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 难以统计的“黑孩子”

今天想对该村的超生及超生罚款状况作进一步的调查。昨晚，李氏的两家东邻妇女为小孩打架而发动了一场持续将近一小时的舌战，结果引来七八个妇女与一二十个小孩子前来观战。（男人对女人间的吵架，一般不出来劝架，更不出来助战。当地风俗如此。）在这一群小孩子中，“擅自”出生者恐怕不在少数。但要全面准确地统计出全村的“超生”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农民怕罚款而隐瞒超生，乡村官员怕丢乌纱帽，也要隐瞒超生，所以只能采用迂回调查法。

上午，李氏帮我们请来了该村一组的村民组长，要他向我们提供全组各农户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及兼业状况。说是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情况。从家庭代际结构与年龄、性别这三个信息中，就能统计出各户的超生人数。

该组共40户，192人（其中22人已出嫁，婚嫁距离在10华里范围之内），户均4.8人，若除去已嫁者，户均4.25人。全组10岁以下儿童（包括10岁）共31人，其中属于超生的16人，超生率约近52%。在16个超生者中，超生一胎者12人，超生两胎者4人，该组40户农户中，每户都有一个或两个劳动力从事兼业。已婚妇女全部在家务农照料家务，丈夫（老年除外）与成年的儿子基本上各有非农兼业。兼业范围甚广，如从事缝纫，饮食，家电修理，家具，运输，砖窑，鞋帽，孵化小鸡，采煤等等。从距离上说，远至北京，近在本村。这位组长说，本村人均耕地只有七八分，不足一亩。光靠农业这点收入管住肚皮也算不错了。如今农民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买农药、化肥要钱，小孩读书要钱，盖房起屋、结婚更需要钱，因此，家里凡有男性劳力的，都得到外面去挣钱。至于到什么地方去，寻找什么职业，那得看各人的关系了。挣多挣少，看各人的本事。有的外出打工半年，连个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有的能挣个三四千元。打工收入，很不稳定，一般说来，一年打工六七个月，或七八个月，挣个二三千元钱也算不错了。

下午，李陪我们去访一家“贫困户”（事先已征得户主的同意，该户主靳姓），该户没有围墙，正屋三间陈旧简陋的砖瓦房，右侧是一间土坯砌成的厨房，已十分破旧，正屋左侧有两间新盖不久的砖瓦房，也很简易。三间正屋之内，除了三张破旧的木板床及堆放其上的破被旧衣，以及一些农具杂物外，也就没有什么了，可谓家徒四壁。在新盖不久的两间砖瓦房内，也有两张木板床，收拾得稍为干净一点。另有一台老式织布机，据户主说，在六七十年代，村里还有不少农户拥有这样的织布机，如今已不多见了。我问户主：“这台织布机是否还在使用？”他指着床上的床单与几件衣服说：“这都是自己织的布，可以省几个钱。”在土墙已开裂的厨房内，只有一灶、二锅、一面板、一面杖而已。揭开大锅一看，里面有七八只掺杂着玉米粉的馍馍、一碗黑色的咸菜。在由正屋、灶间及另两间新屋围成的庭院内，他的妻子与女儿们正在加工其兄从附近棉纺厂购来的棉纱。所谓“加工”，即把各种颜色的细棉纱合成一股，然后在两根插在地上、相距四五米的木柱上来回缠绕，两个女孩各执一木柱，妻子来回跑，很是劳累。加工后的棉纱，由其哥运到邻县集市去销售，一部分用于自己织布。户主说，近几年来，邻县的土布市场日益衰落，自织土布主要供自己用，很少出售了。

他一家有5张床，或许有许多孩子，我带着照相机，提议给他全家合影（因为院里还有不少邻里的小孩），他拒绝了。于是请户主到李氏家去聊天。问及家庭经济及超生情况时，他先是吞吞吐吐，不久便消除顾虑，一吐他讳莫如深的家庭隐私。其实，这也是他的邻居（包括李氏夫妇）甚至全村替他守着的秘密：超生四胎！

他现年42岁，妻子40岁。15年前结婚后，妻子一连给他生了五个女孩。“我只想要一个男孩。谁知生来生去还是女孩。”他说，去年乡计划生育人员把他妻子抓到乡政府给结扎了，方死了生男孩的心。但还是东借西凑5000元，托人买了一个两三岁的男孩。（向谁买，怎样买，我没有问。）全家共有六个孩子：长女现已14岁，二女12岁，三女10岁，四女8岁，皆超过学龄，但因家贫，无力送她们上学。在乡政府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名册上，只记着他超生两胎，并只按超生两胎罚款，共罚款11000元。在户籍登记册上，他一家五口，分得五人的承包地，并按五口缴纳各种税费。其余三人不在户籍，因而是“黑孩子”。他们没有承包地，也不用缴纳各项税费，更“逃避”了高额罚款。这便是这对夫妇一直生活在警觉与惊恐中的原因所在。

这对终年辛劳、不得休息的中年夫妇，唯一的生活目标是养活六个孩子，根本没有能力供她们读书求知了。我粗略地估计了他家全年的收支状况：五人承包4亩耕地，全年的农业收入为2000～2500元之间。农业外收入有两项：一是棉纱加工，全年在1000～2000元间；二是孵小鸡出售（李说他是孵小鸡的能手），每年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这样，全家全年收入在4000～5500元之间。全年农负是860元，超生罚款786元，共计1646元。这样用于家庭日常支出的钱在2354～3854元之间，或说3000元左右，年人均375元，每月只有31元。能填饱肚皮，实属不易了。他说，他家全年几乎不吃肉，不吃油。

我望着这位被劳累与贫困压得精神有些麻木的中年村民，实在说不清内心的感受是悲哀还是同情。我对这位拖着六个孩子的父亲说：“你生了那么一大帮孩子，整天为填饱他们的肚皮而操心，为对付上面来的检查而担惊受怕，被14年的罚款而搞得贫困不堪，你们夫妇为了生个男孩而把自己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乐趣呢？再说，你们夫妇俩一年到头拼死累活地干，只能对付全家八张嘴巴，再也没有力量送孩子去读书。在现代社会，你养的一群女文盲只能配一群男文盲啊，她们将永远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没有知识与能力改善她们的生活，到那时，五个女儿都回家来指责你这个父亲：为什么要把她们生出来？为什么让她们成为文盲而受穷？到那时，你将何言以对呢？！”此刻，他的眼眶似乎湿润起来，默默地低下了头，一语未说。

事后，李氏对我说：“你把计划生育的道理讲到农民的心里去了。如果公社干部（在乡村，依然可以听到农民把乡政府称为公社，把村民称为社员）能到村里来开个社员大会，对农民也说上那么一番道理，他们是听得进去的。可惜，如今的干部只知道罚款。”我想，村民的传统生育观念毕竟是村落内传统生存方式的反映，在传统的生存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之前，传统观念能否通过宣传教育而得到转变？“导之以德”固然重要，“齐之以刑”也出于无奈，更何况重罚之下，超生一胎依然十分普遍，不生出一个男孩不肯罢休的农户，往往有之。计划生育，其实是国家发动的一场针对亿万农民生育行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实关涉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前途。

傍晚时分，李氏陪着我们逛村落，访农户。

该村各农户的住房、庭院结构十分相似，三间砖瓦平房坐北朝南，室内各间并无板、墙间隔。除了床与吃饭的方矮桌及几只矮凳外，很少有其他像样的家具。衣服堆在床角，或是挂在绳上，只有少数农户拥有衣柜衣箱。作厨房或贮藏室用的配房，往往坐东面西。厨房内有土灶、擀面板、水缸一类的东西。燃料通常是棉花秆、玉米秆或麦秆，并不烧煤。多数农户有猪栅，鸡栏，还有一台手压式水井。庭院内都栽有泡桐树，多少不一。庭院的围墙大多是低矮的土墙。庭院一般占地0.5亩，在整个村落内，还有不少荒废着的宅基地。李告诉我，近十年来，整个村落的面积扩大了整整一倍。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村落，每个院落为什么要占那么大面积？村落内为什么还有许多荒废的宅基地？李说：“小麦、玉米登场脱粒、扬晒都在院子内。村内的老宅基地是祖上传下的，归各子孙所有，别人不好去盖房。村里没有好好规划，也是一个原因。”

行至村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地上水渠，长数百米，渠南是小靳庄，渠北是该村的麦地。我们沿堤坝向东走去。堤坝高低不平，有些地段被挖开，有几段渠底被挖得很深。看得出来，这条两旁种着杨树、槐树、泡桐的渠道已废弃多年。我问老李，这条水渠为什么被搞成这个样子？他说，前几年整条水渠被分掉了。他指着渠北的麦地说，谁家的承包地对着的那段渠道，就是属于谁家的。我问：“水渠怎么能分，分了又有什么用？”他说：“反正水渠没有水，分掉了，可以取土填房基。”原来如此。统一的水渠也能分，中国农民分的劲头和分的彻底性实令我惊叹！是啊，毛泽东不就是利用农民均分土地的强烈要求发动土地革命的吗？而他将农民重新“合起来”的路，走得又何等艰辛。一旦中央对“分还是合”开始犹豫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就动手分掉集体的一切家当了。在这里，连水渠也切成一段一段地分掉了。

然而，这条水渠的东端数百米不仅没有被分掉，且土渠被修成水泥渠。原来，那一段是与小靳庄村相邻的董园村的水渠。我们沿着水泥渠走到东端尽头，看到有一个抽水站，站下有一条宽四五米的河道。老李说，这条河道直通黄河故道，常年有水。得到黄河水浇灌的董园村的大批小麦，长势比小靳庄村的小麦好得多。董园村的小麦平均亩产七八百斤，而小靳庄的小麦，平均亩产只有500斤左右，两相比较，相差二三百斤。当我们踅而回到两渠交界处时，恰有四五个村民在那里聊天，于是我与他们谈起水渠的事来：

“你们这条水渠是哪年修造的？”

“七八年了吧”，“大概是1988年开始修造的。”

“什么时候废弃不用的？”

“已有四五年了。”

“东边水渠里的水，为什么不流到你们的水渠里来呢？”“董园村的人不让我们用他们的水，有什么办法呢？”

“你们可以与他们商量啊！”

“商量？不中（没有用的），俺村干部不行，他们不去说，叫我们怎么办？”

“村干部不行，你们也可联合起来，开个会，商量个办法嘛。”

“要我们商量啥？”

“他们浇上水的麦子，亩产可达七八百斤；你们这边的小麦，亩产最多500来斤。如每浇一亩地，给他们50斤麦子，你们每亩不是还可增收200来斤嘛。每亩给他们50斤麦，总肯让你们用水的吧？”

四五个村民讨论开来，但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返回的路上，老李对我说：“即使我们出钱买水，他们会在那边放闸偷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放水时，可派人看守啊，整条河渠才几百米，派一个人就解决了。”老李说：“那也不行。他们会说，你们的水经过我们的土地，我用你一点水，还要计较吗？”他的结论是，“如今分田单干，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也不管这码子事。反正全村都浇不上水，靠天吃饭，大家都没有话说。”

同一条河渠，分成两段，分属两个行政村：一个村把水渠割成一段一段，分配到户。一个村把土渠修成水泥渠，统一管理与使用。一个村小麦亩产四五百斤，一个村七八百斤。这是怎么回事呢？问老李，他说：“一个村的干部有能耐，一个村的干部不管事。”那么老百姓呢？他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商量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呢？为什么在需要合作协商的地方，我们往往能听到诸如“没有人管”或“没有办法”的答复呢？“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看来，董园村便有这样一个替村民作主的人。明日决定走访董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