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移民开发

人口规模达4亿　移民潮流的新方向　耕地的增加

在16世纪末，即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中国人口大约已达1.5亿[1]。在17世纪前期，也就是明清之际，由于饥荒、瘟疫和战争，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到17世纪末期，由于社会稳定、生产发展，人口开始迅速增长。18世纪是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据何炳棣的研究，“假定康熙三十九年（1700）或稍后中国人口为1.5亿左右，那么乾隆四十四年（1779），可能已增加到2.75亿，五十九年（1794）为3.13亿”[2]。中国人口不止翻了一番。而到道光三十年（1850），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就已达4.3亿[3]。一般认为，这是中国20世纪之前人口数的最高纪录。在清朝最后的60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所引发的长达14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所带来的饥荒，人口有所减少，但到清朝的最后年代（宣统三年，1911），人口数又达到了大约4亿的规模[4]。

在大约4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口至少翻了两番，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事情。在16世纪之前，人口规模的顶峰，是在12世纪初的北宋末期，全中国的人口估计突破了1亿[5]。这也是中国人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16世纪以前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人口大体在5000万至1亿之间波动。在14世纪末的明代初期，人口估计在6500万的规模[6]。然而，经过一百年的休养生息，中国人口的增长，不仅再度突破1亿大关，而且朝着连续翻番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到18世纪末，有人撰文讨论人口剧增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7]。

人口的急剧增长，既是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综合性的结果，同时也必然地反过来对这些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从一个基本的层面看，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人口的急剧增长，意味着经济的巨大增长。在明清时代，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动，出现了更大规模和不同方向的人口迁移的浪潮。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远距离的移民活动。这种活动，有政府组织的强制性移民，但主流是民众的自发性移民。自发性并不是说他们是主动或自愿地迁徙异乡，而是出于被迫或无奈。对中国人来说，安土重迁始终是一种埋藏于心底的价值，离乡背井也一直是一种令人备感伤悲的处境。由于北方地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导致的自然灾害，常常造成严重的生存困难。北方人民为了寻求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不得不向南方迁移。北民南迁成了前两千年间中国移民史上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在最近的五百年中，移民潮流出现了新的方向。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四川内地移民；一是周边省份向新疆、东北、台湾等地区以及海外移民。前者恰好与北民南迁的流向构成纵横交叉的格局，后者则呈现出朝四面八方的扩散态势。

北宋时期，全国人口南北分布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人口的比例占到了全国人口的六成[8]。宋代以后，江南人口密度迅速增大。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以及地处浙东的宁绍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湖田成了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形成了所谓“苏吴熟，天下足”的局面。到了明朝中期，由于北方地区灾荒严重，北方人民又陆续迁入到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人口的压力显现出来；加上明朝对这里实行“重赋”政策，当地人民不堪重负，开始移居他乡。其中一个主要的趋向，就是沿着长江以及钱塘江向长江中游地区迁移。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江西地区，由于本地人口的繁衍，又受到来自东部移民的压力，则不得不向更西的湖广地区移民。在湖广地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资江、沅江流域的山区盆地，出现了大量的村落，成了当时最主要的粮食输出地，出现了所谓“湖广熟，天下足”的新局面。与此同时，汉水流域的山区也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来自河南、陕西、山西等地的移民，进入荆襄山区，使山区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在汉唐时代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从宋代之后，这一地区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明清之际，由于长达数十年的战乱，人口流亡，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然而，当清朝平息战乱之后，清朝政府实行招民垦荒以及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湖广地区的民众移民四川，江南的江苏、安徽、浙江，东南的福建和岭南的广东，也有不少居民移居此地，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长江流域自东到西的移民趋向，被当时人概括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

西南边陲的云南，是明朝的重要开发区。明朝的驻军和随军移入的汉人，大大促进了云南的开发。从此，云南生产的铜成了政府铸钱的主要来源。到了清代，西北的青海、新疆以及北方的蒙古地区，成了新的开发地区，除政府驻军的军屯之外，大量的民屯和商屯在这些地区出现。山西、陕西、河北的民众，也纷纷移居到这里从事商贸和农业生产活动。在东南沿海，台湾在康熙年间被收复，到乾隆年间已成为福建和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粮食供给地。而在东北地区，清朝初期，政府也曾允许关内人民去东北开发。但康熙年间，由于当局认为此乃“龙兴之地”，移民与开发会破坏龙脉风水，而禁止关内人民迁移东北。但河北、山西等省的民众仍然越过封锁，到东北地区寻找生活的出路。尤其是山东人民，渡渤海而闯关东，成了开发辽东半岛的生力军（图1-1）。

图1-1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督垦荒地劝惩则例》

在岭南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流域很早就成了人口较为稠密的生产开发区。明清时期，北方的移民和江南、江西、湖广人民，沿着赣江和湘江水系，进入闽、粤、赣和湘、粤、桂交界的山区，从事生产开发活动，并进一步进入岭南的珠江水系。岭南地区的开发除粤东地区之外，已伸展到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一部分人还移居到海外的南洋群岛以及美洲大陆。

明清时期促发移民浪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基本的原因当是人口本身的急剧增长。人口的增长，必然对粮食生产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如何解决粮食生产的问题，成了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最主要途径是寻找更多新的土地资源，开发更多的耕地。根据估算，明代盛世的嘉靖、万历年间，全国耕地大约为8亿亩；到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全国耕地大约为11亿—12亿亩，增加了50％左右[9]。耕地的增加，是人口增加和粮食需求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是伴随着移民浪潮的汹涌而逐步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