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 谁在发家致富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今天，就干群关系（或说农民与地方政府关系）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村民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态度（看法）作一番调查。明日准备结束此行，打道回府。
上次“风波”之后，许多村民不敢接受我们的采访，只好叫老刘去请他的几个“本家兄弟”来，临行还特地关照：“就说是来随便拉拉家常，如果他们为难，也不必勉强。”不久，老刘请来三位“本家”，坐定算起辈分，都在五服之内。本村刘氏家族按“忠、克、振、已”排辈分。算辈分，定本家，十分容易。据他们说村内多数宗族已不再遵守“论字排辈”这一乡村古老的习俗，尤其是如今出生的孩子，父母都是随意取名的。
因为请他们来拉家常的，于是我便把所要调查的问题混杂在漫不经心的闲谈之内，这种调查方式，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下面是本次访谈记要：
一、关于土地承包制与村民对现在生活的评价。
他们一致认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好，对现行的土地分配与使用制度并没有感到有何不便之处，也没有进一步改进的要求。这几年，经历过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对分田到户后所带来的变化，有两个共同的感受：一是生活水平确实比过去提高很多。二是人比过去自由多了。他们说，在分田单干以前，村民所食，以杂粮为主，以精粮（指小麦）为辅，一年人均能分到五六十斤小麦已算很不错了。分田单干后，全年都能吃上白馍、米饭了。温饱问题解决是由于粮食单产的提高，而粮食单产的提高，他们将一部分原因归于“家庭土地承包制提高了农民积极性”，更多的原因归于引黄灌溉，种子、化肥与农药方面的进展。近十几年来，村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也很明显，电视机基本普及（主要是黑白电视机），不少农户拥有自己的拖拉机。
二、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评价。
虽然他们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生活水平提高”与“人身自由”给予了肯定评价，但他们还是认为过去优于现在。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推论：邓的时代优于毛的时代，对邓的评价高于对毛的评价。然后情况恰恰相反。他们说：“邓小平没法与毛主席比，毛主席好，邓小平没有什么好。”并说：“如今老百姓都是这么看的。”其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如今整个社会风气变坏了。二是当官的只顾自己发财，贪污腐败。他们所谓的“社会风气”，主要指人们的道德状况与社会治安状况。所谓“当官”的，主要指乡、村两级干部，对县及县以上则模糊不清。并说，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中央官员是好的，“好经给下面这帮坏和尚念歪了”。
似乎可以将他们的观点概括如下：就生活水平来说，现在比过去提高多了，但从乡村政治状况与乡村社会状况两方面来说，则过去比现在好得多。
我问：“你们对乡村干部有那么多不满，是否由‘征粮派款，刮宫流产’引起的呢？”他们说，农民种地纳粮，天经地义，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如今人多地少，不搞计划生育也是不行的，超生罚款也是应该的。问题是，各种名目的税收太多太重，超出一般农民的承受能力，且交什么款项、交多少，从来不向村民说清楚；乡村干部在征粮款时，往往层层加码，自己大吃大喝，中饱私囊。我问：“你们说乡村干部贪污腐败，有何根据？”他们说：“看看他们的房子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乡里的好房子，不是发了财的，就是当官的。”另一个直接引起村民强烈不满的是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如用亲邻株连法对付超生户，带乡派出所人员武装入村征缴罚款等等。他们说，如今的乡村干部越来越像旧社会的保甲长，越来越不像共产党的干部了。
此时，他们说起一件三年前发生在本村的事。
本村有一任姓农户，任某年50余，妻40岁，生有两子一女。妻子时常抱怨丈夫没能耐，不会挣钱。三年前离家出走，独自跑到开封与某法院一名鳏居的人同居。消息传出，任某带几个亲邻赶到开封，将其妻带回。次日，同居者开一辆警车，带一帮警员携带手铐入村来抢任妻，惊动乡邻，大家围住来人评理。这些警官以“妨碍公务罪”将痛哭阻留母亲的儿子与12名村民戴上手铐，拖上警车，带去关押。愤怒的村民当晚集议，选派代表到省法院上访（通过省法院的一个熟人），在省法院干预下，终于将任的儿子及村民放回。他们在县法院被关15天，放回的条件是罚款若干。但任妻仍然与该法院人员同居。事情并没解决，但无可奈何。执法者犯法，村民到哪里去告？！去年，法院的那个同居者突然病故，任妻春节回来，被丈夫与儿子拒之门外，任妻如今不知去向，或云在娘家。事情经过是否如他们所述，我未作进一步的调查。
看来，村民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评价，仅仅是对他们所处的乡村社会状况与地方政治状态评价的一种反应。
三、谁在发家致富的竞比中，占据优先地位？
在问及村内谁最富裕以及用何方法致富时，他们提到了两户：一户在开封做生意。据说已有家资百万，在开封买了房，妻子女儿皆迁入开封，经济生活重心已全部转入城市。一户依然在本村，是做粮食买卖发的财，据说家资也近百万。这两富户是兄弟俩。问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时，他们说，土改时，其父划为地主。该地主生有四子：长子在50年代因读书外出，现在某铁路局任职，次子与第三子，即上述两户，幼子现年三十余岁，前几年出任村委员会主任。他们还谈到，本村在解放前与解放初通过升学的途径而外出工作的“地主子女”有三人：一刘姓，现年六十余岁，原在深圳大学任教，退休后在某大公司任职，生有两女一男，皆大学毕业。一刘姓，现年也有六十余岁，原在河大毕业留教，生有三女两男，其中三个已大学毕业，两个在读高中。一周姓，原在郑州医学院任教，已故，生有三子一女，也全部大学毕业。
乡村地主之子代，或孙代，在集体化时期，政治上受到全面压制。在农村改革开放浪潮中，这些绝了“政治爬升”之望的“地主子孙”在工商领域率先致富者往往而有。其中致富者与他们的那个“阶级出身”的人数比起来，有一个相当高的比例。我在江浙一带调查时已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在北方农村再次听到这一情况。这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一个十分有趣且普遍的现象呢？如果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原因：这或许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对改变自己曾十分低下的社会地位，有着更强烈的冲动。改革开放虽向一切人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机会，但他们更早，也更强烈地利用这一机会。二是这一“阶级”的子孙在城市里有较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缺乏可资利用的城市社会关系资源的村民，单凭自己的努力，是难以在工商领域内发迹的，这是一个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