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希腊城邦文明的衰落及东地中海区新力量对比的形成
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萌芽、产生、发展和衰落等几个阶段。古希腊城邦文明也不例外地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在其衰落阶段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等内战，致使城邦危机出现，而后建立的亚历山大帝国的亚历山大王东侵，又促进了古希腊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到亚洲和北非，最后促成托勒密、塞琉古、帕加马等希腊化国家的建立和大量希腊人涌入东方，客观上促进了东方经济、贸易和文化的繁荣，并由此形成东西方文明的汇合和对东地中海区的新一轮争夺局面。
一、古希腊城邦文明盛极而衰的历史轨迹
（一）各自为政征战不休导致和谐不断被打破
城邦制必然导致城邦之间各自为政，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惜向其他城邦发起征战。相互征战最终导致外部世界将统一强加给它们，这种外力先来自马其顿，后来自罗马。
1.古希腊的殖民运动
如前所述，古希腊早期由于土地硗瘠，农业不足以营生，故其民族以经商为主业，而其文化的兴起也开始于商业。爱琴海的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便是以商业为主业的文明。只是到古风时代，土地贫瘠的不可更改性使农业已经不能满足随着城邦兴起和手工业、商业独立与兴盛而产生的需要，加之土地兼并和自然增殖而出现的人口膨胀对生存空间的需求致使本国土地难以满足其要求而致社会动荡不安。于是新兴城邦只好把多余的人口送到海外谋生，从此开始希腊殖民运动时期。殖民对象有三种：一是抽签决定的殖民人选；二是因天灾导致无法生存的人；三是在城邦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人。从三种殖民对象可知，很少因直接商贸目的殖民，但殖民地的建立以及城邦形成在客观上促进了殖民地与母邦或姐妹邦的商贸与文化往来。
希腊殖民活动集中在异族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即西北和东北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落后于希腊本土。到公元前550年左右殖民运动结束时，共约44个城邦的公民在异族境内（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起139个殖民地。对于希腊人来说，殖民等同于一次地理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阔了希腊人的眼界。从此，希腊本土与整个地中海、黑海地区成为一个有密切文化联系的整体。殖民还缓和了希腊本土的社会矛盾，导致大批新城邦形成，扩大了希腊城邦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奴隶的外部来源。但另一方面，希腊殖民也传承着侵略和暴力，殖民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当地土著居民的痛苦基础之上的。
公元前492～公元前449年的第一次希波战争，一方面使波斯帝国从此丧失了扩张能力；另一方面则为希腊一些城邦创造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资金、劳动力来源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政治关系。斯巴达一家独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从一个屡受斯巴达干涉的二等国家发展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最多时达200多个。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随着雅典第四等公民在海军服役贡献突出而提高了其政治地位后，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而雅典式的民主政体随着雅典霸权的确立而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沉重打击了寡头制和贵族制。
经过公元前333～公元前330年的第二次希波战争，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灭亡波斯，建立了一个西起巴尔干半岛，南达尼罗河流域、利比亚与印度河流域，东抵中亚细亚，北依多瑙河和黑海的希腊亚历山大帝国。昔日在波斯帝国统辖下的巴比伦文明也并入了希腊版图。
2.统一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
马其顿地处希腊之北，有上（西部山区）、下（东部沿海地区）马其顿之分。辽阔的地域，兼有平原山林之利，农耕条件优越。这里的居民与希腊人的关系颇为模棱：历代国王皆自称为希腊后裔，受过希腊文化的教育，但国王的臣民则是混合民族。公元前5世纪初，马其顿人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过着劳苦质朴的生活。公元前4世纪初，马其顿国家形成时，小农经济亦较为巩固，自由民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使马其顿国家几乎未经过城邦阶段就建立起君主政治。
马其顿迅速崛起是在公元前359～公元前336年，这时期，腓力二世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国家得以强大：首先是削弱和限制贵族的权力，加强王权；其次改革货币，允许希腊银币和波斯金币在境内流通；第三是大力开采金矿，每年所获黄金高达1000他连特（约等于今23万盎司），使国家财力大增；第四是建立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常备军，增强其国防力量；第五是展开积极的外交，采用包括挑拨手段、恃武力吞并弱小、用金钱收买或联婚结盟等方式来削弱敌人，强大自己，并从中获利等。腓力二世的努力，使马其顿成了东地中海区举足轻重的强国。
公元前352年，腓力二世乘希腊各邦混战之机，发兵直抵德摩比利出口，叩响了通向中部希腊的门户。公元前338年击败雅典。第二年，腓力二世召集希腊各邦在科林斯开会，建立起军政大权都由马其顿掌握的永久联盟——同盟会议，同盟各国公推腓力二世为讨伐波斯的统帅。
腓力二世的成功在于他赶上了希腊需要政治统一的时机。尽管他在实现这一统一时诈骗贿赂，不择手段，但统一本身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他统一希腊后，着手组织实施东侵计划，但在他整装待发之时却在公元前336年嫁女的筵席上遇刺身亡。
腓力二世死后其20岁之子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他凭借腓力二世奠定的基础，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大帝国。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开始率军东侵。在打败波斯军队后，南下夺取腓尼基、巴勒斯坦、埃及。并于公元前331年春由埃及攻入两河流域，于同年10月1日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米拉与波斯军展开会战，击溃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军，并接连占领波斯各大重镇，获得无数金银珠宝。公元前330年夏天，灭亡了波斯帝国。由于士兵厌战而于公元前325年结束了长达10年的东征。但此时，亚历山大已经建立一个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南括埃及，北抵中亚，几乎囊括了旧大陆除东亚之外的全部文明地区的空前庞大的帝国。
3.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
亚历山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马其顿正处在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有亚历山大的杰出才能和其对手的昏庸无能之因。亚历山大的东征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铁蹄所至，大量无辜居民遭到屠杀，许多文明城市被焚毁，其暴行永远受进步人类的谴责。但就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这次东侵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而这种交汇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短命，但也形成了一些帝国构想，并采取了一些治理帝国的有效措施。他东侵之初，目的还只是消灭波斯武力，掠夺财富，但随着所占地盘的扩大，深感长治久安的重要性而力排众议地将帝国统治之事提上议事日程：首先他沿袭波斯的统治方法，任命一些波斯贵族为官吏，以保证帝国行政机构正常运行；其次渗进希腊城邦的体制，建立许多主要由希腊—马其顿人掌权的自治城市，其中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就不少于16座；其三改变军队成分，征召波斯人入伍，接受马其顿的战斗技术训练；为此容纳波斯的宗教习惯与社会风俗，他本人有时穿戴波斯的服饰，行波斯宫廷礼仪；其四实行民族融合政策，试图通过联姻使希腊人与亚洲人混合为一。
但是，由于亚历山大帝国是用武力迅速建立起来的，各地发展极不平衡，联系又很少，传统的文化影响深远，使统一帝国缺乏持久的稳固性。加之帝国疆域过大而使亚历山大的国家治理措施收效甚微。因亚历山大正当年而未指定继承人，故在公元前323年，33岁的亚历山大在筹备远征阿拉伯半岛突然病亡时，留下了无人能填补的权力真空，从而导致中央权力迅速解体，各地总督拥兵自立，为争夺亚历山大的遗产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到公元前301年，帝国便分裂成包括埃及托勒密王国、西亚塞琉古王国和安提柯王朝统治下的马其顿王国在内的几大独立王国和一些小王国。这些王国的统治者仍一本亚历山大的做法，顺应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潮流，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希腊化文明、希腊化世界和希腊化时代。[80]
（二）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传播与交流
所谓“希腊化时代”是指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到最后一个希腊人统治的王国——托勒密王国灭亡为止这段时间。因为这时期是希腊文明在北非、西亚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广泛交流融合的时期，因此有必要简单论及。
古希腊是在希波战争中开始接触东方文明并产生始于殖民地的科学哲学思想的。因此，希腊人的科学哲学智慧从萌芽初期起就绽放出一种向外照耀、向外探求的光辉。殖民地的人，由于不负担更多的实际社会政治责任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自然事物的观察上，从而产生许多惊奇的念想，导致其自然科学的发达。例如亚历山大的主要部将托勒密在埃及所建的托勒密王国就沿袭埃及的政治文化，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国王集军、政、财、宗教大权于一身，以神在人间的代表自居。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工商业和文化中心。而且托勒密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修建了属于地中海地区学术中心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仅收藏了大量书籍，还由国家供养了一大批学者，专门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现存的古典著作大多由这些学者校勘分卷，一些著名科学家，如欧几里德、埃拉托色尼、阿基米德等都曾在亚历山大里亚进行过学术访问和研究。
希腊化时期领土最大的塞琉古王国属地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历史上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社会关系较为复杂。该国因历史和文化的惯性分为三个基本地区：叙利亚地区，巴比伦尼亚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位于叙利亚的安条克为东地中海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的手工业、商贸和文化中心。巴比伦尼亚的最重要城市已经不再是巴比伦，而是希腊人在巴比伦附近新建的城市塞琉西亚。该城实际上是塞琉古的第二首都。塞琉古沿袭了波斯帝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结合了部分希腊传统政制对该地区进行统治。他还利用从波斯帝国继承下来的良好道路系统，作为与古代欧洲、印度和阿拉伯半岛甚至中国的贸易通道。在对外贸易方面，海路经波斯湾可达印度和阿拉伯半岛，陆路与东亚、南亚和欧洲连接，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西部终点便是安条克（中国古书称之为“条支”）。塞琉古王国相对和平时期的经济繁荣景象为古代各国旅行家所称道，并有可考的历史记录。
总之，古希腊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法治文明遗产。而文明的发展同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就古希腊不同时期的文明而言，城邦经济、政治繁荣的古典时代所创造的文明对后世影响最大，所谓“古典”的希腊文明主要是指这一时期的文明。然而古希腊文明不是直线发展的，其间出现过明显中断。爱琴文明时期的希腊文明的最初发轫期，其类型酷似古代西亚和北非的宫殿文明，当然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但爱琴文明的毁灭未给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成果。古风时代是希腊文明的新起点，这一过程随着城邦勃兴、大殖民运动的开展、古希腊人视野的扩大而开始，起初希腊人基本限于对东方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的吸收和模仿，进入公元前6世纪后，由于相继打败波斯和斯巴达，希腊雅典的文化的先进性使其“高卓感”倍增，加之借鉴了东方文明的精华而使希腊文明进入了成熟期，形成了许多风格独特的文化部门。例如渊源于埃及测地实用技术的纯粹理性的希腊几何学（因希腊无测地之需）。
综上可知，希腊人之所以重视数学、几何学与自然哲学，是由于其最初的思想家都是殖民地中不需要承担社会责任之人。他们的思想可以自然地趋向于对纯粹真理的探求，保持一种向上向外的企慕之心，因而他们心中的概念无须真正落到实处，而其本身就是运用纯粹理性活动在概念上的理想对象。这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亦必须有闲阶级方能从事”的意义之所在。
二、古法治文明的新融合与文明重心的东移
（一）古希腊经济、文明重心的东移与希腊本土的衰落
亚历山大东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武装殖民的出发点，他把几万希腊—马其顿人带到了亚洲和北非，又把他们散布在他所建立的几十座希腊城市里。东方的辽阔土地、富饶资源和灿烂文明，不仅使征服者流连忘返，对留居希腊半岛、马其顿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人也是巨大的诱惑。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成功和希腊化国家的建立，更多希腊人尤其是商人、艺人、学者等带着经商术、工艺术、学术和技术等涌入东方，促进了东方经济、贸易和文化的繁荣。希腊经济、文明重心东移的表现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希腊化时期经济的繁荣
希腊化时期东方经济的繁荣是希腊经济重心东移的表现，其繁荣的标志是：（1）一大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亚历山大东侵时建立的城市迅速发展成当时的超级城市，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在一个世纪里，人口增加了4倍；底格里斯河的塞琉西亚，从没有城市开始发展为两个世纪后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大都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东地中海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约达100万。（2）多边国际贸易的和谐与兴旺。以工商业发展为前提的城市发展，反过来又成为国际多边贸易的枢纽，促进了多边国际贸易的和谐与兴旺。亚历山大远征开辟了东西方的陆上贸易通道，使东西方物品由此得以交流。以海上贸易为主的托勒密埃及的航海业已经非雅典极盛时期的航海业可比：雅典海运虽发达，但船只冬季不下海，而到希腊化时期，冬季航行已经是常事了；雅典人的航海仅仅限于地中海和黑海，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已经遣人探航过红海、阿拉伯海以及非洲海岸了。这种和谐与兴旺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3）农业和手工业的长足进步。埃及成为当时的著名粮仓，帕加马成为仅次于埃及的谷物输出国。亚历山大里亚的玻璃器皿，声誉远播埃及境外，西亚以纺织品和金属工艺品最为驰名。
2.古希腊城邦文明重心的东移
经济重心的东移，带来了文化重心东移。亚历山大东侵时带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如其司令部里汇聚了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等），带来了希腊文物典籍、思想学说，促进了东方文化的繁荣。亚历山大里亚几乎集中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学术权威，产出了当时一流的科研成果。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帕加马都建有大型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也从雅典东移，许多艺术杰作都出自帕加马、罗德斯等东方城市的艺术家之手。
相比之下，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的大量东流，再加上政局动荡，希腊本土的经济则在走下坡路，多数城邦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农业常常歉收，工商业萧条。
（二）融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希腊化王国和希腊—马其顿的政制
1.融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希腊化王国
随着经济重心和文明重心东移而建立起了一系列融东西方文明于一体的希腊化王国。其中最重要的有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和帕加马王国。
（1）沿袭埃及君主专制制度的托勒密王国
主要的希腊化国家之一的埃及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05～公元前30年）是亚历山大部将托勒密所建。王国最盛时，除领有埃及外，还包括昔林尼加、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叙利来南部、小亚细亚西部和南部、爱琴海北部沿岸一带，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首都为亚历山大里亚。
托勒密王国沿袭了埃及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不同的是，国王及其重臣高官都由马其顿血统的人担任。在经济上，托勒密王朝承袭埃及法老衣钵，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实际占有“王田”和“授田”两大类土地。[81]手工业生产也是由王室垄断，匠人被集中在王室作坊里劳动，生产资料属于王国，产品由王国专卖。商业也同样由国家专营和受国家严密管理。产品通常交承包商专卖，承包商一般为希腊人。
由于政府兴建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大片沼泽地被开发成农田，加之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粮食产量，埃及因此有“东地中海谷仓”之称。此外，工商业和城市建筑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亚历山大里亚布局规范、街道平坦宽阔，城内有许多华丽的公共建筑物，如王宫、戏院、庙宇、浴室等，还有博物馆、图书馆、花园和公园等。图书馆藏书多达70万卷，几乎包括了古希腊和古东方的典籍；博物馆下设文学、数学、天文及医学4个部，政府供养大批研究人员在这里从事文化科学研究。
为了保持在地中海东部的统治，托勒密王朝不断对外扩张，经常与塞琉古和马其顿王国作战，国力耗损严重。加之统治者对内奴役人民大众，激起了人民的严重不满，致使衰落的托勒密王国于公元前30年时被罗马所灭。
（2）沿袭波斯帝国旧制的塞琉古王国
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12～公元前64年）是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建立的另一个希腊化国家。因王国统治中心主要在叙利亚，又名叙利亚王国。在塞琉古和他的儿子安条克统治时期（公元前312～公元前261年），王国一度领有西起小亚，包括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中亚的一部分，面积是希腊化国家中最大的，首都位于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城。
塞琉古王国的政治，大体沿袭波斯帝国旧制，但由于疆域广大，国王与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程度不如托勒密王国而致王国统治的中央地带分为三个，即叙利亚、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并主要通过城市实行统治。重要的城市有位于奥伦特河口的安条克和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的塞琉西亚，此外还有若干安条克城，以及巴比伦、乌鲁克等。大多数城市都有程度不一的自治权，一些希腊式城市有城邦管理机构。这些城市的政权掌握在希腊—马其顿特权人物手中。原有的东方城市，由中央任命官吏管理。除城市外，王国在边远地区设屯田垦区或军人居住地，屯兵驻守。
王国的土地所有制大体与托勒密王国相似。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由国王把土地分赐给臣下和新建的城市，受地者对国家缴纳租税。土地的耕作者也称“王田农夫”，他们附着在土地上，随土地出卖或转让。
王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两河流域农产丰富；沿海城市手工业较发达，最负盛名的是纺织、染料、玻璃制造和酿酒；由于连接地中海和中国、印度的陆上商道横贯塞琉古王国，因而王国的商业，特别是中转贸易十分发达，王国每年从中获得大量收入；在米底、安息等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产方式原始落后。
塞琉古王国境内民族矛盾尖锐，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使王国难以成为一个巩固的真正统一的国家。帕加马、大夏和安息先后脱离王国的统治而独立。加之塞琉古王国对外长期奉行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政策，先后与托勒密王国进行过五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76～公元前200年）而使国力耗竭。终于在公元前64年被罗马灭亡，叙利亚沦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3）脱离塞琉古王国而独立的帕加马王国
帕加马位于小亚细亚北部，公元前3世纪初臣服于塞琉古王国，公元前263～公元前262年脱离塞琉古王国而成为独立国家，其国势在阿特拉斯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41～公元前197年）日渐强盛，曾打败小亚中部的克勒特人，一度统治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但到阿特拉斯一世统治末期，阿特拉斯一世制定的亲罗马外交政策虽然使帕加马暂时获得大片领土和贸易上的优惠等好处，但同时亦使帕加马陷入罗马的势力之下，直到其继任将王国遗赠给罗马时，引起了亚里斯托尼哥起义，在罗马人镇压起义后，将帕加马并入罗马版图，成为罗马的一个省（即亚细亚省）。
帕加马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存在了130年，其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典型的希腊化国家特征：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王权神化。国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王田交给“王民”（即农民）耕种。王室还占有养马场，拥有矿产开发权和森林采伐权，拥有各种作坊，役使大批工匠和奴隶劳动。首都帕加马城设有通常的希腊市政自治机构。文化较发达，著名的帕加马图书馆，藏书达20万卷，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建筑和艺术既有希腊化时代的风格和主题，又有帕加马艺术流派的特征。帕加马城的卫城是利用自然条件修建纪念性建筑群的辉煌范例。宙斯祭坛上纪念性的浮雕所表现的力与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杰作和纪念性雕塑的典范。
总之，上述希腊化王国的共通之处是：政体上都沿袭当地专制君主旧制；国王是王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王国官员、商人等都是精通希腊文明的希腊人；王国最后都是被罗马所灭。这样，吸收了东方文明的希腊文明被希腊化国家带到了殖民地，出现了东西方文明的再次融合，而这些文明成果最后都被罗马吸收，为罗马法治文明的突显奠定了基础。
2.希腊—马其顿的王国与共和城邦混合的政治制度
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群雄角逐，最后由安提柯·贡那特建立了马其顿王国的安提柯王朝（公元前276～公元前168年）。
安提柯王朝实行一种王国与共和城邦混合的政治制度。国王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又不像东方希腊化国家的国王那样是绝对专制君主。对希腊各邦，则要求他们服从马其顿统治，在重要城邦驻扎军队，镇压反马其顿势力，扶持亲马其顿政府，但又允许希腊城邦存在。因此，马其顿和希腊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王国。马其顿国王在马其顿拥有大片土地、矿山和森林，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贵族也通过国王恩赐占有大片地产，部分作为有条件占有，部分作为世袭财产。随着马其顿经济的发展，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马其顿贵族也越来越熟悉希腊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安提柯王朝对外政策主要是与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争夺爱琴海的霸权。
此时处在马其顿控制下的希腊各邦，虽总趋势在走下坡路，但却不愿意失去独立处理自身事务的权力，以个人自由为信念的希腊人始终没有停止反马其顿统治的斗争。反马其顿联盟的核心雅典曾于公元前323年的拉米亚战役中打败过马其顿军队，但第二年又被马其顿打败，由亲马其顿派在雅典建立了寡头政治。此后，雅典疲于内部的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的派别之争而无力再充当反马其顿的中心了。到公元前4世纪末和3世纪初，希腊又兴起了埃陀利亚联盟和阿卡亚联盟等两股反马其顿的主要力量。[82]两个联盟有相似的机构：有一年一次的全盟大会，入盟各邦公民皆可参加，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还有联盟会议、盟军司令官等机构。入盟各邦保持各自的政治制度和自治权；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盟金。埃陀利亚联盟全盛时，曾一度将马其顿势力排斥于希腊西部和帖撒利亚之外。阿卡亚联盟在阿拉图任司令官时，也曾驱逐了阿卡亚联盟在科林斯的驻军。但阿拉图实际倾向保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在下层人民起义反贵族时，他甚至不惜勾结马其顿势力扑灭人民运动，如镇压斯巴达的社会改革。
斯巴达在公元前3世纪时，平等人公社制度已经瓦解，全邦公民仅700人，其中有土地者不足100家。公民沦落，富豪腐化，社会风气败坏，国力衰微。某些上层统治者企图通过改革，恢复昔日制度，重振国力，摆脱危机（如国王阿基斯四世以及克里奥米尼三世先后进行的社会改革），但都因遭到内部阻挠和阿卡亚联盟以及马其顿从外部的联合进攻而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整个希腊被罗马征服。长期统治希腊的马其顿王国，也同时并入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
（三）叙利亚战争与希腊及希腊化时代的结束
希腊化时代各国为了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需要，特别是为了争夺富庶之地的人力和物产资源、重要的商道和市场，长期进行着激烈的军事对抗。仅公元前276年～公元前200年间，马其顿、托勒密、塞琉古三大王国之间就先后爆发过五次大规模战争，因这些战争重点在争夺南叙利亚，故名“叙利亚战争”。
公元前276年爆发的第一次叙利亚战争的主角是托勒密与塞琉古两王国。战争结果是托勒密王国夺取了米利都、腓尼基和奇里乞亚。公元前260年爆发的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主角是马其顿、塞琉古与托勒密王国。战争结果是马其顿夺得海上霸权，塞琉古取得对爱奥尼亚、南叙利亚和奇里乞亚西部的控制权。公元前246年爆发的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主角是托勒密与塞琉古王国。结果是托勒密夺得原属塞琉古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南部地区。公元前219年爆发的第四次叙利亚战争，主角是托勒密王国与塞琉古王国。战争结果是塞琉古王国夺得南叙利亚。但不久叙利亚沿海地区又落入埃及手中。公元前201年爆发的第五次叙利亚战争，主角是塞琉古王国、马其顿王国与埃及。结果托勒密王国失败，马其顿占有原属埃及的爱琴海各岛屿、色雷斯和小亚细亚沿海诸城市；塞琉古王国则占领了南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埃及的国外领地全部丧失，从此走向衰落。
就在希腊化各国混战之时，罗马军队的战鼓声已经传遍东地中海。公元前197年，罗马在希腊北部狗头山一役中击败马其顿，迫使马其顿放弃海外领地，困守本土。公元前190年，罗马在小亚的马革尼西亚又打败塞琉古王国，迫使其退守叙利亚。以后的一个多世纪，希腊化各国相继被罗马征服，从而宣告了古希腊历史和希腊化时代的完结。
三、古希腊城邦文明对古罗马法治文明及西方古代法的影响
（一）古希腊文明的不足及其对古罗马与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
1.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不足
古希腊文明虽有许多其他文明不具有的独特性，但也存在许多不足：如奴隶们受到剥削；虽然奴隶和客籍民（即居留在希腊城邦中的外邦人）构成了居民的大多数，但却未得到任何公民权。另外，希腊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很低，这一点与其他地中海和中东国家的情形一致。而雅典妇女的地位则更低：她们不能拥有财产，也没有政治权利，包括没有选举权、不能担任法官等。丈夫们控制着小孩，这种控制权甚至延伸到杀婴的决定权也都完全在男方。各种公共设施，如法律设施、医疗设施和剧院都不对妇女开放，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准女性参加。主流的剧作家和哲学家都宣扬女性天生地位低下，并警告如果女人得到了太多权力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女性要受人尊重，就必须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伯里克利对寡妇们建议：“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能做到尽量不被男人们提起。”[83]
古希腊文明同样也只能将隔绝妇女的严格规定应用在上层社会的女性身上。家境不富裕的家庭是无法做到让女性终日闲在家中而不抛头露面的，她们不得不出去干活，帮着养家糊口。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看到大家闺秀，但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她们或在作坊做工，或在市场贩货，或在富人家中作女佣、保姆或丫环，以挣钱补贴家用。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书中提到过，由于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妇女走出家门，抛头露面。因此，他总结说，是阶级状况决定了女性生活的实质。
而古希腊文明的上述不足都通过相应的城邦法典加以固定下来，迫使人们去遵守之。
2.古希腊城邦文明对古罗马及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
尽管古希腊文明存在诸多不足，但是瑕不掩瑜，古希腊文明仍对后世产生着极大影响，尤其是古希腊城邦法对罗马法治文明的影响。例如希腊法中包括罗德岛的海商法、雅典的债权法和诉讼法等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原则都曾直接被罗马法借鉴。而希腊法治文明的经典制度通过罗马法的中介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雅典民主制：其一，雅典民主制为西方法律传统提供了自然法思想的基础。希腊思想家们在探讨雅典城邦制时最早提出自然法思想，罗马法学家则全面继承了自然法思想，将其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并以自然法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法学体系。在中世纪后期，自然法思想又成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要武器，成为近代西方法律的思想基础。其二，雅典民主制为西方法律传统奠定了权利本位观念的基础。雅典民主制的核心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行使参政权，也可以放弃这种权利。罗马人则将这种权利本位思想进一步贯彻到私法中，建立了以所有权制度、债权制度以及私权救济为核心的私法体系。这种权利本位观念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争取个人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的重要武器。其三，雅典民主制为西方法律传统奠定了法治基础。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确立了法治传统，而法治的观念却来自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和雅典的民主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法律的绝对权威，对法治有过许多精辟论述。近现代西方国家确立的权力分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合理的诉讼程序等，都离不开古希腊时期即已开始的对法治的追求。最后，雅典“宪法”关于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选举和监督国家公职人员的制度、集体责任制和一人不能连续两次担任同一职务的原则等，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声。
（二）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中的社会和谐思想
1.向往社会和谐的两种文化精神
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总精神，代表着希腊人对社会和谐的渴求。因为该文明包含了两种文化精神：一种是阿波罗式的清明平静的科学哲学精神；一种是狂热而带悲剧意识的阿非克宗教的狄奥尼索斯精神。这两种精神都是向往和谐社会景象的。
诚然希腊本土文化精神并非都是清明平静，甚至更多表现为悲观色彩的，但殖民地科学哲学精神传到希腊本土后，产生了以批判传统文化为主的希腊哲人学派（以苏格拉底为代表），从而导致传统希腊悲情文化的解体。柏拉图哲学富有的超越精神，可谓苏格拉底之死在文化冲突的刺激下，欲综合传统宗教文化精神与以前的自然哲学之产物。即柏拉图是承继苏格拉底的哲学精神，从纯理智的哲学与科学概念走向重人生文化中的价值概念的。
2.与社会和谐紧密相关的政治学
就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内容来看，与社会和谐联系最紧密的是其政治学。它是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导的专门学问。古希腊时期涌现的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成就最大。
柏拉图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是“理念论”。其政治学著作《理想国》原名为Politeia（政体），本无“理想”之意，但书中阐述的是一个理想的城邦，故名。他认为，国家由“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三个等级组成；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生产者的美德是节制。而最好的政体是“哲学王”（具有智慧的哲学家）统治的政体，但这种政体难以实行，因此只能追求属于“第二等好的政体”的民主政体。柏拉图认为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欲的根源，为建设具有美德的城邦生活，全部生活的物质应该由国家供给，并且应该废除家庭，在大家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城邦的高度统一与和谐。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从人性出发探讨国家起源和目的的，其基本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自然不造无用之物，自然赋予每一事物以一定目的，其中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让人们过有道德的优良生活。人类最初由男女、主从两种关系结合为家庭，继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村坊，最后由若干村坊组合为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城邦）高于个人，先于个人。
亚里士多德把政体按照其宗旨及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人数，分为两大类6种。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都属于正宗政体，只照顾统治者利益的政体属于正宗政体的变态。在正宗政体中，一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君主政体，少数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贵族政体，多数人执掌最高治权的称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则相应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他认为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只在特定社会中是理想政体，而最适合一般城邦且易于实行的政体是共和政体。
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是违背城邦性质和人性的。他主张财产私有，但又须避免大富极贫。他反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理论，主张公民轮番执政，但又认为工匠、商贩和农民应排除在公民之外。他还主张实行法治，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全然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因此，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所提供的归纳、比较研究方法以及一系列政治观点，对后世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深远。
3.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对罗马人的影响
尽管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传播令人印象深刻，但它却并未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殖民王国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土著民族也受其影响，但仅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民众仍在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由于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并没有深深扎根于基层民众中，因而它也就不能永久地在其移植地生存。当中世纪的穆斯林征服者到来时，便未费吹灰之力就将存在于中东的孤岛似的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制服了。这便是迄今为止，代表该文明的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的缘故。
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相对缓慢。按理，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希腊文化在该地区应更为持久，但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从而导致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生根速度缓慢。尽管早在公元前6世纪时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是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文明的中心地带时，罗马人才开始感觉到希腊文明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已经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是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主厨。罗马统治阶级上层从这些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中看到了一个新的知识世界的未来。
希腊人给那些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人送青年子女去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接受教育已是一种很普遍现象。在文学方面罗马人刚开始时只是满足于翻译或模仿希腊著作，后来才逐渐转向以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主题的创作。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建筑设计也有很明显的影响。虽然罗马的建筑更为富丽堂皇和规模宏大，但希腊所有的建筑形式（陶立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都被罗马人采用了。因此意大利的城镇也就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出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影响之下的相同景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明据为己有，并对之进行适度改变，然后将其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明的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等不同民族。
4.宗教对罗马的影响
比古希腊城邦法治文明的影响更持久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它们都是在古典时代后期从其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开始向外传播的。基督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传遍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亚洲的大部分认同。这两大宗教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都坚持平等主义，即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大门，不论男女、贫富，也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一视同仁；都强调崇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对信徒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后期和中世纪初期却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并广泛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它在亚洲起到了伟大的文明融合作用，从而使亚洲大陆的文化一体化达到了一种空前绝后的程度。而且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一个宗教信仰和一套道德标准，还有文学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东西也是由僧人在传播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的。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教教义外，还有罗马文明和君士坦丁堡文明，从而展示了这些强有力的“文明联结”对新兴欧洲大陆一致性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中心，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创造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已经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中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等宗教以及与其有关的教派是起源于中东之外，古典时期的中东已经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了。许多存续至今的新思想、新制度，都是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各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