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 亲临黄河

这次中原之行的主要目的，是想看看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考察散处在黄河流域的村落，了解居住在村落之内的农民与建立在村落之上的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实际反应与变化。学术界用“社会转型”这一范畴来分析这一场使一切人都卷入其内的历史性变革。但那个正在解体中的“社会形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个将转向的“社会形态”又具有怎样的性质，谁也说不清楚。然而我隐约地感到，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正酝酿着一场有关这一问题的大论战。

改革是个自觉能动的过程，但改革所引发出来的诸多利益、激情与愿望所形成的一股自发洪流，将最终决定“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若要广泛而深入地分析现实社会生活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实证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历史的分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考察。历史与环境这两个视角对我们透视社会生活现象的意义，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清晨7时许，我独自一人乘出租车去黄河柳园口看望黄河。

黄河柳园口距开封城北17公里。车出城北，络绎不绝的自行车洪流迎面而来。司机说：“这是进城打工的北郊农民，以建筑小工为主。若往城东、南、西三个方向开，便看不到那么多一早进城打工的农民了。因为那一带的乡村企业比较发达。”沿途的小麦长势良好，农民们已开始收割油菜。已完成油菜收割任务的农户开始翻地灌水，准备种植水稻。道路两旁的村落农舍，大多是砖墙瓦顶或平顶的房屋，间或有几幢二层楼房。司机说：“直到70年代，这一带绝大部分是土坯墙，茅草屋。80年代，陆续翻建砖瓦房，如今残留的少量土坯房，一般作贮藏柴草农具之用，不再住人。”在短短的十数年间，这里的农民便告辞了相沿数千年之久的土墙草屋，这确实是改革开放之功。

车上黄河柳园口大坝，我原以为就能看到浩荡东去的黄河，不料展现在眼前的只是一片滚滚的麦浪。在宽阔的黄河滩内，还有村庄，极目远望，看不到北大堤，隐约可见一条白带。司机说：“那便是黄河，距我们所在地或有十余里，无车路可通。你若要看黄河，或到黄河大桥上去，或七八月份再来，那是黄河的汛期。”在相距数公里或十数公里的黄河南北大堤内，是一片广阔的黄河滩地；在滩地之内，滚动着一条黄河，黄河水量在一年之内相差甚大，且自孟津以下黄河河床高于两岸平原，这便是我初见黄河时的印象。

在黄河柳园口的防洪大坝上，有一纪念亭，亭内的碑刻记述建国初毛泽东到此视察黄河的情况，并在此发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这条给我们民族带来无穷的灾祸与巨大恩赐的黄河，在铸造我们民族的性格与文化方面到底起着何种作用呢？我突然想到，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巨龙——的原形，不就是黄河吗？它的暴怒与平静，它的任性与驯服，它的灾祸与福泽，不正是龙的性格吗？

决定到80年代建成通车的开封黄河大桥去看黄河，顺便去参观离大桥不远处的陈桥镇——这是当年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的地方。

车上开封黄河大桥，在靠近北大堤处，方见宽约二三百米的黄河自西向东缓缓流去，文静而安详。这条孕育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母亲河，在这个季节，最为温驯。此处的南北大堤，相距约十数华里，从南堤到黄河的大片滩地上，播种着一片待收的小麦，居住在河滩内的农民，不是在与黄河争夺“生存空间”吗？司机说，黄河汛期在7月间，其时滩内小麦已收割完，再说，近些年来，黄河水量减少，即使在汛期，也只是淹没部分滩地，淹及建在滩地高处的村落的情况很少发生。他还说，开封县、兰考县各有一个乡，全部在黄河滩内。

沿着黄河北大堤向西而行。堤面的简易公路倒也平整宽阔，道路两侧种着北方白杨，高大挺拔，是堤坝的守护神。大堤内侧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石砌的“小岛”伸向河床，这大概是在黄河汛期保护大堤的设施。我在钱塘江曾见过这种设施，但忘了其名。大堤上，每隔数百米便有一小屋，墙上标有号码与黄河管理条例。司机说，这是为黄河汛期时昼夜值班用的。有些路段整齐地堆放着石块，是用来加固堤坝的。黄河自孟津以下便是一条自由任性的地上悬河，它需要极宽阔的河床与河滩来回自由地滚动，它是不会温驯地约束于由它带来的泥沙所筑成的堤坝之内的。故而弄得耕种河滩土地的两岸村民对它爱也不是，恨也不是。我想若有人将黄河与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伊拉克的双河（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加以比较研究，或能加深对这四大河流域所孕育的四大农耕文化异同的理解。如今，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的挑战，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或许面临着共同的困惑与问题。

沿黄河北堤行12华里，便是陈桥镇。“陈桥兵变”的纪念馆，就在该小镇内。纪念馆占地一亩左右，院内左右两厢是新建的平房，里面空无一物。正殿为光绪年间的旧建筑，内有若干塑像，再现当年“黄袍加身”的场景。据看门的老人说，只有那株早已枯死的老槐树是当年赵匡胤系马之处。古树前有两块石碑，一块刻于顺治年间，一块刻于乾隆年间，记述当年陈桥兵变的事由与经过，其词录自史乘，并无异说。匆匆参观之后，便与在纪念馆门口闲聊的六七个庄稼汉搭起话来。他们说，陈桥镇现有人口近四千，姓氏很杂，是明末（其实是明初）从山西洪洞迁移来的。在此以前的村民，因黄河泛滥，或逃、或死，早已近乎绝代了。

我问坐在门槛上的老汉，现在生活得怎样怎样。老汉嘟哝着说：“好哇，现在俺作不了主了”。我一时没听清，转问旁边一位中年农民，他解释说：“他说他的儿子媳妇不听他的话。”原来，儿子结婚与老汉分家过日子，老汉的一亩承包地归儿子耕种，儿子给他一点口粮柴草并每月给他3～5元钱零用。但高兴时给，不高兴就不给，故而老汉抱怨。这位中年人说如今村里年轻人娶了老婆，忘了老父老母，往往而有。”“如今年轻人不讲孝道了。”这是他对年轻一代的评价。

我问那几位老乡，如今生活比解放前怎么样。“咱凭良心讲，要比解放前好多了。现在吃得饱，穿得暖了。”他们指着前面一栋低矮破旧的老屋说，“从前只住这样的屋子，如今差不多都住上了这样的房子。”他所指的是一幢新盖不久的砖瓦房，有围墙。据他们说，如今盖一幢有围墙的瓦房，需要一两万元。这里的村民依然以务农为主，农闲外出打工、挣钱，村民盖新房所需的钱，一部分来自农业的积累，一部分来自打工收入。我又问他们对毛主席、邓小平怎么看，他们回答说：“都好”。我还想进一步问下去，站在一旁的出租司机示意我可以返程了。我不想误了司机的赚钱时间，只得与老乡告辞。

一上车，司机便说：“现在的农民鬼得很。你问毛泽东、邓小平谁好。他们尽说都好，明明是毛主席比邓小平好，不知要好多少倍呢！这他们心里都明白，还都说好。”司机便发起牢骚来：“现在办事，不送礼不行，送了礼也未必替你办事。大小官员，整天公款吃喝，有的甚至公款嫖娼。养情妇已成为时髦。去年开封市某银行行长，被其情妇咬断了生殖器。弄得满城皆知。某银行营业所五个干部职员，到一家饭店集体嫖娼，被公安局抓住押留。营业所的业务瘫痪，后所长出面保释，与公安局讨价还价，交保释金，又请公安局人员大吃大喝。名为抓嫖禁黄，实是打劫分赃。如今开封市下岗工人或在岗而发不出工资的工人多得很，有谁来管他们？为了生活，没有法子，只得去摆地摊，挣几个小钱糊口。”他接着说：“如今社会上攀比之风盛行。我有一个亲戚，在大学教书，因没有评上教授，老婆竟提出离婚。他老婆整天在家里唠叨，说某某人怎样赚钱发了财，某某人升了官，某某人家里布置得如何讲究，唠叨得丈夫不敢回家。升官发财，一要凭关系，二要靠运气，哪里都能升官发财呢。开封有句老话，叫做‘货比货，该扔；人比人，该死’。如今社会这样攀比下去，绝大多数人真得要给比死了。”在他一路不停的牢骚中，听得出来，他把如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攀比之风”归咎于改革开放，而将党政腐败与社会风气的恶化归咎于邓小平。

从闲聊中得知，他如今35岁，有一子在读小学，妻子在石油公司工作，月薪800元，在开封属于“高薪”。他本人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十年前就从单位出来，套过外币，贩过香烟。开出租车已有六年时间，平均月收入有2000余元，是开封平均月薪的五六倍。这位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为什么有那么多牢骚不满呢？

我对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说：“你现在是否比过去自由多了？”他说：“是的。”我又问：“你现是否比过去富裕多了？”他说：“那还用说。”我于是说：“自由与富裕，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人得了自由而任性枉为，目无法纪，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富裕，心怀忌妒与不满。一旦看到个别党政官员以权谋私，更是愤恨不平。这怎么能怪改革开放本身呢？再说，你们办事都习惯于请客送礼，这不是促成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吗？”我诸如此类地说了一通，他感慨起来：“有文化的与我们这些没文化人相比，到底不同呀！听你这样一说，我心里服了，怨气也消了。有学问的人看问题就是比我们透彻。”由此我感到，我们的宣传部门实在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守着一些自己也未必信奉的教条，而不去研究变动着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如何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大量思想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