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能不能随着华人社会在美国的发展而激出新的火花？这是今天海外中国人所共同关怀的一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出现事实上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事，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北美移民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当然便是1949年中国局势的突变了。

中国人在1949年以前，一般而言，是很少愿意在美国定居的。华侨在美国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们在1949年以前仍然是抱有浓厚的“叶落归根”的观念。他们在美国辛勤工作，主要是为了积蓄一点钱，最后可以回乡养老。至于他们在美国的事业，则由下一代的人继承下去，如此代代相传，华侨在美国永远只是暂时寄居，他们的家乡还是在中国。即使他们回不去，他们的心仍然是系于故国。汉高祖过沛，对他的同乡父老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华侨移民到海外，其心情大体上仍和汉高祖相似。社会学家研究移民，指出有一种“暂时居住”（sojourn）的形态，华侨正是属于此型。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华侨顿时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从此以后，他们于无可奈何之中才不得不在美国作久居之计。

一般华侨如此，留学生尤其如此。自容闳以来，中国留美学生几乎没有人不是在学成之后便立即束装归国，希望以一己所学贡献于祖国。美国的研究环境和条件虽然远比中国优越，但是他们都不愿仅仅为了个人的学术成就和生活享受而永久留在异域。所以在1949年以前根本便不发生所谓留学生一去不返的问题。甚至在1949年以后，许多中国学人被迫寄居美国，他们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地把美国当作归宿之地。已故萧公权先生《问学谏往录》中用“万里寄踪”的篇名来结束他中年以后留居美国的生涯，其心情可谓跃然纸上。他并且明说1949年受聘来美时“没有久居海外的打算”。后来年复一年地住了下去，他的心理也不过是“且住为佳”而已。我们举此一例，即可作为绝大多数老辈知识分子的中国情怀的一种写照。此中实含有深沉的文化哀感。《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远托异国，昔人所悲”，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脉中仍然跳动不已。李书虽然是后人伪造的，但是它所表现的情感却是非常真实的。

由于华侨和知识分子一般都抱着“寄踪”的心理，他们当然不会积极地考虑到如何在美国发扬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在1949年以前，中国人在美国的文化活动不但只限于自己的生活圈子之内，而且是以“中国取向”为其最主要的特色。一般而言，没有人想到怎样使中国文化在美国社会中扎根的问题。以出版界而言，无论是留学生所办的刊物还是唐人街的报纸，所反映的主要还是中国人对祖国以及一些切身问题的关怀。他们虽然身在美国，但和美国社会与文化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华侨因为集中在唐人街，形成了一个自足而封闭的社区，这种情况尤其显著。美国中文报刊上的“中国取向”在政治态度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末的革命与保皇之争、民初的帝制与反帝制之争，以及北伐以来的左派与右派之争，都在这些报刊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事实上，这一流风余韵至今仍未消歇。

但是1949年以后，中国人对于留居美国在观念上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不愿失去原有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逐渐把美国社会看作最理想的托庇之所。“逝将去汝，适彼乐国”，《诗经·硕鼠》这两句诗便是新移民的心理的最好写照。50年代以后，中国人留居美国的人数大量上升，其中知识分子的比例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趋势短期内恐怕不会改变。最近几年来，由于大陆的开放和香港的不安，在可见的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如果情况许可，他们都是要争取在美国入籍的。

以上只是事实的客观陈述，并不包含丝毫价值的判断。我的目的是在指出1949年以来的一个新现象：中国人对于在美国居留的问题已从“暂住”的心态改为“落籍定居”了。这样一来，在美的中国人便再也无法完全避开中国文化的问题。本文的中心论旨便在这里。

对于人而言，文化事实上是他的第二层空气。人没有空气固然会死亡，离开了文化也同样不能生存。但是空气是普遍性的，而文化则在普遍性之外还具有特殊性。在物质层面上如衣食住行，在制度层面上如亲属、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等，世界上各种文化未尝不大致相同，至少可以找到相同的功能分化。但在精神上，文化的个性又是如此显著，每一个人都只有生活在自己从小成长的文化环境中才会觉得自由自在。换一个文化环境，人便会发生适应的问题。尽管适应的能力不免因人而异：有人容易，有人困难，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得开适应的过程。不但像中西文化这样基本的差异必然引起无限的适应的困难，即使在同一大文化系统中，个人小环境的改变也往往会带来生活上以至心理上的困扰。中国过去有“水土不服”一句成语。这句话的内容，认真分析起来颇不简单，其中有物质的成分，也有精神的成分。例如江南人迁居北方，或四川人寄居福建，都可以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其实“水土不服”也可以理解为文化适应发生了种种不同的障碍。中国的同乡会、宗亲会之类的组织，其背后都有地方文化的浓厚色彩。换句话说，这一类的组织也是相应于“文化适应”的需要而起的。现代研究者完全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去了解中国各地“会馆”的意义，虽也有所见，但毕竟是表面的、肤浅的。

人自出生之日起，文化便是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第二层空气，因此有些思想家甚至把文化看成压迫人的负面东西。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便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到处都在桎梏之中。”卢梭的话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文化而发的。政治文化出了严重的毛病，自然会变成人的枷锁。但是卢梭基本上只欣赏自然的创造，而厌恶一切人为的事物（见《爱弥尔》第一章）。严复把他和庄子相比较是有道理的。现代另一个批判文化最有力的思想家是弗洛伊德。他认定文化是压制性的（repressive），人的一切精神病态都是受文化过度压抑所致。把心理分析学的起源完全约化到19世纪晚期的维也纳，甚至西欧中产阶级的虚伪道德，也许是太偏颇了。心理分析的确触及人性和文化之间的普遍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恐怕也不能完全否认它和当时的道德文化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关联。总之，我并不认为文化对人永远有利而无害，文化中某些价值发生了偏差，是会激起人的反抗的。然而我也要强调文化对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个人想寻求精神的归宿，仍归文化莫属。这在移民身上尤其看得清楚。移民不得已离开自己的文化本土，纵使在物质上空无所有，在精神上仍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凭着这些文化资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业。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显然以其宗教文化为凭藉；最早期的英国清教徒殖民北美，更是有赖于新教精神的支持。华侨也是如此。华侨移民东南亚或美洲而获得程度不同的成功，除了与当地的客观条件有关外，还是靠他们从中国文化中所带来的勤俭美德。更进一步则有上面所提到的亲属、乡党种种相互提携的人际关系。以宗教而言，民间流行的儒、释、道三教都是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

早期华侨虽已将中国文化带到美国，但是他们的“中国取向”则阻止了中国文化和美国社会的交流。他们只是依赖于中国文化为精神资源以暂时应付寄身的新环境，最后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故国的。因此在很长的时期中，中国文化在美国仅仅存在于几个孤点上，即大城市中的唐人街。这些孤点和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不用说，这里的中国文化已与本土的原型颇有不同，我们并不能把它看作原型的“具体而微”。事实上，华侨带到海外各地的中国文化大致是经过筛选的，虽然是不自觉的。只有那些特别有助于他们在异乡谋生的文化成分才能长期地在海外的华侨社会中流传下去。美国的华侨当然也不会是例外。这些特别的文化成分，正如陶渊明所说的，是“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的。所以一百多年来，在美国的中国文化一直未曾离开过几个唐人街的孤点。一般美国人最多只对唐人街的异国情调抱有一点游客的好奇心，但是并不了解其中所藏的古老文化究竟属于何种性质。

在“中国取向”的支配之下，这种“只可自怡悦”的心态是很自然的，但是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已进入了超越“中国取向”的新阶段，中国文化怎样在美国发展的问题必须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来。这里所说的当然首先是怎样在美国的中国人社会中发展中国文化。前面已指出，今天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的中国人事实上已准备世世代代在美国就地生根了。而且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很多唐人街华侨的子弟也已读书就业，冲破了“孤点”，进入美国生活的主流。和三四十年前不同，现在华侨和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已不复存在着严格的界线。今天所谓的“美籍华人”已广布在美国社会的各种行业之中，包括企业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医学界、法律界、新闻界、建筑界以及政界等。其中不少人更是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无论是属于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今天的“美籍华人”几乎普遍地有强烈的“文化认同”的要求，这一点是和美国近数十年来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分不开的。

美国人过去一向相信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大熔炉”，任何民族的人到了这个熔炉之中迟早都会被熔化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一厢情愿的（也许是不自觉的）人造神话，和过去中国人所深信不疑的“化被四夷”说同有过分夸张之嫌。这个神话建筑在一种未经检验的假定的基础之上，即美国社会已整合得相当成功，一切支流都可容纳到主流之中。“熔炉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达到了最高峰，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有明显的反映。那正是帕森思的功能论社会学如日中天的时代。在社会思想方面，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为不少人所接受。在美国史研究方面，则“共识论”（consensus theory）还没有受到“对抗论”（confrontation theory）的挑战。但是60年代末期反越战争的动乱惊破了一场美梦。70年代以来，美国各少数民族（特别是黑人）普遍地产生了文化觉醒，开始积极地寻求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寻“根”运动当然也波及亚洲后裔，包括中国人在内。所以今天各大学的亚裔学生无不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要求拥有独立活动的场所。以我个人的教学经验为根据，我发觉最近十几年来，华裔学生无论学工、理、医还是其他科技，几乎都对中国语文、历史、哲学的课程有一种出乎内心的渴求倾向。在美国的中国人已到了不能不正视中国文化的时候了。即使中年以上的中国父母仍然抛不开“中国取向”的包袱，他们也必须为子女文化认同的危机而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否则两代之间不仅会发生一般性的“代沟”，而且更会发展出严重的“文化沟”，因为第二代以下的中国人虽有向中国文化认同的要求，但是却不可能走上前一代人那条“中国取向”的道路。

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民权运动有相当大的进步，一般社会人士的种族偏见至少表面上也颇为收敛，美国政府更鼓励少数民族研究自己的文化和语文。美国是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其中虽以盎格鲁—萨克逊的白种人文化为主流，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同样可以并行而不相悖，并和主流相互沟通。民主和法治保证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格局，“共识”和“对抗”事实上兼而有之，并不归于一偏。美国同时又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要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便必须通过竞争的方法，不但与主流文化竞争，而且还要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竞争。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便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他们的影响力简直和人口不成比例。一般而言，移民在异邦立足，不仅依靠个人的努力，而且更需要集体的支持。由于宗教传统的深厚、家族关系的密切等原因，犹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特别强烈，他们所表现的团结合作的精神是多数民族所不能比拟的。无论在政治、经济、教育还是新闻界，他们在美国都是一股不容轻视的力量。犹太人亡国两千年之后而终能复国，不能不归功于他们持续不绝的文化意识。在美国的犹太人并不靠以色列来为他们壮胆撑腰，相反地，以色列之所以能在众敌环伺之下屹立不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倒是靠美国犹太人的全力支持。文化的力量大于国家的力量，移民能够反馈祖国，犹太人的例子对于美籍华人——特别是“中国取向”的华人——是最具有启示性的。

个别的中国人在美国各界取得显著成绩者甚多，华裔子弟因学业卓越而受表扬者近来更时有所闻。这种成就当然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有关，但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记得两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华裔青年获得“总统奖学金”时，便特别提到中国儒家的教育传统。但是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来说，他们在美国社会中似乎仍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美籍华人的人口现在大约是一百万左右，自然不算多。不过如果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与其他亚裔美国人取得合作，也未尝不能产生可观的影响力。中国人和犹太人不同，缺乏有组织的宗教传统，“各人自扫门前雪”、“一盘散沙”至今仍是中国人性格上的特色。中国人在参与美国政治事务上一向较为冷漠便是这一性格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怎样才能适应美国的社会并有新的发展，其间确涉及相当复杂的问题。

上文已指出，以往华侨和留学生虽曾把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传入美国，但是其选择过程则是不自觉的，也没有经过有系统的考虑，今天则已到了必须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我相信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前途首先系于它是否真能就地生根，其最大的关键是“中国取向”必须从主导的地位化为从属的地位。“中国取向”最初本是华侨和留学生的爱国精神的一种表现，在当时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其前提必须是以美国为暂且寄踪之地。美籍华人如果继续奉此为最高的行动原则，他们将永远自放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主流之外。这不但大有碍于他们在美国的发展，而且也和“中国取向”的原有意愿背道而驰。因为今天的形势已十分明显：美籍华人只有在美国建立起坚固的独立地位，才可能真正对祖国有实质的贡献，犹太人便提供了一个最成功的范例。美国犹太人口不过六百万，在比例上真可谓微不足道，但是他们的声音则几乎无所不在。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仅在各界都有杰出的成就，而且始终能保持其文化认同，并不断地以现代观点把他们的文化传统向美国社会作有系统的阐述。他们这种工作是雅俗并进的，从高深研究到电视节目，无孔不入。美籍华人今后似乎也应该多注意怎样使中国文化在美国扎根的问题。这是超越而不是取消“中国取向”。事实上，只有超越“中国取向”才能完成“中国取向”的意愿。

“中国取向”之所以必须超越，还有一层更重要的理由。上文已指出，“中国取向”在政治态度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中国国内的政治冲突在美国华人社会中总是有非常敏感的反应，这种倾向在今天似乎仍然有增无减。政治上的左倾或右倾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极其正常的现象，个人可各依其政治信仰而作抉择。凡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主修养而又不失理性的人，大体上都能一方面择善固执，另一方面尊重反对派的人格及其存在的权利。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背景不同，党争或政争从来不是民主运作或理性化的产物，容忍异己的风度尚有待建立。其结果往往因为强烈的情绪化而陷于势不并立的局面。政治化的“中国取向”无可避免地导致在美国的华人社会的分裂。美籍华人的政治兴趣不在居留国而在祖国，他们的强烈纷争只是中国本土政治冲突在美国的延伸。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这个倾向对他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更不能对他们的希望——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发生任何正面的作用。我不想在这里涉及中国政治的是非。我只想指出，政治在整个文化中仅占据一个角落，而且是变幻无常的。如果政治在中国本土仍然处于“第一义”的位置，那恰好说明中国本土社会的反常。事实上，我们可以用“政治比重”的大小来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政治比重愈大，其社会必距离正常与合理愈远。但是身居美国的中国人应该比较能超越中国本土的政治。“超越”并不涵蕴“不关心”或“无主见”的意思，而是不以政治立场为辨别“敌”、“我”的最后根据或最高标准。海内外的中国人大概无不盼望中国成为一个经济丰裕、社会公平、人权有保障以及生活和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但是在这些人类共同的理想之外，中国人还必须依靠一个特有的精神纽带把他们维系起来，即文化的认同。“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文化一方面永远在变化之中，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当然必须经过现代的调整才能推陈出新，以适合今天中国人的需要。但无论怎样调整，我相信中国价值系统的内核仍然是会存在下去的。关于这一点，我已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有所说明，这里不必重复。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层面上如何分歧，是没有理由不能在文化的最高层面上互相沟通的。文化是超越政治的有效保证。如果身在海外的中国人继续加深“不归杨、则归墨”的政治裂痕，而不能在共同的文化意识之下凝成一体，那么我敢断言，中国本土不但绝无统一之望，而且还会有更多的分裂出现。文化的统一才是自然而不勉强的，政治统一必然是强制性的，即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政治统一往往是由上而下的整齐划一，而文化统一则只能是由下而上的“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谓大同”，这是中国的传统理想。远离本土政治的海外中国人则最具备实现文化统一的条件。这是他们的神圣使命。

中国人要想在美国建立并维持一种民族文化的共同意识（用英语说，即是ethnic-cultural identity），必须自觉而严肃地去对中国文化传统作有系统的了解，并进而更新这个传统，使它具有丰富的现代内容。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从多方面来进行。高深的研究和普及化的工作缺一不可。在普及化方面，华人社群应该发展各种有组织的文化活动，而华文报刊更应该在这一方面多尽一些贡献。今天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刊大体上仍在“中国取向”的笼罩之下，各自代表本土的某种政治观点，这种各尊所信的态度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中国文化在美国扎根计，则共同的文化关怀较之政治化的“中国取向”似乎更值得大家重视。

以高深的研究而言，中国人在美国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心机构。1979年我有机会到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犹太宗教研究所去作短期访问和讲演，亲见该所规模之大、研究设计之精、藏书之富和研究人员水准之高，我才体悟到犹太文化为什么能在美国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近三四十年来，美国汉学界虽然也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传统和现代化的论著，但是这些纯学院式的作品未必都适合我们的特殊需要。我们所需要的是有系统兼有切己关怀的研究成果。有了大批的这一类的英文论著，我们才能一方面教育华裔后代，另一方面使一般美国人士也能认识中国文化的真面目。中国人在美国的公开形象（如电影和电视上所见的）一向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和愤怒的问题。追源溯始，这是和系统的研究工作之不足有关。文化普及是无法离开高深研究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新加坡近年来为了配合提倡儒家的伦理教育，政府便迅速地筹募了一千万美金以上的基金，建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这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系统研究和文化传播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美国的中国人不是没有力量创办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不过目前也许还没有这样的理解。中国家长一般总是鼓励子女选择医、理、工、科技等易于谋生的学科，这是今天的常态，无可责难。但是我也希望华裔后代中能不断地产生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律）的人才。他们的人数不必太多，然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他们对美国的华人社会以至中国本土文化的可能贡献也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