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鼎铭尊象：周代器物艺术的崇文尚实之貌

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发现了一处铜器窖藏，其中有一件方座铜簋利簋（彩图1），价值可谓非同小可。其实，若就其造型、纹饰而言，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侈口，深腹，圈足，有耳。整个器物的装饰繁缛、神秘，几乎看不出与商代的青铜食器有什么区别。然而，铜簋内壁上深深铭刻下的4列32个文字，却确凿无疑地向世人宣布：这一件绝对是周人的器物。因为那上面刻着的文字是：

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师），易（锡）又（有）吏（事）利金，用乍（作）檀公宝彝。

这段话的大意是，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那天早晨，举行了岁祭和贞卜，贞卜的结果是定能战胜昏纣，结果很快便吞掉了商王朝。辛未这天，武王在阑师，赏赐给有司利一些铜（时人称为金），利便用来为已故的檀公做了这件宝器。

寻思文意，有司利之所以得到武王的嘉赏，必定与伐商之事有关，或许就是他负责了这次贞卜的事宜，也未可知。不过有一点是完全可以明了的，有司利获赏铜、制器是在武王伐纣灭殷商之后的第七天，中原大地已经易主为周人的天下，此时、此后的器物制品都要改姓“周”了。

这就是迄今所发现的周人最早的一件铜器，人们根据作器者之名，称它为“利簋”。

与“利簋”的铸造相隔大概三十几天，又有一件同样为方座簋造型的铜器问世了，所不同的只是这件铜簋铸有四耳，器腹、器座四面皆饰着卷尾夔龙纹。这件铜器人称“天亡簋”或“朕簋”。对于该器铸造时日之所以如此肯定，也源自它腹内的铭文，而且有8列78字之多。铭文有“王殷祀于丕显考（称父为考）文王”“乙亥，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等句，联系《逸周书·世俘解》的有关记载，可知这是武王克殷后回到周都，告天献俘（馘）祭祖庙，然后大会东南北三方诸侯时所作。此时距克商已有30天。作器主人天亡参与了这些重大事件，并在战后闭藏兵甲的工作中建有功德（少不得也受到了某种嘉奖），于是就在武王宴享诸侯的飨礼之后，铸成此器，铭刻文字以称扬武王的休美，同时也是要记下自己的荣耀。

就这样，“利簋”和“天亡簋”，以它们绝对可靠的周初作器的“身份”，掀开了周代器物艺术新的一页。

也许是巧合，也许确有某种必然，在这两件铜器身上，恰恰潜含或预示了周代器物即将展开的诸多特征。这两件器物都是铜制，其器型又都是簋器。铜制意味着青铜时代在周人这里仍将延续，考察艺术趣尚的重心仍是青铜制品；簋为食器，食器多于酒器，这已是人们公认的周代特色，或许与周人节酒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件器物身上，都有着纹饰和铭文两个部分，就装饰而言，习惯上仍以绘饰为主，铸于器物的外壁；但作器的目的似乎更重铭文的记载、颂扬、纪念等内容因素，预示着随着周人制礼作乐的全面展开，一种迥然不同于殷商神秘主义的理性、典雅、崇文尚实的器物世界的悄然降临。

当然，“利簋”“天亡簋”还远不是周代器物艺术的代表作，毕竟当时周人的历史才刚刚起步，所有制礼作乐的典章制度，还须在周人统治得到巩固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而且，与歌乐舞蹈、礼节仪式、服御佩带等推而行之的规范化略有不同，周代器物造型艺术所受到的礼乐熏陶和浸染，多是在不经意中无声地、悄悄地变化着的，也就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方能见出周人本色。

不过这种周人本色，又是在“利簋”“天亡簋”都已经包含着的纹饰和铭文两个方面，分别向趋简和趋繁演化的过程中形成的。