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 内地的跑官、买官现象

上午8点30分，给党校三班120余名学生作题为《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报告。这一报告，我在开封大学、河南大学都讲过。今天的听众是地方党政官员，故重点略有所变动。

我说，地方党政干部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千百万分散的独立经营的小农，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农民走向现代化之路。要完成这一艰难伟大的任务，首先得认识农民。有些地方干部或许会这样想，我们本来就来自农民，我们长期与农民打交道，难道还不熟悉农民吗？我说，正因为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农村，正因为你们很熟悉农民，故而往往不理解农民。因为习惯和熟悉常常是理解的大敌。理解，必须从熟悉中超拔出来。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与解放前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以及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社社员，在行为方式上有何异同，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必须花大力气去研究。

土地承包制下的当代农民，具有一般小农经济的四大特点：一是各农户主要还是与土地相交换。这就是说，以家庭劳力与承包土地为主的自给经济依然占据很重的比例。在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乡村，各农户从事农业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粮食自给。二是利用血缘与情感维系的非市场的人情交换。虽然各农户在经营各自的狭小农场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但总有一些事务非单家独户所能解决，这便是各农户都要维持与巩固一个亲友关系网络的原因。他们用人情关系、礼尚往来维持一个非市场性质的物资与劳务交换网络。故而“人情”既指私人间的感情，亦指一定的物品与劳务，“礼”既指一种礼仪，也指一定的物品与劳务。故在乡民社会中，有“欠你一个人情”之说，“礼”也可与“物”合称，叫做“礼物”。“人情”与“市场”虽然都承担着交换互惠功能，但在交换方式上，两者间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随着农户家庭生产职能的恢复与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我们到处能看到亲友人情关系网络的扩张。地方官员也都处于各自的亲友人情关系的网络之内，而且往往是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上的一个纽结。因此，中国村民所习惯的交换、互惠方式向地方政治过程的大量渗透，在我看来是地方政治过程腐败的一个文化上的深刻原因。三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传统农民只有与周围集市相交换的经验，从来没有与国内大市场相交换的经验。由于农民交换经验规模过于狭小，能向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很少，进入国内市场的成本过于高昂。因而各分散经营、独立决策的农民根本无法与大市场相衔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各分散农民如何通过有效的合作组织，并通过合作组织参与国内甚至国际市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四是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农民的基本特点是他们无力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形成共同利益，缺乏共同利益的意识，也就不可能通过平等协商的途径建立共同的合作组织，并通过有约束力的章程与领导来解决自己的共同事务。或说，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一般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这是中国农民的“清官”意识与“为民作主”意识根深蒂固的最为深刻的根源。问题在于，地方官吏如不替民作主，那怎么办？有些地方官吏不仅不替民作主，反而利用公共权力来欺压剥削农民，那又怎么办？这是当前党政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国农民对那些欺压百姓的地方官员一般反应模式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农民对不合理的地方政权的一般反应模式是：一忍耐，二上告，三下跪，四揭竿而起。如今，数村范围内的农民小股“起义”已时有所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不少地方官员将现代化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与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甚至只将现代化理解为现代高楼与道路，因而向银行贷款，或向农民高额征收来搞道路与楼房。前者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片面理解，后者是一种误解。在我看来，将缺乏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广大村民引导到能够自我表达与自我组织的现代公民之路上去，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这一任务不解决，我们无法完成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问题，也无法解决乡村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让千百万村民学会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是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发展目标。我今天只是向诸位提出这一问题，希望诸位与我一起来思考这一问题得以解决的有效途径。

由于听众情绪高涨，报告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会后，有许多学员围着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一一作了解答。市精神文明办的一位官员说：“我平时感觉到，但弄不清楚的问题，经你那么一说，突然清楚了、理解了。”的确，把普遍的感觉上升到理解，这便是理论与理论的功效。从西方输入的一切理论一旦脱离西方社会经验而移入我国，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思想资料，而不是理论本身。要使思想资料恢复它们的理论品格，必须要与当前中国社会的经验，即普遍的感觉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一个异常困难的过程，决非简单地套用。

回宿舍休息时，开封县常务副县长邀请我到他的宿舍聊天。他说：“你的报告对我有很大启发。源于村落文化的人情关系侵入到地方政治与法律过程，这确实是每日每时发生的普遍现象。你说得很对，这些侵入政治与法律过程的人情往来，从传统村落文化看，是所有人都习以为常的礼俗，但从现代政治与法律要求看，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问题是，有许多官员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告诉我一件小事：“有一农户的几亩瓜田遭人破坏，报到乡派出所，同时通过他的一个亲戚找到我家，要我帮忙处理这件事。农民嘛，对法律总不太信任，总想找个有权的人替他们作主，这才放心。农民上门托人办事，手里总拎点礼物，替他办了事，虽然这是地方官的职责，他们还要感谢送礼。如果对农民说：‘替你办事是我的职责，礼品请带回去。’他们一定不高兴。你不能不收下。县里的大部分官员的老家就在本县。亲戚、朋友、同学、上下级、老同事关系特别多。谁都处于人情关系网络之中，谁也摆脱不了这个网络，谁都得遵守这个网络内的行为关系准则。要划清人情与腐败的关系确实是很难的。‘人情关’确实比‘金钱关’、‘女色关’还难过啊。”

这位副县长谈到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时说，即使“为民作主”，也不那么容易。一是什么是农民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往往弄不清楚，故好心办坏事也不少。二是即使认识到农民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替民办几件好事、实事，要农民出钱出力，也会招来民怨。他引用解放前流行的一句民谣说：“贾鲁河一开，民众怨来；贾鲁河一通，民众感动。”我说，这一现象，自古而然，替秦国搞改革的商鞅就说过：“民不可与始虑，而可与乐成。”农民无力通过共同协商途径形成共同利益，并利用自我合作力量来实现共同利益，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如此。这就决定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由政治家与知识分子提出来，然后通过行政力量注入到乡村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地方党政替民作主，作好主，并按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乡村现代化所需的公共事务建设，这便是地方政府的头等重要的大事。另一方面，如何通过各种合作组织的典型示范，通过村、乡两级的民主选举与管理来培育广大村民的自我作主能力，更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长远而重大的任务。

中午，程校长请市节水办的两位官员与我一起吃饭，李、田两位老师与后勤部科长作陪。席间因为市节水办官员在座，于是问及北方水资源状况。他们说北方数省皆缺水。黄河水量近十余年来呈持续下降趋势。黄河下游的每年断流期拉长，断流段不断向上延伸。北方的城市用水与农业用水，主要依赖地下水。由于近十几年来城市用水不断增加，故在各城市之下形成大小不一的“干漏斗”。各地农用灌溉水井也越打越深。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大问题。

他们说，在河南省，缺水以河南中部的许昌地区为甚。许昌市与邻近的平顶山市为争夺水资源而各不相让，最后由省成立一个水资源综合利用委员会来协调解决。在开封市所辖各县，为争夺黄河水资源也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反目成仇。在北方地区，水资源的严重缺乏与人口严重过剩，是制约北方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因素。我问，拟议中南水北调工程能否缓解北方的缺水问题。他们说，对若干大城市的供水问题或可缓解，但对如此广大的农村而言，南水北调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对北方农业而言，只能走节水农业一路。

晚上，全校断电断水，一屋漆黑。邻宿住着三位学员，一位是某县人大副主任，另两位是某县组织部干部。我与小杨同他们闲聊夜话。

当问及民谣流行情况时，这位县人大老同志说：“民谣有很多。”但他能够背出的只有两首：

1.“贴着玻璃往里看，里面坐着一大帮，统一拉出来枪毙，没有一个是冤枉。——全是贪官。”

2.“说话不能说太明，说明不够朋友情。”

我们又谈及“跑官、买官”现象，县组织部那两位官员说，“这类现象，可能有，但绝不普遍。”小杨说：“跑官、买官现象，肯定存在，且较为普遍。”因话不投机，两位县组织部官员稍坐片刻，便回自己宿舍休息去了。

县人大副主任说：“跑官，买官，各地传闻确实不少，但很少查实。如仅据传闻，则此类现象看上去很是普遍，但据查实法办的，那是少而又少。有些传闻，虽然比较确切，但未必有人据此去查处。即使此类现象是个别的，但如不加制止，肯定会蔓延开来。如果官以贿得，共产党的统治也就垮台了。”他又说：“如今关键的问题是权力太集中。在县级党政，能管乌纱帽的只有四人：一是县委书记，二是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三是组织部长，四是分管人事的组织部副主任。在这四个人中，权力往往集中到县委书记一人手中。有些县的县委书记直接兼任县人大主任一职，县委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一职，监察权被党政权力兼掉了，更谈不上什么监察作用。全县党政权力集中在县党委书记一人手中，乡镇党政权力集中在乡党委书记手中，村党政权力集中在村支书手中，这种权力集中的状况，很容易产生党政腐败现象。”

县人大副主任接着说：“据我观察，近五六年来，权力越来越向第一把手集中。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利少弊多。在目前情况下，能自我约束，以身作则的一把手毕竟是少数。如今，村党政一把手政治上向上升迁的可能性极小，故而谋求经济利益的冲动很强。在乡、县两级，官员流动升迁的迅速加快了。好一点的搞政绩等迁升；差一点的，势必发生跑官现象。跑官是为了联络感情，但正如你在讲话中所说的，他们跑官，总不见得空着手去。进见礼与贿赂之间的关系，确实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私人感情与利用关系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说：“内地省、市、县依然以农业为主，工商业很不发达，故而稍有一点抱负与才能的人，往往向各级党政部门拥挤。因为人之所喜好的财富地位与名誉依然集中在政府部门，且财富、地位与名誉按官阶大小高低而分配。故而挤入官场，并向上爬升成为这些人最焦虑最普遍的心态。他们按什么原则来竞得官职呢？一般说来按政绩，那么什么是政绩，以及如何来评价政绩呢？这个关键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按共产党的宗旨，应以替民众办实事、好事为政绩，以民众的满意程度为评价标准。然而在实际上，是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下达的各种高指示为政绩，以上级部门的检查结果为判断政绩的标准。于是，浮夸、虚报、弄虚作假随之而起。另一得官途径便是利用私人关系网络。人情关系中的‘礼尚往来’原则一旦侵入到组织人事领域，必然会向‘跑官’、‘买官’发展。关于利用政绩考核与私人关系获得升迁，其利弊古已有之，至今犹然。要解决这一大问题，看来得把官吏的委任制与民众的评议制切实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农民，虽然还没有成熟到直接参政，选举乡、县两级的官吏，但公正地评议地方官吏的优劣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