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 “8·16”事件

上午8时半，如约拜会党校张校长。

李、汤、田诸老师曾多次谈到他们的校长：他是一位凭自己的能力与一连串的政绩而逐步升迁到副市长的地方官员。他当过八年村支书，两年乡党委书记，六年副县长，六年县委书记，两年副市长。前年出任开封市党校校长。据说，凡他工作过的乡、县，群众至今还怀念着他。对这样一位有着如此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校长，应趁拜会之际向他请教若干问题。

一、土地承包制下的中国农民与解放前农民之异同。

张校长说，土地承包制下的当代农民与解放前农民不可同日而语。当代农民中，四五十岁以上的这一代农民经历过农业集体化，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有明确的意识；现今三十岁左右的农民，文化素质大有提高；尤其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大多在二三产业兼业，在全国流动，寻找各种机会，不再是闭塞的村民。他们受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影响很深。由于土地按人均实行家庭承包，一方面，农业这块收入各农户十分接近，故要发家致富，必须到工商业方面去动脑筋。另一方面，因土地不好买卖，故剩余的钱大多投入住房建设。就农业方面而言，农业技术提高了一大步，灌溉条件、种子、化肥、农药都有很大发展。

我说，土地承包制下的当代农民与解放前土地私有制下的农民，甚至与集体化时期的农民确实存在很大差别：文化程度提高了，掌握的农业技术增多了，与村落外的世界联系更密切了。但作为农民，他们之间依然保留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我指的是农民的互惠交换的结合方式并没有改变。当代中国农民，虽然经历了合作化、集体化，也实行过会议、选举、制定章程之类的合作形式，但从分田单干后的大量事实来看，他们依然按老习惯解决新问题，而没有学会用平等协商的程序建立超家庭的合作组织。在我看来，从亲友私人网络型关系向非人情非网络的联合组织发展是中国农民进步的真正起点。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有其客观的需要，但村民对此并无意识，依然用人情往来方式解决自己的事务。这是我最困惑的大问题。

张校长对我一席话的反应是一脸疑惑，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才能使他理解我的意思。于是换了另一问题。

二、分田单干后，农村工作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这位有着十余年县、乡领导工作经验的校长说，当前乡、县政府在农村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办集体公共事业。如引黄灌溉工程，这是对农民十分有利的公共事业。（注：李老师说，张在开封县任职六年，搞引黄工程，扩大水浇地60万亩，改造盐碱沙地15万亩。）这样的水利工程，依靠一家一户的力量是根本不行的，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国家没有钱，只能向群众集资。集资，通常按户均摊，但用水有先后与多少的问题，还得侵占部分已承包出去的耕地。于是意见纷纷，怨声四起。张校长的原则是，只要认准引黄工程对全县绝大多数农民有利，就不顾反对意见强行推动。一旦工程完成，农民得到实利，自然会怨愤消失，颂声四起，甚至送匾感恩。讲到此，他引了一段历代相传的民谣：

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也多。

百年千载后，恩留怨消除。

（注：贾鲁［1297～1353］历任监察御史、工部郎中等职。元至正四年黄河决口，河道北移。至正十一年，贾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主张疏、浚、塞并举，使黄河恢复故道，南流合淮入海。）

我对校长说：“贾鲁与你相距六七百年，但村民对此类公共工程的前后反应态度却完全一样，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回答这一问题。

三、对当前行政村干部的基本估价。

校长说，村民也能民主选举出村支书、村长，但被选之人往往不愿干。因为这一职务，好处甚少，且容易得罪乡邻。有能力的人可以外出挣钱，没有外出的也不愿得罪乡邻。故而目前各村的支书、村长基本上由乡镇政府指定。若有选举，大多也流于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想干者往往是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好处，而能干者必定有家族势力的支持。他们通过这一职务交结乡镇官员，找政治靠山，扩张社会关系网。对村民往往仗势欺压，谋求更多的好处。并不是说，如今所有村干部都是这样恶劣，但这一发展趋势是存在着的。（注：这与许河乡党委书记的估价十分的接近）

四、关于地方党政腐败问题。

张校长说，用道德教育，党纪国法来消除目前普遍蔓延的政治腐败现象，效果如何，可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收效甚微，二是没有上述措施，腐败更加猖獗。如今推行市场经济，允许、甚至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人通过各种门路富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党政官员安心于他那几百元月薪，过苦日子，洁身自好，不是说绝对做不到，至少也是十分困难的。地方党政官员手中有权，社会关系多，求他们办事的人亦多，要他们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挤入先富起来的行列中去，那是很难做到的。另外，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人大、纪检如何监督？除非第一把手为政清廉，以身作则，抓下级的廉政，那是管用的。但这样的干部毕竟是少数。毛泽东用一个接着一个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来清除党政腐败，腐败现象是治住了，但代价太高。恰如用猛药、重药治一种病，这一病症消失了，但全身给治坏了。如今光用教育、纪检来治，只能稍加抑制，无法根除。中国历代王朝，兴而复亡，亡在何处，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逼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一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当然希望共产党的长治久安。但你看看周围的现实，看看这些大小官员在想什么，在干些什么，你怎么乐观得起来。

下午3时，给党校全体教师作题为《调查与治学》的学术报告，颇受欢迎。

晚上，请永成谈兰考县三义寨乡“8·16”事件始末。永成与汤小平曾到该乡调查过此事件。

1995年8月8日，兰考县三义寨乡政府发布公告。公告大意是：原定分七年还清的超生罚款（注：超生一胎，罚款4100元），现改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若干天内一次结清，不得延期。今后若有超生者，罚款4万元。

该乡党委、计生委之所以采取如此激烈的罚款征缴措施，说是该乡在全县计划生育评比中，连续两次倒数第一。他们决心变后进为先进。强化罚款征收力度，提高罚款数额，严格控制超生。据说，县有关部门正等待该乡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预定到三义寨乡召开经验总结兼表彰大会，以推动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

自公告发布后，乡政府组织近200人的庞大征款队伍，开进各村各户征收所欠的超生罚款。突击收缴了16万元，初战告捷。随后准备组织第二次突击行动。8月16日，七个自然村突然以鸣爆竹为号，一时集合起数百村民（乡政府上报说约200人，下面传闻说2000余人）到乡政府找乡党委书记评理。乡党委书记闻讯逃到县城，其余乡干部各自躲避，只留一名副书记留守。愤怨的村民找不到他们最痛恨的党委书记，抓住留守的副书记痛打一顿，并将其抛入水沟。砸毁乡政府办公大楼的所有门窗以及电视机、摩托车。发泄过后，方各自回村（事后统计损失，价值13万元），是为“8·16”事件。震动了省委书记。

省纪委闻讯，即派人前来调查，结论是四个字：官逼民反。县里的主流意见是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一种意见是要查处打砸乡政府、打伤官员的为首分子。但省纪委督促甚严，市委开始干预，准备将三义寨乡党委书记、计生办主任两人调离该乡，并中止公告的执行。省纪委认为处理太轻。结果作如下处理：一、三义寨乡党委书记受党纪处分，降一级使用。二、分管计生办的副书记（即计生办主任）留党察看两年。三、留守乡政府的副书记免予处分。这大概是考虑到他已受到群众用拳头的直接处分了。

三义寨乡离兰考县城十余里，处黄河滩边。该乡党委书记以办事果断而闻名县、乡官场，然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据官方统计，此类村民暴乱，在河南去年一年内有12起。当然，所谓“官方统计”，也是一个传闻。永成说，今年三四月间，开封县朱仙镇也发生一起“官逼民反”事件。原定明天陪同我到杞县调查的汤小平出差郑州，未归。故请永成明日陪我先到朱仙镇。关于河南的朱仙镇，我只知道两个掌故：一是岳家军北伐，曾在此大败金兵，后被十二道金牌召回杭州。二是鲁迅先生曾收集并表彰过朱仙镇的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