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 在开封大学讲演——从包公现象谈传统与现代化

一周晴朗，气温逐渐上升，像是进入初夏的样子。

上午8时30分，开封大学科研处处长驱车前来接我到开封大学作题为《传统与现代化》的学术讲演，河大的孟、徐陪我前往。开封大学是80年代新建的地方院校，现有学生近3000人，皆专科，且以工科为主。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

我从他们所熟悉的包公祠与包公现象讲起，分析中国封建时代道德与法的利弊得失，有法难依、执法不严的文化根源，中国小农“为民作主”政治意识的经济根源以及个人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建设在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与困难所在。整个讲演近两小时。在听众专注的眼神与热烈的掌声中，我感受到了讲演的效果与理论思维的力量。

中午，老孟请我到他家吃饭。席间谈到河南的行政区划及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省辖市（地）、市辖县、县辖乡，全省共110个县，各县人口规模不一，小者三四十万，多者百余万。全省人口近一亿，仅次于四川。元末战乱，河南人口锐减。据历史记载，在洪武年间河南的信阳、方城、兰考、柘城、夏邑、宁陵、新蔡、泌阳、新野、延津、唐河诸州县，人口不足千户。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永乐五年（1407年），中央政府组织山西人移垦河南，分布在河南8府，12州，88个县。当时，官府在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内设总迁移机构，办理移民迁徙手续。据云，广济寺有棵大槐树，来自山西各县的移民在此编队遣送，洪洞大槐树变成了山西移民离别故乡的启行地。如今，多数河南村民皆云来自洪洞大槐树。中国农民向来安土重迁，离乡背井者必定是失去土地的贫雇农阶层，文化素养低下，这是否导致明后河南经济文化落后的一大原因？清乾隆年间出任河南巡抚的尹令一，巡察河南后的结论是：一、“豫省民俗，素称淳朴，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经营，别无生财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于地之所产”。二、“水利失修，旱涝无备，全赖天时”。三、“百姓罔知气候”，不识农时。四、农田粪少，耕作不细。五、盐碱沙地多，大半荒废。六、棉花产自豫省，而贩于江南，本省“旷废女工，家有机杼者，百不得一”。尹令一巡抚河南，距明初移民已历三百五十年左右，尚且如此。如今距尹令一抚豫时已有二百五六十年，值此改革开放大潮，这些洪洞后裔们与江浙村民各作出何种不同的反应呢？这次河南乡村考察，对此应加以充分注意。

下午4时，告辞，回旅舍休息。躺在床上读刚购置的《中国的现代化》。是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读来饶有趣味，资料翔实，持论亦较中肯，且不乏卓见。我们就“生活在其内”，思维着的理性要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及其变化过程作出有效的思考，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欲求之心须从目前的名利营谋、计算、比较与竞逐中超拔出来。用佛学语言来说，即所谓“出世”或“脱轮回”。只有“出世”方能将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审视，所谓“寂而能照”。这里的“能照”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要卓有成效地考察并理解我们生存于其内的社会，还必须要有方法与理论。因此，二是从当代西方理论界所提供的各种理论方法中寻找能够透视我们生活的概念与假说。既要向他们学习，又不受他们迷惑，这是中国学者的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