表现精英人物，将高僧的精神感召力或著名艺术家的超群技艺按年代顺序记录在册。《宋高僧传》记述了大相国寺的修建者及其住持的神奇事迹。（注：有关高僧的传奇事迹，最严谨的研究可参见John Kieschnick，《高僧：中国历史传记中的佛教楷模》（The Eminent Monk：Buddhist Ideal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6—101页。）但是作者的兴趣仅在为这些人作传，渲染他们的宗教背景，增益寺庙的神圣感，证明寺中供奉的诸佛、菩萨的灵验性，而对呈现寺庙的整体外观则兴趣寥寥。（注：陈金华曾就大相国寺作为一个宗教圣地逐渐发展起来的传说和历史做过极为细致的文本研究，包括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化语境中对印度佛教圣地的重构。参见陈金华：《图像、传说，政治和开封大相国寺的起源：有关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圣地形成和转型的个案研究》（“Images，Legends，Politics and the Origin of the Great Xiangguo Monastery in Kaifeng：A Case-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Sacred Sites in Medieval China”），《美国东方社会研究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25.3（2005年），第353—378页。）在艺术史方面，郭若虚（约1041—约1098）和刘道醇（活动于约1050—1060）运用类似于《艺术家传》（注：译者注：《艺术家传》（Lives of the Artists）是瓦萨里（1511—1574）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一部专著。）这样的记述风格，注重对寺庙本身视觉外观的描写，但其对美学层面的关心甚于宗教层面。即使是曾于1072年亲身游历过大相国寺的日本僧人成寻（1011—1081），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对该寺内部样式及宗教艺术装饰的描绘也很模糊。而另一方面，艺术史层面的记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约1070到1075年之间）和刘道醇略早于前者的《五代名画补遗》（前言作于1059年（注：参见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序》，《五代名画补遗》，第460a页。））、《圣朝名画评》（约1057）——描述了十多位五代至北宋年间为大相国寺绘制壁画的画师的精湛技艺。但是这些文字无非陈词滥调，凭借这样的描述，很多情况下我们甚至连那些画作的内容主题都无法全然知晓，更毋庸论其构图及笔法。这篇论文将通过对上述文本批判性的细读来考虑从视觉到文本表现力的下降。这些文本曾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佛教传记或艺术史——运用不同方法的学者所研究。本文的主要论点是：有关大相国寺文化记忆的建构是经由文本对已经失落的视觉外观的再现，而非凭借恒久不变的图像实物来达成。

自1948年亚历山大·索普（Alexander C.Soper）发表了他堪称经典的论文《相国寺：北宋皇家寺庙》之后，英语学界对大相国寺进行了诸多正式的研究。鉴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技术和方法都有显著提高（而且，必须承认，索普对那些佛教及艺术史文集的翻译可谓精妙流畅），无论公平与否，索普之文都将成为我反驳的对象。虽则承认那些散见于佛教和艺术史文集的一手资料“相当丰富却不足以构成一副细致的全面图景”，索普试图要做的却恰恰是将有关中国艺术史、佛教学鼎盛于唐代，式微于宋代的这一标准叙述借由图像来具体化。（注：亚历山大·索普（Alexander N.Soper）：《大相国寺：北宋皇家寺庙》（“Hsiang-Kuo-Ssǔ：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美国东方社会研究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68.1，（1948年1月—3月），第20页。）把大相国寺的佛教壁画视为一个富于“精致美感”（aesthetic sophistication）的时代的象征，索普从北宋的佛教艺术、宋人的虔信程度中看出的是“从唐代高峰回落下来”的迹象，并且，“因为狂飙突进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宋人致力于……延续传统并作出轻微的变化和丰富”（注：亚历山大·索普（Alexander N.Soper）：《大相国寺：北宋皇家寺庙》（“Hsiang-Kuo-Ssǔ：An Imperial Temple of Northern Sung”），《美国东方社会研究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68.1，（1948年1月—3月），第19—20页。有关反驳唐以降佛教的地位呈衰弱状态的近期论文，参见Peter N.Gregory，《宋代的佛教精神》（“The Vitality of Buddhism in the Sung”），Gregory和Daniel A.Getz，Jr.编：《宋代佛教》（Buddhism in the Sung），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索普对缺乏直接的考古遗迹深感失望，但他认为“许多建筑样式都可单凭文本分析来重构”。虽然承认“即便是最大胆的现代想象也难以复原壁画的细节”，索普还是夸张地将这些壁画作为“相对晚期，并处在宗教艺术衰落期”的象征。（注：亚历山大·索普：《大相国寺：北宋皇家寺庙》，第20页。）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及北美的宗教和艺术史研究者们尝试进行一项更严谨、更值得赞赏的工作，借由对文本的重新解读来勾画大相国寺的方方面面及其所处的历史场域。在这篇论文中，我无意于将大相国寺置于中国艺术和建筑史的大语境中来讨论，学界有关于此的研究成果业已十分丰富；我更无意于为那些唐代以降佛教和佛教艺术都处在衰退期的陈词滥调提供支持。在这篇论文中，我想实现一个稍小的，并且聚焦于一点的目标：利用记录大相国寺壁画和雕塑的文本材料，阐释在建构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可视化和文本化这两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