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代东方法治文明与和谐西移的原因分析

传统世界史认为，最早的法治文明古国只有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四个。但站在整体世界的高度来看，如果将文明做亲代与子代文明划分，便可归纳出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和希腊本土的克里特文明五个原始亲代文明来。只是克里特文明因存在的短暂性而未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而常被史家所忽略，本书也因此才有法治文明西移之说。

从亲代文明与子代文明的关系看，世界的原始亲代文明中，有经过游牧民族三次大规模入侵后嬗变成子代文明的印度、巴比伦；亦有因地理屏障的保护而未受波及的中国和埃及（第一次入侵浪潮时）；还有因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从此消失的埃及（第二次入侵浪潮时）。而随着四大文明古国的嬗变与实力消涨，东方法治文明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迁移而移转到西方，这才有了西方子代的希腊文明。

一、游牧部落向农耕世界的入侵导致古代文明与和谐的嬗变

据记载，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到公元后1500年的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中，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一共发起了三次大规模入侵，并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古代文明的嬗变。

（一）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入侵与文明嬗变

生活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诸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文明与首次文明大嬗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1500多年间。这些游牧民族大约从公元前30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向亚欧大陆南面的农耕文明地区以渐进式的方式扩张渗透。[53]漫长的入侵活动使亚欧大陆上的几个亲代文明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亚欧大陆西部来看，操原始印欧语的游牧民族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侵入农耕世界。

1.游牧民族向西南方向的侵入及其对克里特文明的摧毁

向西南方向农耕世界迁徙的那些游牧民族，包括爱奥尼亚人、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民族，先后进入了巴尔干半岛、希腊，摧毁了亲代的克里特文明及其子遗迈锡尼文明。这些冲入希腊半岛的民族浪潮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爱奥尼亚人以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渗透到爱琴海世界、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和西亚，建立了诸多泛希腊城邦。

第二次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北方的一支自称阿卡亚人的游牧民族，侵入希腊半岛，毁掉了克里特文明，然后在希腊半岛东北角的迈锡尼，模仿克里特文明建立迈锡尼文明。由于该文明的模仿色彩浓厚，故名克里特文明的子遗。

第三次浪潮是公元前11世纪左右，来自北方的一支更为野蛮的游牧民族——多利亚人，摧毁了由阿卡亚人建立的迈锡尼文明，从而彻底毁灭了整个古代爱琴文明，使希腊半岛陷入了三个多世纪的黑暗时代，整个社会似乎又退回到一种蒙昧野蛮的史前状态。直到公元前8世纪，才在文化融合基础上产生出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即创造了美丽精湛艺术作品和哲学思想的希腊城邦文明。这个辉煌无比的希腊城邦文明就是游牧入侵者与克里特本土文化相融合、相杂交而成的新文明形态，是继克里特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即子代文明。

2.游牧民族向正南方向的侵入及其对两河流域亲代文明的摧毁

除了入侵希腊的游牧民族之外，还有一些操原始印欧语的游牧民族也卷入了向正南方向迁徙的大浪潮中，他们进入亚平宁半岛，成为罗马人的祖先；还有一批游牧入侵者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成为高卢人的祖先，而高卢人又是法国人的祖先。由此可见，后来在地中海世界的三个半岛（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上出现的较高水平的文明，包括希腊城邦文明和罗马文明，都是北方游牧入侵者与爱琴文明相杂交、相融合的结果。公元前8世纪以后崛起的希腊罗马文明可以看作克里特文明或者爱琴文明之后的第二代文明形态，操原始印欧语的北方游牧民族便是它与克里特文明之间的中介。

向亚欧大陆正南入侵的一支操闪含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伊朗高原，进入两河流域。而此前，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虽然变换了很多国家形态（从最初的苏美尔到阿卡德，到古巴比伦，到亚述，再到新巴比伦），但都属于同一种文明，属于闪含语系的文明。但是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来自北方原始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米底人和波斯人渗透到两河流域，[54]导致整个古代两河流域亲代文明的彻底解体，产生了新的文明形态——波斯帝国文明。因此，波斯文明可以看作继两河流域文明之后出现的子代文明，在它与两河流域的亲代文明之间，也有一些游牧入侵者作为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正是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与两河流域的闪—含文明相融合、相杂交，才导致了第二代波斯文明的产生。

3.游牧民族向东南方向的侵入及其对哈拉巴文明的摧毁

在亚欧大陆东部的一支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向东南进入印度河流域，在文化融合基础上，创立了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第二代印度文明形态。该文明形态最初也可以称为婆罗门教文明，直到公元前6世纪，从婆罗门教中以改革方式产生出佛教和耆那教以及公元4世纪产生印度教后，该文明便成为一个“宗教万花筒”式的文明形态，即北方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产物。

这样，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以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浪潮中，以文化杂交方式蜕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文明。而发生文明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北方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

总之，亚欧大陆西面的三个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了形态嬗变，产生出该地区的第二代文明。

4.古代中国与埃及幸免于难的原因分析

地处亚欧大陆最东边的古代中国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以及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古埃及文明（从地理位置上讲仍处在亚欧大陆上）在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区的第一次大冲击中幸免于难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两个文明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阻挡住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如中国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等崇山峻岭作为一道道保护屏障，阻碍了游牧民族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解除了游牧民族入侵浪潮对中国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的威胁；而埃及有地中海作为天然屏障，使不善舟楫、不习水性的北方游牧民族很难越过地中海。从而遏制住了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向亚欧大陆最东面以及非洲北面入侵的浪潮。

但是，中国亲代文明却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受到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侵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商代，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区。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被商朝时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猃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这些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叫戎，北边叫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从商朝开始，昆夷、鬼方、猃狁等戎狄民族就不断骚扰中原农耕文明区，导致中原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到周朝时便在西北边境广置烽火台，以防止西北戎狄民族进犯。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西北边的诸侯国秦、赵、燕等，为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一条防范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可见，西北的戎狄民族从商朝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列国时代，都是中原的一大威胁，他们不断向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挑起战争，有时也进行和平交往，双方形成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这个冲突与融合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时代，最终导致中国子代文明即秦汉帝国的出现。秦汉帝国作为中国子代文明，其产生虽不完全同于西域几个文明的嬗变情况，但是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

而埃及除在公元前17世纪前遭到闪—含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既是埃及的幸运，也是其巨大的不幸。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这种纯洁性使其过早丧失发展动力而成为一具文明木乃伊。难怪汤因比会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说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掉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能力。因为，过于纯化的文明就像生物学中过于纯化的物种一样，其生命力非常脆弱。只是它的衰落过程经历了近1600年时间，最终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时，古埃及文明才最终消失。消失的原因在于它未能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了一个绝嗣的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亚欧大陆文明格局中的五个亲代文明，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向东，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文明、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文明。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了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

（二）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入侵与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公元前6世纪时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第一次大入侵活动结束后，在已经扩大了的文明区域之外的亚欧大草原北部，仍然有许多未进入文明状态的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来回游动在两大帝国之间的广阔草原上，没有固定的城市和不动产，相准哪边帝国衰弱而有利可图之机，就倒往哪边；哪边强盛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游动。当时在罗马帝国和中国的秦汉帝国之间，虽然没有进行直接交锋，但是由于秦汉帝国不断向西部扩张，不断主动攻击匈奴，致使匈奴掉头西逃，才引起了整个亚欧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

匈奴人的西迁迫使一支支游牧民族纷纷向西迁徙或者向南迁徙，使平静的亚欧大草原一下子躁动起来。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匈奴人就在汉朝军队的主动攻击下向西迁徙，到公元后1世纪，匈奴人又遭到汉朝军队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挫伤，被迫大规模向西流窜。匈奴人在亚欧大草原上走走停停，势力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公元5世纪时，终于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在他们的挤压下，原生存在亚欧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被迫往西迁或者往南迁，灾难从此落到南部农耕文明地区头上。萨珊王朝受到极大冲击，罗马帝国则遭受灭顶之灾。这样，随着秦汉帝国推动的一个游牧民族大迁徙的“多米诺骨牌运动”的第一张牌匈奴人的倒下，使得亚欧草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纷纷向西南方向倒下。从而引起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区域的第二次大入侵活动。

从表面上看，秦汉帝国通过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中介作用，在这场“内功”较量中占了上风，因为这场“多米诺骨牌运动”似的民族大迁徙的最后一张牌，即日耳曼人这张牌最后压到已经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头上，导致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崩溃。但实际上，早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前，中国的秦汉帝国已经率先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不能自拔。虽然匈奴人西迁的第一张牌是由秦汉帝国推动的，但匈奴人从亚欧草原的最东部迁徙到西部，走了几个世纪，直到5世纪才把最后一张牌推倒在罗马帝国头上。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汉朝本身已经在内忧外患中被取替了。在经历三国代东汉和三国归晋后，死灰复燃的匈奴人又卷土重来，灭掉积弱不振的晋朝后，在黄河以北建立了胡人政权。继匈奴人之后，鲜卑人、羯人、羌人、氐人也纷至沓来，像走马灯似地变换着政权形式，造成“五胡乱华”局面。而汉人则在黄河以南建立了南朝政权，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

可见，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大入侵，迫使中国秦汉帝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产生了朝代更替，导致中国第二代文明的瓦解。而在这次大入侵浪潮接近尾声时，奄奄一息的波斯萨珊王朝又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摧毁。人类的第二代文明从此纷纷瓦解，通过形态嬗变产生出第三代文明。作为例外的是印度文明，因为过早确立高级宗教价值系统而提前进入到第三代文明形态，即宗教时代的文明形态。

总之，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区的第二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导致英雄时代的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三个强大帝国文明的解体，通过形态嬗变而产生出三个新文明形态，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西亚和中亚的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伦理文明（它其实是中华道法文明与儒家伦理文明的有机结合体）以及印度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明，构成亚欧大陆四大文明体系的分野。

（三）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第三次入侵与四大宗教格局形成

公元12世纪以后，当信奉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人们各自封闭局限在自己的文化藩篱中时，亚欧大草原上再生不安定因素，即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和中亚草原上的突厥人开始向南部农耕文明地区发起进攻，构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入侵浪潮。这次大入侵导致一些国家的灭亡，但却从根本上保持了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文化特征和亚欧大陆文明体系的基本格局。

从公元13世纪开始，蒙古人的金戈铁马横扫几乎整个欧亚大陆，并在南部农耕文明区建立了四大汗国和元朝。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许多入侵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渐融入当地的文明体系中；另一些拒绝接受被征服地区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蒙古人，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居民，结果他们很快就被赶走。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到14世纪时迅速瓦解和衰落，使蒙古人的入侵成为欧亚大陆的一个小插曲，并未使四大文明体系发生实质性改变。

但继之而崛起的另一支伊斯兰教化的突厥人即土耳其人，掀起了3000年以来不断冲击农耕文明区的游牧民族入侵浪潮的最后一个狂澜。他们在小亚细亚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继而展开军事扩张，吞并了西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疆域，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极大地威胁着基督教欧洲。虽然土耳其人的征服浪潮与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一样，没有改变欧亚大陆的文明体系，但它却刺激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内在结构的变革。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西方基督教社会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文化变革，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在此基础上进而实施政治变革，使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用宪政体制和民主政治取代专制制度。最后又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完成了西欧社会的经济体制转型，终于在18世纪中叶后，在亚欧大陆西北隅崛起了一个新兴的工业文明。

与这一系列内部变革活动相呼应的是西欧早在15世纪时就开始的航海活动。西欧各国通过地理大发现、海外贸易和海外扩张，逐步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航海活动开辟的海外市场，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资本主义产生后，必然把商品倾销的触角伸向全世界，伸向地球上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范围内发展壮大的。因此，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使曾经在中世纪积弱不振的西欧社会迅速发展壮大，从农耕文明的广阔背景中脱颖而出，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的转型，以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面貌登上了世界舞台，并从18世纪开始取代了几乎无立锥之地的游牧文明，成为农耕文明的强劲对手。

这样，15～16世纪作为人类文明演进过程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3000年来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宏大主题的结束和新兴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的时代新主题的开启。这种对峙和冲突在近两百多年时间里，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使这些传统文明地区的人们在武力征服、经济渗透和文化引导的多重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制度规范和价值理念。

到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后，终于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在当今时代，一方面，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全球化或一体化；另一方面，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渴望文化重建，故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特别是20世纪末期，随着苏东解体、两大政治阵营对垒的结束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在传统四大文明地区，似乎又出现了一种重振固有宗教—伦理价值系统的趋势。[55]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结合起来，是摆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性问题。为此，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儒家伦理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和关注。同样，我们亦看到印度近两届领导人也在大声疾呼，要用印度教的精神建设现代化的印度。伊斯兰教世界更是具有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而拒斥西方基督教文化。这种历史夙怨，是未来世界可能发生文明冲突的重要原因。即使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近20年来也出现了一种保守主义潮流，在经历两百多年的启蒙和世俗化过程之后，西方世界同样也表现出某种再神圣化的要求。以基督教信仰作为文化认同的根本纽带，已经成为西方人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二、域外对东方古代法治文明的曲线传承

这种曲线传承的路径是：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当地居民融合，在吸收大量当地文明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通过与域外的贸易往来，将东方古代文明远播域外。

（一）闪—含人继续西迁对文明的传播

公元前3000年代末，与阿摩里特人进入两河流域的同时，西北塞姆人的另一支迦南人也进入了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西部沿海地区）和巴勒斯坦，同原有居民相混合，转入定居的农业生活。约公元前3000年代末、前2000年代初，他们在腓尼基建立一些城市小国，其中较重要的由北往南有乌伽里特、阿瓦尔德、毕布勒、西顿和推罗等等。他们在这种融合过程中虽带来游牧民族的一些文明因素，但更多是对当地农耕文明因素的吸收且代代相传，并通过迁徙过程将已经融合的文明因素向西扩散。

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另一支塞姆人的游牧部落希伯来人又进入巴勒斯坦。他们征服迦南人后渐渐与之融合，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并形成两大尚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部落联盟，即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太。新文明因素就是在这种军事民主制与当地农耕文明的融合过程中形成，并在其进一步的扩张中得到传播的。

（二）印欧语人的继续西迁对文明的传播

在公元前2000年代中后期进入两河流域的米坦尼人（或胡里特人）和加喜特人的一部分又继续向东南方向迁徙，经阿富汗进入印度河流域，被称为印度雅利安人。

约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前2000年代初，与第一批印欧语人进入小亚的同时，又一批印欧语人从黑海沿岸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接着分批南下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他们中最先进入希腊的称埃奥利亚人和爱奥尼亚人，而后是阿卡亚人，最后是多利斯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大概活动于东欧草原西部的一批印欧语人，沿着多瑙河西迁，并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拉丁人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支。与此同时或稍后，另一些印欧语人继续向西或向北迁徙，形成后来西欧的克勒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

总之，游牧民族经过南迁与当地农耕文明的融合，形成新的文明，并在继续向亚欧大陆西部迁徙以及向西贸易过程中，带去了东方法治文明的宝贵经验，从而奠定了域外法治文明的基础，使域外法治文明迅速崛起并超越东方法治文明。

三、农耕文明区未能逾越自身发展瓶颈而致衰落

农耕文明区面对游牧部落入侵而无力抵挡，除游牧部落强大的侵略浪潮外，更主要是由于农耕世界无法逾越自身发展的瓶颈，而致其衰落，从而给游牧民族以入侵与发展的机会。

（一）等级观念的产生对农耕文明区原有和谐的打破

全世界的农耕文明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来的是农牧业分离，职业的划分，随之引发等级的产生，等级鸿沟使农耕文明难以再维持原有的社会和谐和独具特色的农业经济。

全世界最早的六大农耕文明区中（尼罗河文明区、西亚文明区、爱琴文明区、中国文明区、印度河流域文明区以及中美文明区）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共通之处是：自氏族部落进入文明时期后，原来单一的农耕经济发生分化而致农业与畜牧业分离，由此产生商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导致农工商各业出现及各业主的划分：即农耕与畜牧业的分离，出现农民与牧民的划分；各种制造工业的产生，出现各种制造工业的业主或工人；商业的出现，产生专营交换运输的商业中独立的商人。这些阶层在游牧部落入侵前的不同文明区域，称谓各不相同：如在雅利安人入侵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达罗毗荼人的文明中就有了农业、工业、商业和畜牧业之分；而在雅利安人入侵后，他们取达罗毗荼人的地位而代之，一方面继续发展其在中亚故乡早已习惯的农耕畜牧，另一方面则在达罗毗荼人的文明基础上振兴城市工商各业，从而促进了生产的进步和分业的发达。农耕畜牧、城市工商、祭司武士等各业的人，应有尽有。公元1世纪时的一位希腊史学家在其著作中将其分为不同阶级的七级职业：即智人、农民、牧夫、工商、武士、监察及官吏等。[56]

同时，政治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其一是原有的氏族部落酋长升任为“王”，即文明国度的最高统治者国王，如埃及的法老、中国殷商之“予一人”和“朕”[57]、印度的国王等。其二是政治组织发生了从氏族部落酋长制到王政制，再到帝政制的演变。其三是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有了统治阶级、奴隶阶级和自由民阶级的划分，等级观念也随之升级，只是不同文明地区这三大阶级包括的范围不同。

等级的划分与职业有关，但不能等同于职业。例如印度职业虽有七种，但其阶级划分为四个等级，即祭司（即婆罗门）、武士（即刹帝利）、工人阶级（即吠舍，包括农民、工人及商人）与贱民阶级或奴隶阶级（即戌达罗）。换言之，这四级的人，即是祈祷者、打仗者、生产及买卖者、供他人驱使者。[58]又如埃及金字塔时期有统治阶级（包括国王、祭司、武士等）、奴隶阶级（除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以及自由民阶级。[59]再如公元前3050至公元前2750年西亚文明区的苏美尔人经济生活的富庶亦决定了其政治生活的等级化。当时的社会，可分为上中下三阶级。农耕、畜牧和工商各业的人民，多为自由民，可以算作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下为奴隶，他们替奴隶主耕田，自己除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中产阶级以上为大地主、贵族、国王、官吏、祭司、武士等，他们占有大部分土地，构成政治重心，造就城市王国。而城市王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外作战、监督农耕、发展灌溉工程、维持工商秩序等。与埃及一样，苏美尔的政权基础也是神意而非民意。每一城市王国有一保护神，国王主持祭祀，是主要的祭司。国王之下，凡祭司、官吏、武士等都依附国王，同属于统治阶级。此后在两河流域地区出现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等的阶级结构也都是这种模式。

总之，等级的划分打破了农耕文明区原有的和谐，各等级之间以及各等级内部都为其利益而相互争斗，并在利益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和谐。

（二）无法遏止的普遍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致文明衰落

农耕文明区随着经济发展及百工出现以及不同职业划分而来的是社会等级的出现，而且各等级阶层之间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根据印度《婆罗门法典》规定，印度四等级中，婆罗门的任务是讲授吠陀，研究吠陀，为自己及为他人主持祭祀，发给施舍之物及接收施舍之物。刹帝利的任务是保护民众，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并严防自己接近物欲。吠舍的任务是照顾牛羊，办理施舍，提供祭品，研究吠陀，经营买卖，以款贷人，耕种土地。戌达罗的任务则是规规矩矩地侍候上举三阶级的人。[60]原本四级之人都在这样的分级中分别发展，即他们各在自己的范畴内或阶级内，营业、发财、享乐和解脱。但随着社会工商业的继续发达，社会职业种类日渐增多，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社会利益冲突日益扩大，于是以保护本阶级既得利益为主旨的政治组织随之兴起。

其他文明区域也和印度一样，有阶级划分，也有不同社会等级，而且随着私人财产的增加，各阶级之间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产生阶级与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使文明区域内部斗争成为必然，加之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农耕文明区域迅速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