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历史阶段性划分

改革开放40年来，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快达到10000美元，正处于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期，国内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协调期（1978—1989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来，于是我国开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图3-3所示，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持续增长，198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04美元，是1978年的1.8倍，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发展状态。

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总体比重上升，从1978年仅占24.6%上升到1989年的32.9%，但是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如图3-4所示。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总量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我国经济刚起步发展之时是在生态经济圈之内的，在环境资源可承受的范围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还没有对资源造成较大的浪费，没有对环境造成较大的破坏，如表3-1所示，此时生态与经济处于基本融合发展期。

（二）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初现期（1990—2007年）

第二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是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初现期。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正超高速发展，2006年人均GDP是1990年的6倍，且2000年我国成为世界七大经济体之一，如图3-5所示，但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已经超出了生态资源能够承受的范围，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逐渐显现出来。

我国是塑料生产和消费大国，因此“白色污染”在我国是个很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1995年的塑料消费总量约为1100万吨，并进口近600万吨，其中有211万吨塑料包装。大部分塑料包装被随意丢弃，而聚乙烯等白色污染物又难以分解，毒害了生态环境，老百姓对此意见较大。

再如，我国的三峡水电站——我国最大的工程项目，它在防洪、发电、航运、旅游、供水灌溉等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收益。大量研究表明，自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以来，基本上可以满足库区生活和生产的需求，但干流水体水质污染程度却相对严重，加上库区的水土流失加剧了农业污染，致使干支流水质更进一步地恶化；绝大多数植被因难以适应冬水夏陆交替型生态环境而导致了灭绝⁽⁶⁾。120科358属550种植物被175米蓄水淹没。世界上仅三峡库区有分布的特有群落巫溪叶底珠和荷叶铁线蕨，大部分已被淹没；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狭叶瓶尔草和松叶蕨也被完全淹没⁽⁷⁾。由此可见，三峡工程给经济带来了突出贡献，但是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压力。

此外，我国煤炭探明总储量居于世界第三，达到9000亿吨以上。低价的煤炭是我国用于发电的重要能源，且我国煤炭储藏量多。据统计1995年中国约有70%的能源来自于燃煤，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通过煤炭燃烧释放到空气中，对大气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形成了酸雨等环境问题。1999年根据对106个城市的pH值监测结果表明，有43个城市pH值都小于5.6为酸雨，占统计城市的40.6%，煤炭的燃烧带来的环境问题不容小觑。

在144个国家和地区中，“环境可持续指数”（ESI）——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指数，据调查2005年1月中国排名倒数（第133位），自然资源贫乏和对资源的管理不当是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⁸⁾。

根据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逐步暴露出生态环境问题，领导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并开始予以解决。国务院1996年召开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启动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保护重大工程。2007年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

（三）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爆发期（2007—2012年）

第三阶段是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爆发期（2007—2012年）。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GDP超越了日本仅次于美国，2012年达到了6250美元。多年来的GDP增速的背后，虽然我国经济得到大大发展，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沉重的代价。这些年，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⁹⁾，使得我国很多资源损耗严重。2011年11月，据环保局统计，我国的地表水严重被污染，劣五类水质占比40.1%，约有1.5亿亩的耕地被污染，3250万亩灌溉耕地重金属超标严重。由于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本来就严重不足，地表水和土壤又遭到严重污染，导致的后果就是农产品被污染。近年来，我国食品经常发生问题，而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这导致很多食物在源头上就已经被污染，蔬菜在萌芽时就已经受到重金属等的毒害。

此外，工业发展与雾霾问题成为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点。随着以工业化为主导来发展经济，能源消耗在工业上的逐渐增多，再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雾霾问题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在近二三十年，大城市平均每年雾霾天数超过100天，有些都已超过200天，且污染强度也越来越大，能见度只能达到一到两千米⁽¹⁰⁾。王跃思对2012年中国强雾霾污染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由于煤、石油类燃料燃烧所排放的氮氧化物加速了气态二氧化硫的转化，即雾霾形成的主要原因⁽¹¹⁾。雾霾的出现带来的不只是生态环境问题，更给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与危害。雾霾被吸入人体后，甚至还会产生哮喘、肺气肿等症状，如表3-2所示。雾霾还对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如雾霾会使机场、高铁、轮渡等延误，还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再有，我国是轮胎生产大国，产量居于世界第一，而这必会导致废旧轮胎量的增加，从而带来的黑色污染也日益严重。据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的统计，我国废旧轮胎量从2008年的750万吨到2012年年底攀升到了1000万吨。而废旧轮胎在我国的回收利用率不及西方国家的1/3，对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我国采取原始的轮胎回收方式如焚毁或填埋等方法，或是随意丢弃。被丢弃的废轮胎不但占用了土地资源还对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甚至存在火灾隐患，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而对轮胎进行焚烧，也有很严重的后果，其因燃烧而产生的有毒气体严重污染空气。废旧轮胎百年也不会降解，填埋也无法解决其污染问题，毒害了生态环境。21世纪的头10年，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达到了巅峰值，我国此时处于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爆发期。

（四）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协调解决期（2012年至今）

第四阶段为党的十八大以后至今，为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协调解决期。十八大我们党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十九大在现代化建设目标体系中纳入了“美丽中国”，自上而下地做好顶层设计，开始一系列生态文明的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2017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9261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10000美元。近年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形成了有利条件，2013年第三产业首次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且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如图3-6所示。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我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节能与提高能效、优化能源结构等方式，在改善气候变化方面卓有成效。据统计，2014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同比下降了6.1%，比2010年累计下降了15.8%。

中国政府在2015年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60%~65%。此外，中国近几年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额，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如表3-3所示。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¹²⁾。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越加重视生态文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想生态、经济、社会一起进步，三者和谐协调地稳步前进，生态系统必须占据举足轻重的优先地位。

2016年1月，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历史性的、开创性的。它打破了保护和发展只能相对立的固有思想，首次将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相结合，将生态保护与发展统一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不仅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方向，也为其他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新发展思想提出后，各个地区纷纷积极做出响应，如贵州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建立起了更多的生态文明试验区，以促进生态绿色发展。湖北则提出要将生态优先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首要方针，致力于保护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防治水污染，将低碳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作为主要任务。我国为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想落地生根，构建起了生态优先的制度框架，并逐步完善了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其完整链条如下：生态优先理念—环境法规制度—绿色发展政策—实践操作机制，这对我国最终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环境保护督察巡视工作于2016年进入到实践环节，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生态优先，发展绿色产业的强烈决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不断深化实践，为中国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也为加快发展我国生态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