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

今天，同学们要我讲：“中国历史的特质”一题目。如果由我选择题目，我想改为另一题目。因为这题目假定了许多东西；假定了我们已很清楚中国历史的特质，并且已有很深入的研究，同时跟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如西方）作过了大体的比较。倘若没有做这些基础工作，贸贸然说中国历史的特质，是很困难的。因此，对这题目的处理，我希望透过近代学人的一些讨论来检讨一下有关“中国历史的特质”的一些看法。所以和原来题目的要求，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儿距离的。

究竟从什么地方来开始讲一个文化的特质，尤其是一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哲学是代表一文化的最浓缩的特质。可是一提到哲学，我们又遭遇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有很多派别，虽说儒家是正统，但除正统外还有很多其他学派，都是有作用的——就看它们在我们生活中的哪一层面上发生作用。有人曾开玩笑地说：“中国的传统读书人，学优而仕，做官的时候是儒家，但告老后可以转为道家或佛家。”魏晋南北朝有“外儒内道”的说法。如《抱朴子》，分内篇、外篇；内篇讲的是神仙，外篇讲的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拿某一家的哲学来代表一个历史或文化的特性和精神，无疑是有困难的。我的本行是历史，所以我只打算根据历史事实来谈这个问题。

历史虽然可以不断地向前追溯，但我们总可以假定它是有一起点的。我想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据考古学的成就，我认为可以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讲起。本来仰韶在河南，龙山在山东。但现在不少考古学者认为仰韶与龙山可用来作代表一时代文化的通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仰韶文化最早的代表是陕西西乡的李家村而不是河南的仰韶村。绳纹陶器的特色已有很明显的表现。仰韶第二期可以半坡文化为代表。考古学家认为这文化的特色之一是有家族、氏族的意识存在，村中有一大坟场，可能是葬同族的人，甚至祖先崇拜也可能已于此期开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色。至于龙山文化，祖先崇拜已进一步制度化了，例如有祖宗的塑像（陶且）为崇拜的象征。占卜也已成风气，用猪牛羊肩胛骨烧的。至于文字的发现，虽然迟至商代——甲骨文，但中国文字起源甚早，而且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系统。公元前四千年的半坡遗址已发现了数字的符号，如一、二、五、六、七、八等。最近郑德坤研究中国上古的数名，便肯定中国的数名不但自成系统，而且可能比埃及还早。

仰韶、龙山，从前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认为是代表东夷西夏的分界。但现在的考古学者，认为这两个文化的理论有些问题，认为仰韶龙山是同一个文化系统，龙山即承接了仰韶。龙山以下则接着是商代。至于这理论正确与否，还不能下定论。无论如何，从仰韶到龙山，中国新石器文化，很明显的突出一点，就是家族制度已具雏形。

从经济生活说，考古学家及史学家都注意中国农业的起源。其中最大的争论是究竟农业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西南亚而传到中国。现在有两派说法：一派说法认为是起源于西南亚。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另一说法是我国农业文化起源于中原本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何炳棣著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讨论这个大问题的。黄土区是半旱区，必须要有某些条件才能耕种。他的论点与钱穆先生所说的大同小异。钱先生195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是根据古文献来推测中国古代土地环境和两河流域不同之处。何书则根据黄土研究、植被资料作一综合。从前有一长时期，不少学者相信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这论点在前几十年颇为流行。当初大家都相信两河流域的文化东传中国。例如郭沫若研究甲骨文，认为中国商代的文化，与巴比伦有关系。甲骨文的“帝”字本是花蒂之义，是从巴比伦传来的。当然，今日大家都不大愿意接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这是基于民族的自尊与感情。其实是并不相干的。即使我们承认某些技术是从外面传来，也并不妨害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肯定。文化的个别组成因子和文化的全貌，其实是两回事。个别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是外来的。从今天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并不能说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没有受任何的外来影响。不过，中国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某些特色如家族制度、祖先崇拜、文字系统、农业体系……已有明显的开始了。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说，中国文化在开始时，便具有某些特色。我们若更进一步推断，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及汾、渭流域比不上两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从考古与文献上观察，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依赖于大河的支流者为多。这与两河流域或埃及的尼罗河的情形很不相同。黄河在古代的作用比不上两河流域在农业上所起的作用。所以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在起始便带有一种艰苦奋斗的意义。以仰韶文化的村落为例，便常有迁徙的情形；而且一地有经过多次居住的迹象。这一方面表示当时耕作技术需要如此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土地不够肥沃的缘故。半坡村就是极好的证据。不过这些论点是否站得住，现在还不敢十分断定。我们承认地理对文化的作用，地理环境无疑能影响文化的起源及发展的原始形态（但我并不是主张地理决定论）。

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可以从横的方面剖解中国文化各部分的特征。这里我特别愿意提出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谈一谈。中国文化的延续性是很高的。我们可从商周，下溯至明清，以至今日。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政治传统。这个传统在秦以后便表现为一大统的政府。政治结构的延续性，是中国与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所不同的。拿西方来说，从希腊、罗马、中古而至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的，虽然精神上也有一贯之处。斯宾格勒（Spengler）认为今日的西方文化，已不是西方的古典文化，因为古典的已经死了，新兴文化是一新生。这是一个哲学家的一家之言，我们不必完全同意。但西方的政治传统至少在制度方面不像中国那样有高度的延续性。欧洲自中古至近代虽有一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其实绝大部分只是一空名，绝不能和中国秦汉以后的大一统帝国相提并论。

真正统一的帝国虽然要迟到秦汉时代才出现，但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政权以“天下共主”自居，却在商、周时代已经开始了。商人觉得自己是“天邑”或“大邦”，周人在灭商以前似乎也承认商是天下的共主。后来周取商而代之，更自认是受命于天。所以中国在中原的政权自视为“天朝”，至少在观念上是很古老的。

中原的政权既是“天朝”，则最高统治者，无论是商周的“王”或秦汉以后的“帝”，当然都是具有最特殊身份的人。这种帝王的特殊性，在称呼上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甲骨文中便有所谓“余一人”（胡厚宣有文章专研究这个名词），这就是后来“孤”、“寡人”或秦始皇的“朕”的一种原始形态。“余一人”最初也许只是谦词，非傲慢语。“万方有罪，罪在一身”，就是谦德的表现。汉代皇帝常下罪己诏，也是从这个传统来的。但帝王孤悬在上久了，谦只可转为傲。这就变成韩愈所谓“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了。但无论居最高位者在主观上是谦还是傲，他在客观制度上超越世人，君临天下，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汉儒抬出“天”来限制皇帝的权力，宋儒抬出“理”来压制皇帝的气焰，都未见有显著的作用。所以讨论中国历史的特质，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个相当特殊的政治传统。这不是价值问题，而是事实问题。

就价值上说，这个传统有好有坏：好处是使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很早就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坏处是在统一过程中必然要牺牲不少地方性的文化特色。人类学家讲“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别，就中国情形说，“大传统”似乎太强，使“小传统”很早就被吸收或受到压缩而无以自存。中国人一向歌颂“书同文”、“车同轨”，可是并没有细想这种“同”所付出的文化代价。总之，这个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对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演进的影响是无比的巨大，它是否影响到其他传统的自由活泼，例如经济传统、思想学术传统等等，是仍待探讨的一个问题。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就政治传统而言，尤其如此。

商周的政治组织，绝没有达到秦代的所谓大一统的境地。最近H. G. Creel写《周代政治起源》（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Vol.I：The Western Chou Empire），以为周代已开始发展了官僚组织，在各方面的完善甚至超过汉代。这评价我想是有些问题的，我不十分同意。Creel指出周代已有很复杂的政治制度，有高度的政治组织，这是毋庸置疑的。Creel所用的大量金文材料，个别地说，都是有相当的根据。但整个的全面的判断和文献在制度史上的解释又是另一回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上的某些特征当然可以追溯到商周。秦、汉以后的政治制度虽说焕然一新，但个别因子也有不少是从周代传下来的。这个政治传统从秦到清没有发生基本的变化。表面上看每朝都有皇帝，都有大同小异的官制；不过若认真而仔细地分析，上一朝和下一朝之间当然还是有变化的。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变化，表面上好像不显著，给人一种一朝一朝地循环下去的印象，这就是西方学者大讲Dynastic Cycle的根据。J. K. Fairbank和E. R. Reischauer的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中有一章专讨论Dynastic Cycle，这种理论我们应该慎重考虑。所谓Cycle是不是真的一个循环？我们知道历史是绝不会重复的，所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循环。从表面看，一朝亡另一朝兴：如秦亡，汉继；唐灭，宋兴，一朝一朝，轮替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的历史分期可以打破王朝体系，通过历史的全程来看，我们仍可以找出极有意义的变化来。芝加哥大学的宋史专家Kracke首称这个变化为Change within tradition，即在传统之内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确是没有一种里程碑式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出宗教改革、法兰西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革命性的、代表性的、清清楚楚地划分两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无疑，秦代可算是一划时代的大变局，但秦后就不容易找出类似的大变局了。李鸿章说西方人入侵又造成历史上一大变局。也许近百年来是中国史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缺乏里程碑式的变化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色。

如果不从朝代分期，而从较长的时期去看中国史上经济方面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少重要的变化。有人称唐中叶至南宋为商业革命的时代。如宋代的煤业发展，也有外国经济学者认为是一种革命，甚至明清的农业技术，也有人认为曾有过革命性的进步。总言之，各门的技术，分开来作长期观察，是确实都在不断地起着变化的，如纺织业、农业、冶金业各方面等。今年Mark Elvin出版了The Pattern of Chinese Past一书。他是一青年学者，研究重心在明清的经济史。这本书也是要找中国历史的特质——经济史方面的特质。他的说法是很大胆的。他认为1400年是中国史的转折点，中国的科技在15世纪时便停顿下来，隋唐一段则有革命性的发展（当然，我们对这些所谓“革命”的理论，不能没有保留）。Elvin是根据一些日本人的论文来写这本书的。他想解答中国历史的一特别的地方，即何以明清以后中国的科技便停滞不前？他提出一很妙的理论，叫做“高度平衡的陷阱”。西方人治中国学，很喜欢选用那些耸人听闻的名词。这“高度平衡的陷阱”是说中国技术的发展跟人口的关系很密切。如果一地的人口不断地增长，土地不够，资源耗尽，就必须迁到另一地方去。最后全国各地资源的使用都到了饱和点，以致无处可移民，这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中国的技术与西方的科技比，在工业革命前，两者并不易见高低。今日中国科技之低是由于中国没有近代的科学技术。这大致是根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的说法。高度的技术和人口资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之后，经济发展就掉进了陷阱之中，再也不能动了。但由于技术高，所以是“高度平衡”，和技术过低使经济无法发展不同。整个地看，Elvin的理论只是一空中楼阁。他的立论根据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事实上，“人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谜。近年来经过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正确的人口数字仍是很模糊。普通所得的数字是1805—1850年时中国约有四亿人口，明代有一亿至二亿等等，这都是估计。人口问题和土地制度、赋役制度是分不开的，由于过去的人民要瞒税，要免力役，所以常有不报或少报丁口。官方的人口统计，是不尽不实的。康熙“盛世添丁，永不加赋”以后，各地方又有虚报人口的情形。因为人口繁衍对地方官而言是德政的表现，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资料是有缺陷的。Elvin根据这些人口数字，再讲耕地增长。他是以Dwight H.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所提供的亩数为根据。D. U. Perkins根据大量地方志的材料得到统计数字，进行量化研究。Perkins并不是直接根据方志的资料作个别的应用，他是用另一基数标准来计算，得出最后的数字。所以我们很难把这些数字还原到本来的面目；所以这种统计数字的可靠性到什么程度便很难说。Perkins估计明朝初期至末期，土地的生产力提高了一倍，这是不是可靠，已多少有些问题。Mark Elvin则根据这些估计而推论得更远。他得出一结论，说中国的资源，到某一时期已用得差不多了。在这时期，再要想进一步发展，或希望发动工业革命，在物质上已没有条件。因为如果发生工业革命，机器的大量生产，便会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工业水准发展得已太高，资源与人口产生了互相限制的情形，这限制的均衡自身永远不能突破，必须靠外来力量的帮助。故此西方人的侵入，正是打破这均衡的力量。这说法的成立与否，是另一问题；在中国人听来，似乎在替西方人侵华提供理论的根据。我提出他的理论，是想说明一点：即今天许多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和西方相比，其特点在缺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历史阶段。Elvin的书，就是要追究中国史上为什么缺少近代这一段。

中国近代何以没有工业革命？何以没有资本主义？这些问题是人人注意的。马克思的历史观也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因为中国史上找不到资本主义的痕迹，就会使五阶段论发生动摇；这样就逼出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在尚钺的主持下，大陆在50年代后期出版了四大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其中所引用的资料及结论有些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萌芽开始于何时何地（因为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也无一致的结论。无疑，在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中，这地方有改进，那地方有改进。所有这些改进加起来可不可以构成资本主义，则很难说。其实资本主义是不是人类历史所必经的阶段，其本身便成问题。欧洲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例子，近代的日本又当别论。我们不妨说没有资本主义正是中国历史的特色，跟西方来比，这一点是很显著的。

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没有近代科学，没有近代的技术，这原因何在？要解释这些问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最早像冯友兰在20年代写的一篇论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就已提出一种看法，虽然他现在已推翻了它。最近我有机会和李约瑟谈到冯友兰这篇文章，他说：冯友兰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便错了，因为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没有近代科学而已。但科技停留在一高度水平后便不再发展，原因何在？答案并不简单，李约瑟把传统科学之功归之道家，对儒家尤其是理学，则认为有碍于科学发展。Mark Elvin则更直接归咎于理学的束缚。我个人对这一点是很怀疑的。我不承认理学有这样大的副作用。这说法是很牵强的，而且是中国人自五四以来的老调。Elvin所举的例子只有一个，所征引的资料也不无问题。从这些关键性的地方讲中国历史的特质如资本主义为何不发生，我们必须结合社会条件、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形态与人口作全面性的考虑。我们还得进一步去找出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系统，比如传统社会对某些东西看得重，某些东西看得不重，这是很基本的问题。Robert Bellah对日本德川时代宗教的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我们作一假定，作一设想，就是没有鸦片战争，没有西方人到中国来，继续地关闭下去，中国是不是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呢？至少我个人看不出可以有这种发展的迹象；中国恐怕还是在传统中继续变下去。

这一层也牵涉到地理方面的因素，中国成为一独立的历史文化单位与地理环境也颇有关系。大体言，对外交通并不方便，西北是大漠和崇山，东南是大海，所以关闭的时候多。只有在唐时比较开放。西边的丝道（Silk Road）并不是一条安全、方便的道路。至于海运方面，从南宋至元是稍稍有点转机，以下明清又成自我封闭的局面。对外贸易除了极短的时期外，一般是不占重要地位的。这关联到政治问题。在大一统的政府影响下，汉以后主要产品——如盐、铁、茶、酒等各种容易赚钱的东西，都由政府专卖垄断，商人的作用相对地减少。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很高的地位，绝不可能想象有Hanseatic League的情形在中国出现。

关于商人没有政治权力，我们也可以从科举制度来说明：唐代商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儿子也不能参加；宋代稍稍放宽，儿子可以考试；至明清，商人可以纳捐。这一方面足以说明中国在传统中变化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商人在政治上受相当的轻视。尽管很多官僚愿意跟商人勾结，甚至愿意经商，但商人不能成为社会上的中坚势力，皇帝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里最能看出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传统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由贵而富是正常的途径，由富而贵则是例外；而且既贵且富比较有保障，富而不贵并不安全。

封建之世，只有贵族血统才能登上政坛，但大一统国家形成后，政府便需要大量有才能的人。要选拔人才，不能单靠血缘的关系。于是考试、选举等制度便相应而产生。汉代有贤良方正，后来孝廉最重要，东汉的孝廉已经需要考试。由考试而登仕途是中国政治上唯一的正途出身。从古到今，无数第一流人材都流入政府，只有失意科场的，才走上其他的路途。从这方面看，大一统的政治传统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影响中国人达两千年之久，即使今日也没有完全打破。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政治仍是最紧要的；从价值观念说而不从实际成就说，今天中国的第一流人物还是政治家而不是物理学家、化学家、文学家、企业家等。政治家还是领导者。大陆最棒的钱学森，甚至得到出书颂赞（《我们的钱学森》），在政治上只是一候补中央委员，最多不过勉强入流。中国的传统价值系统，很大一部分是受了政治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所以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必须研究这个政治的传统。

我们若以战国这种多国的社会来说，在文化上，战国是处于“百花齐放”时期；在经济上，商业的流动性也达到很高的水准。所以从文化及经济的发展来说，战国并不是一衰世，历史家说战国是一衰世是因为在政治上战国没有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那时周室名存实亡，各国都不尊重它，中国没有一个共主。因此思想界便有统一的要求，天下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儒家在这一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墨子讲尚同，也是要建立一种最高的统一标准。秦始皇能完成“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业，并不是偶然的，不是单靠武力的，在秦未统一前，儒、墨、法各家都已为统一提供了心理的条件。秦代建立了大一统的政府以后，对此下中国历史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影响。资本主义不出现，近代科学不发达都或多或少和这个独特的政治传统有关。因此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

此外中国历史进程中还有两个特点，特别值得提一提：第一是宗教所占的地位不如西方重要；第二是法律的发展常常落在社会现实的后面，这是最明显的。西方人初到中国，发觉中国人只拜祖宗而不信上帝，他们必然会觉得很奇怪。原因是西方的道德依附于宗教，道德是上帝制定的，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不相信上帝便没有道德。早期的中国留美学生，当美国人问他信什么宗教时，他们总要说信佛教，或信孔教等等，因为他们若说是无神论，便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中国的道德精神则是独立于宗教以外的。但古代中国的道德和宗教仍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道德精神的独立可以说是儒家对宗教加以理智化的结果。有的西方社会学家曾提出中国只有guilt的观念而无sin的观念。这个说法就原始宗教言，也不正确。孔子说“获罪于天”，这个“罪”就是sin，不是guilt。但中国道德脱离宗教之早确不容否认。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特别提出中国的道德、伦理，相对地独立于宗教，这确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

但是中国有很多道德观念又是和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历史上妇女讲节烈，男子讲气节。“节”本身是一政治意义的东西。最早的节，是使臣出使外国用的，如苏武使匈奴，就持着一个节，这节代表大汉，不容受任何屈辱的，这是政治的道德，后来很显然地转为社会上一般的道德观念。儒家一向是想用道德来控制政治，驯服赤裸裸的权力，宋儒尤其如此，强调“理”尊于“势”。但事实上儒家的努力并无显著的效果。这是因为儒家无法用制度来限制君权。皇帝并没变成圣人，却获得了“圣人”的美号。中国道德的人间性一方面源于理智化，这是伟大的成就；而另一方面又来自政治化，这就不甚可喜了。不过一般地说，中国的道德代替了宗教作用，总是历史上的一个特点。

至于法律，如果大家看过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便知道阶级、身份、亲属的区别，在法律上多多少少都有反映。西方人便不大明了这些区别，因为他们的法治观念是人人平等。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无所谓立法，中国只有皇帝才能立法；甚至皇帝也不能立法，只有开国的皇帝能立法，后来的皇帝则要遵循祖宗的法度，不能任意改变。所以立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法律几乎经常与现实脱节。中国的法律，常常不能反映现实。所以王安石变法要说“祖宗不足法”的话。如果研究美国的立法史或英国的立法史，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问题的，因为议员们所提出的要求反映了民众的要求，所以看西方的宪法史，能够看出西方社会的变化。但中国的法律，则明显地不能表示这历史现象。讲中国法制史的人都特别重视唐律，因为唐律较能反映社会实际。宋律便不及唐律了，例如唐初有均田制，宋代已不行均田制，但《宋刑统》中仍列均田之法。故可见中国的法律只有在刚刚大加修改的时候，例如唐律，才比较能和当时社会现状符合，否则总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至于清季的法律改革，是代表当时的先进人士如沈家本，深知中国法律落伍，必须效法西方，这也表现了重大的时代意义。

此外，大明律与大清律，区别是非常少的，必须要靠例和案来补充，个例和个案的处理是不同的，要看当事人的个别情形及原告被告的关系等等而定。这些千千万万的例案有时候极具社会史料的价值。总之，中国法律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个有机部分，并且也和中国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

以上关于“中国历史的特质”的讨论，只限于这个大题目的一小部分。而且我的谈话也不够系统化。不过我所举出的几点，相信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所不能不注意的。其他方面，如传统的文学艺术也都反映出中国历史的特质的某些部分，现在没有时间作深入的解说。总之，这个大问题是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时时放在心中的，但并不必急于得到十分肯定的结论。我们的史学研究每进一步，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会随着接近一步，希望大家共同不断地努力！

（1973年11月在新亚书院“中国文化学会”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